近50年《聊斋志异》在日本的传播和研究

二战以后的50年里,《聊斋志异》在日本的传播和研究获得新的巨大发展。表现在翻译方面,不但数量大大超过此前,尤其有以各种版本的《聊斋志异》为底本的译作先后问世。其次是改编的成绩前所未有,不但各种文艺形式都有,而且对日本文学产生了积极影响。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对蒲松龄及其著作(主要是《聊斋志异》)的研究得到了长足发展,并且持续近半个世纪之久,涌现出一批出色的硕儒新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聊斋志异》中的道教方术例说

道教思想最早来源于先秦时期老庄的道家哲学,经汉代道教天师张道陵创建教团形式而发展成为道教。道教人士在寻“道”的道路上用各种方术不断修炼,以期得道成仙进而长生不死、济世救人。在《聊斋志异》的诸多故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道教思想及其各种道教方术的影子。

渲染女鬼的悲伤——《聊斋志异·缢鬼》的设置和叙事手法

《缢鬼》的设置和叙事手法在《聊斋志异》中极具特色。《缢鬼》设置了时间和空间的割裂与重合,利用光线制造了鬼魂的存在。作者对女鬼的行为巨细靡遗地描述,缓缓道来的笔法,呈现出疏离和冷淡,这样的叙事手法,消解了女鬼的可怕,把女鬼的巨大哀伤渲染出来。死亡的真相,淹没在女鬼的沉默中,勾起了读者对存在、命运及女性的反思。

译者眼中的中国女性形象:以蒲松龄《聊斋志异》英译为例

本文讨论了蒲松龄《聊斋志异》英译中的中国传统女性形象。《聊斋志异》因生动活泼地描述年轻男性文人与美丽的女妖、神仙和女鬼之间的爱情故事而闻名。这些女性神怪人物在蒲松龄笔下经常是美丽、善良、服从、忠诚和被动的形象。这些特征从儒家的角度反映了中国传统女性的价值观和形象。在贝勒和莱尔森(Beller&Leerseen,2007)看来,意象形态反映的是"其他国家和人民的起源和特征",这些描述经常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体现。之前对《聊斋志异》英语翻译的研究也涉及意象形态的翻译(例如,Dong&Hu,2013;Chen,2014),但他们皆未考虑影响译者在其翻译中重建原始意象的社会文化因素。然而,当重新制定原始文本意象时,译者的行为往往受到其身处的某特定时期的社会影响,而这些因素不应在意象学研究中受到忽略。本文研究《聊斋志异》的两个英文译本,分别是翟理斯(Herbert Giles)的《聊斋志异》(1880/2010)和闵福德(John Minford)的《聊斋志异》(2006)。本文探讨了这两位译者如何重演《聊斋志异》中描写的中国传统女性的形象叙事,通过研究两位译者的社会语境来讨论西方的这些形象转变。本文重点探讨通过翻译塑造形象过程中的社会学因素,希望对意象学的研究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