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飞区合法性问题的理论解析

2011年利比亚战争爆发后,禁飞区这种国际人道主义干预形式再度引起人们的热议。这种干涉形式本身不符合《联合国宪章》精神和国际法准则,特别是与国家主权原则格格不入,在法理上的合法性是有问题的。中国无法赞同和支持这种国际干预形式,但又不愿单独承担与西方对抗的成本,于是在安理会表决时屡屡投弃权票。弃权原本是一种"不赞成"票,但在安理会的议事规则中被视为"同意"票,在事实上成了一种"不情愿的同意"。中国的这种立场为安理会通过涉禁飞区决议开了绿灯,从而使这种干预形式获得了法律程序上的合法性。程序上的合法性会对法理上的合法性产生拉动作用,进而使这种干预形式获得更多的国际支持,对中国在禁飞区问题上的立场和外交构成更大的压力。

从利比亚战争看引进装备维修保障

针对引进装备维修保障问题,从利比亚战争中利方引进装备维修保障现状入手,分析其在国际武器贸易关系变化、维修保障主动权和自主保障能力生成3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对我军引进装备维修保障问题进行反思,提出对策建议。

试析利比亚战后的国家重建与政治发展

2011年2月,利比亚爆发国内战争,后因西方多国对其实施军事干预而演化为颜色革命。其战后至今,国家重建未获成功,逐渐陷于政权分裂、经济困顿和社会动荡,长期成为其所在区域和邻近区域的安全毒瘤。其战后政权为维持统治纷纷争取外部力量的支持,而这些干预力量各为私利,不仅无助于利比亚实现和解与稳定,反而使之乱局不断加剧。2021年以来,在联合国的斡旋下,利比亚再次建立起统一行政机构,重新开启政治过渡进程。国家经历十年动荡后,民心趋稳,对立派别趋和,国家走向稳定和统一。然而,十年动荡使其国力大伤,外部干预仍然持续,其未来的发展之路仍然受到多方面的挑战。

利比亚战后中利石油合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利比亚石油资源丰富,石油探明储量为464×108bbl,位居非洲第一位,生产的石油主要用于出口。中利石油合作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已形成以石油工程服务为主、石油贸易与区块勘探开发合作逐渐起步的局面。随着战后利比亚新政权的建立,中利石油合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存,但挑战大于机遇。中非传统友好关系和中非经贸合作的深入发展为中利石油合作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雄厚的资金和成本优势是中国石油企业参与利比亚石油生产的竞争优势。利比亚石油生产短期内难以恢复、来自西方国家的竞争加剧以及利比亚战争后混乱的国内局势等问题是中利石油合作的不利因素。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利石油合作,建议双方开展一揽子合作,注重帮助利比亚改善基础设施,改善民生;通过联合参股方式,加强与当地石油企业、欧美石油公司的合作;在利比亚重建过程中发挥中国技术和人力资源成本低廉等优势;加强对利比亚国内局势的研究和了解,及时提供事态预警。

从利比亚战争看军事斗争装备准备

针对利比亚战争双方军事斗争装备准备特点,运用对比分析方法,从信息系统建设、装备预置、保障手段建设、保障方法改进、战备储备、自主保障能力建设等6个方面分析作战双方装备准备特点,提出对我军军事斗争装备准备的启示。

利比亚战争中的外部干预——基于沙特阿拉伯与卡塔尔的比较分析

利比亚战争是“阿拉伯之春”的具体表现,引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的外部干预。外交政策转变是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干预利比亚战争的内在动因,向非洲扩张的战略需求及利比亚特殊的地缘位置则是促使两国干预利比亚战争的外部因素。战争期间,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分别为利比亚相关利益集团提供了不同程度的军事、财政和舆论支持。在利比亚战争中,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的干预轨迹、政治目标、经济控制呈现相似性,但在政策风格、对待宗教政治的态度方面存在差异。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对利比亚战争的干预导致利比亚战后乱局持久化和复杂化,而利比亚政治局势的演变也间接导致两国断交风波,促使两国调整外交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