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身监禁的法律定位与司法适用

终身监禁是依附于死刑缓期执行制度、无期徒刑执行制度存在的特殊刑罚措施,是介于死刑立即执行与纯粹死刑缓期执行之间的中间刑罚,兼顾着废除死刑和限制死刑替代措施的双重功能。其适用对象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偏重,单纯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偏轻,适用终身监禁罚当其罪的贪污受贿犯罪人。终身监禁可以溯及原本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贪污受贿犯罪。被决定适用终身监禁者有重大立功表现而减为有期徒刑后,应依法执行有期徒刑,不执行或不再执行终身监禁。

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最新刑事立法的衔接

近年,我国政府惩治腐败取得明显成效,刑事立法也及时跟进,具体表现为:完善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加大对行贿罪的处罚力度,增设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规定重特大贪污贿赂犯罪之死缓犯的终身监禁制度等。惩治贪污贿赂犯罪不仅需要国内立法的及时调整,也需要借鉴国外的成熟做法和成功经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国际社会惩治腐败犯罪最为完整和全面的国际法律文件。研究该公约与我国刑事立法的衔接问题,对我国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审慎适用死刑立即执行,适度扩大终身监禁的适用范围,构建公职人员廉洁信息和情报监督制度,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协作。

减刑、假释适用比例失衡的成因与立法应对

目前,学术界、实务界对减刑的弊端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反思,基本上就限制减刑、扩大假释达成共识,但缺乏从理论根基上对其成因进行深入探讨,就事论事居多。减刑弊端存在最为根本的原因,是减刑、假释制度设计本身存在问题,即在制度设计上,减刑、假释两者适用标准有一部分交叉竞合,而两者竞合的部分被减刑抢先适用,减刑适用数量巨大,使得后面剩下来可以适用假释的空间被大大压缩。应当正确理解我国刑法中减刑和假释各自不同的法律定性,假释属于典型的监禁刑替代措施,而减刑则具有赦免性质。应当将我国现行减刑制度中不适合作为赦免方式处理的内容排除出去,纳入假释调整的范围,减刑仅适用于“犯人有立功表现”,使减刑适用范围大为压缩。

贪污、受贿罪终身监禁的司法适用问题

我国刑法第383条第4款规定的终身监禁不是死缓或无期徒刑的执行方式,而是死刑立即执行的替代措施,是与刑法总则规定的普通死缓相并列的特别死缓制度,两者的适用条件和法律后果各不相同。对于本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但被判处死缓同时决定终身监禁的犯罪分子,即使其在死缓执行期间有重大立功表现,也不得减为有期徒刑25年,而仍应减为无期徒刑并且禁止减刑、假释,至于在终身监禁期间有重大立功表现的,自然也不得减刑、假释。由于终身监禁替代的是死刑立即执行,因此对于刑法增设终身监禁之前发生的贪污罪受贿罪判处终身监禁,并不违反从旧兼从轻原则。

我国无期徒刑制度改革探析

无期徒刑因不需要剥夺犯罪人生命即可永久剥夺其犯罪能力的特点而比死刑有着公认的优势。但在实际执行中,由于减刑、假释标准宽泛而使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人实施终身监禁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大大削弱了刑罚的严肃性及权威性,并使人们对无期徒刑丧失了应有的信赖感与认同感。对此,我们可以根据犯罪人案件性质、犯罪后果、判决确定之日的年龄、有无劳动能力、悔改表现等因素来分别适用不同的减刑、假释标准;提高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犯罪分子减为无期徒刑的条件;增加有期徒刑中数罪并罚的最高刑期,限制无期徒刑的适用。

“终身监禁”刑事立法的刑罚精准性研究

对本可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贪污受贿犯罪分子实际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同时决定死缓期满减为无期徒刑后的终身监禁,既不是执行"死刑"之"重",又不是减为可进一步通过减刑、假释使实际服刑期变得相对比较短的一般"无期徒刑"之"轻",既实现了罪责刑均衡,又实现了震慑其他潜在的贪污受贿犯罪分子的一般预防目的,还能够遏制司法腐败实现司法公正,对贪污受贿犯罪行为进行精准的打击。终身监禁单独设在贪污受贿罪里,正是考虑到贪污受贿罪的特点和国家的刑事政策而作出的,不仅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而且在刑罚轻重的"度"上把握到位,体现出刑罚制定和适用的精准性。从刑罚精准性的视角分析,终身监禁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刑罚效益原则,具备刑罚正当化根据。

也论终身监禁规定的法律性质

关于贪污受贿犯罪终身监禁规定的法律性质,学界存在不同看法。代表性的有"中间刑说""与死缓有别的死刑执行方式说"以及"死缓执行方式说"等。深入检视这些观点,会发现它们均未能将终身监禁规定的法律性质准确定位。通过将分则个罪的终身监禁规定加以立法语言的还原性分析,从法条逻辑上讲,终身监禁规定应接续《刑法》总则第50条第2款,成为《刑法》第50条"第3款"之应然内容,本质属于"死缓同时不得减刑、假释"制度。它丰富了死缓法律后果的层次性,是死缓犯面临的最严厉的法律后果。惟有厘清其性质,才能更好地对认识、反思、比较和适用我国终身监禁的规定。

贪污罪、受贿罪终身监禁的合理性质疑——以福柯的规训理论为视角

对贪污罪、受贿罪设置终身监禁、不得减刑或假释这一特殊刑罚措施,某种程度上是对公众焦虑的回应,以满足民众对高压反腐的诉求。不考虑刑事政策方面的考量,终身监禁这一特殊刑罚措施,其合理性值得追问。文章以福柯的规训理论为视角,通过考察监狱的规训运作,分析贪污、受贿罪终身监禁的合理性。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之完善

未成年犯罪人的立法需要进一步完善。应当在我国刑法中规定未成年犯罪人不适用财产刑,应设立未成年犯罪人的前科消灭制度,明确规定未成年犯罪人适用无期徒刑的特殊情形及未成年犯罪人假释的适用对象及实际执行的最少刑期,以便对未成年犯罪人的量刑及执行有明确的依据。

质疑与反思:不得减刑、假释的终身监禁刑的设置与死刑废除的关系探析

尽管《刑法修正案(九)》首次确立的不得减刑、假释的终身监禁制度具有相当程度的威慑力,对之亦不宜扩大适用,更不应成为我国死刑废除的替代刑罚。这是因为:一方面,不得减刑、假释的终身刑发挥其威慑力是以摧残人性的方式实现的。基于对人性的尊重,对人类所享有的平等人权的保护,即便是在废除死刑制度之后,也不应采取带有鲜明泯灭人性、摧残人权特征的刑罚。另一方面,我国现行刑罚结构已经包含了剥夺犯罪人人身自由期限较长的自由刑,其处罚足以达到抗制犯罪人重新犯罪的强度。因此,设置不得减刑、假释的终身监禁刑并非替代死刑的良方,对之应审慎适用。

强制出庭作证例外之解释

刑事诉讼法第60、188条配偶、父母、子女作证却可以免于强制出庭的规定在实践中是由证人选择是否出庭,无法实现立法意图,现有的解释亦不能提供可操作的方法。症结在于受西方亲属免证权的影响将选择权给予了证人。本文通过对域外亲属免证权的历史和现有规定的研究得出亲属免证权不可以影响被告人的对质权。我国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将特定证人出庭作证的选择权交给被告方能妥帖实现立法意图。

贪贿犯罪终身监禁适用下死缓虚置问题研究

终身监禁的设置是为了弥补死刑立即执行与死缓之间的空挡,通过对贪贿犯罪中死缓适用的变化量实证分析发现,终身监禁并没有弥补空挡,反而是普通死缓适用虚置的原因之一;同时发现终身监禁适用的数额跨度过大,无期徒刑与普通死缓的数额适用区间存在重合,普通死缓的数额适用空间被压缩,其原因在于立法与司法解释没有明确死缓与终身监禁的适用标准界限。通过厘清《刑法》第383条与《解释》第4条的逻辑与内涵,扩大贪贿犯罪中死缓适用的数额区间,量化"特别重大损失"从而可以解决贪贿犯罪终身监禁适用下死缓虚置的问题。

“终身监禁”制度司法适用问题探究

《刑法》修正案(九)设立了不可减刑、不可假释的"终身监禁"制度。该制度是针对因重大贪污、受贿犯罪而被判处死缓执行两年期满后——减为无期徒刑的特定罪犯的一种刑罚执行方式。"终身监禁"作为无期徒刑的执行刑种,被理论界看作是死刑执行方式替代,是部分学者主张"全面废除死刑"和部分学者坚决反对"全面废除死刑"争议的折衷和过渡。然而该制度基于刑法适用考量却违背"罪责刑相适用"和"从旧兼从轻"的基本原则。如何在践行法治背景下准确适用该刑种,再犯新罪或发现漏罪如何叠加适用刑期及刑罚适用不被限缩或扩张,仍是当下所面临而未能有效跳出的适用困境。

论我国终身监禁的性质定位与功能完善

我国刑法中的终身监禁,既不属于中间刑罚,也不属于保安处分;既非死缓执行方式,更非死刑立即执行之替代刑。终身监禁适用前提是死刑减为无期徒刑。我国的终身监禁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无期徒刑,它是针对特定罪名死刑减为无期徒刑后不得减刑、假释的特殊规定,是针对特定犯罪的特殊措施。为充分发挥终身监禁的积极效用,应当适度扩大此规定的适用范围,如危害国家安全类犯罪、危害公安安全类犯罪以及严重侵害他人生命的暴力性犯罪等。终身监禁适用条件限制为严重社会危害性的暴力犯罪,适用于应被判处死刑、死缓二年执行期满减为无期徒刑的犯罪人,并且以刑罚预防功能难以奏效为必要。从人道主义考量和终身监禁执行效果出发,我国终身监禁应转变为采用可得假释的终身监禁。

我国终身监禁制度的争议辨析

终身监禁是刑法修正案(九)针对重特大贪污、受贿犯罪单独增设的一项新规定,禁止某些重特大贪污受贿犯罪分子在死缓变更为无期徒刑后减刑、假释等。在我国逐步减少死刑适用的实践中,终身监禁带有一些试探性色彩。对于终身监禁制度性质、功能、价值等方面的争议,笔者认为,终身监禁是死缓适用的一种情形,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制度的出台具有其时代价值和制度价值。需要不断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以促进终身监禁制度的渐进完善。

关于终身监禁入刑的批判性思考

终身监禁是依附于死刑缓期执行制度、无期徒刑执行制度存在的特殊刑罚措施,是一种中间刑罚。终身监禁入刑虽然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但是其自身也具有无法克服的缺陷,如缺乏特殊预防的效果、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侵犯人格尊严等。最后,文章赞同将无期徒刑改良主义的理论,从而既可以解决贪贿犯罪执行中的问题,又可以破除终身监禁与法律规定、相关理论的"不兼容"。

我国刑法中终身监禁的合宪性改进

国内外均有不少刑法学者从尊重人格尊严、准确理解比例原则出发,对终身监禁是否具有合宪性提出质疑。但是,即便对“牢底坐穿”的绝对型终身监禁,理论上也应该认为其比死刑更为轻缓,制度设计背后有一定的合理性考量,不宜认定其违宪;从国外的宪法实践看,也肯定这类处罚措施的合宪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所规定的仅适用于贪污、受贿犯罪死缓犯的终身监禁,虽然禁止减刑、假释,但不能轻易得出其违宪的结论。当然,这一具有总体合宪性的规定还存在改进空间。为此,应当寻求刑罚与宪法价值的协调性,从刑法规定体系化的角度对目前的终身监禁规定进行适度调整。未来修改刑法时,不宜在总则中规定终身监禁,而应当继续将终身监禁限定在极其狭小的适用范围,且应该删除“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中“不得假释”的表述,仅保留不得减刑的内容,允许对已实际服刑26年以上的罪犯予以假释。对死缓犯终身监禁不得减刑,与我国刑法第50条第2款对死缓犯限制减刑的规定相对应,可以确保终身监禁比限制减刑所对应的刑事政策更为严厉,去除终身监禁的绝对化色彩。

死刑立即执行替代措施的实践与反思

死刑立即执行替代措施,是限制死刑立即执行适用的一种立法选择。充分发挥现行刑法中这类措施的作用,对于大幅度减少死刑立即执行适用具有重要意义。现行刑法中死刑立即执行替代措施就是死刑缓期执行,包括一般死缓、限制减刑型死缓以及终身监禁型死缓。这为目前限制死刑立即执行适用提供了充分的法律资源。不过,限制减刑型死缓和终身监禁型死缓的适用,会导致罪犯实际服刑时间过长,进而会造成一定的人权保障方面的争议和刑罚执行上的难题。有鉴于此,在既有法律框架内,应在制度上进一步完善,使相关规范适用形成合比例性的"阶梯",在积极减少死刑立即执行的同时,尽可能避免负效果的出现。

贪污、受贿犯罪终身监禁规定妥当性反思

贪污、受贿犯罪终身监禁的规定，与刑法整体性结构不相协调，不符合法律融贯性理念。不得减刑、假释的终身监禁，堵塞了国家与罪犯沟通、对话之路，不符合刑罚沟通主义理念。终身监禁规定有刑罚民粹主义立法倾向之虞，值得警惕。

论终身监禁的风险与规避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在我国首次确立了终身监禁制度。这符合我国目前生产力发展状况和社会形势,兼顾了少杀、慎杀政策和严厉打击贪污贿赂犯罪的需要,有其必要性和历史必然性。但是,作为一种新制度,终身监禁从法律规范本身到适用过程均存在一定问题,如自由裁量、结构逻辑和适用逻辑方面的风险,同时其与我国刑罚的目的也存在一定冲突。解决上述问题,应当建构更为严密、精细的法律规则,提升法官的职业素养和研判能力;将终身监禁作为独立刑种或者修改为死刑缓期三年执行、终身监禁。终身监禁的适用应当平衡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的关系。对适用终身监禁的罪犯应当分类管理,建立特殊奖惩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