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员工持股计划与公司违规:监督者抑或合谋者

以我国员工持股计划重启为背景,以2011—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验证员工持股计划对公司违规的影响。结果显示,员工持股计划降低了公司违规概率与频率。机制检验发现,员工持股计划一方面通过促进中小股东投票与委派董事涉入公司内部治理,另一方面通过信息传递提升独立董事履职效率并增加分析师跟踪。进一步地,区分违规类型后发现,员工持股计划的抑制作用主要存在于信息披露违规与一般违规;区分员工持股计划方案后发现,员工持股规模高、锁定期长、高购买折价、无杠杆、无控股股东担保或兜底、无业绩条件的员工持股计划对公司违规的抑制更显著。经济后果分析发现,员工持股计划对公司违规的监督能够抑制股价崩盘风险。研究结论从公司违规角度验证了员工持股计划的监督者角色,为我国员工持股计划实施效果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新《公司法》若干重要问题解读(笔谈)

新《公司法》修订所涉及的内容非常丰富,修订内容包括公司登记制度、股东出资责任、公司治理制度、公司资本制度、控股股东义务、董监高信义义务等方面。赵旭东教授指出,本次《公司法》修订在公司登记与信息公示制度、股东出资责任和法律后果、公司资本制度、公司治理制度、股东权益保护和控股股东义务这五个关键领域实现了重大突破和创新。周林彬教授集中解析了“国家出资公司组织机构的特别规定”一章,认为新《公司法》的亮点之一是通过新设这一章积极回应了我国国有企业治理的“本土实践”与“中国问题”,给出新时期国有企业治理的“中国方案”,推进了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治理制度的设计,重塑了国有企业的规范体系。刘凯湘教授对本次《公司法》修订中与公司资本制度相关的若干条文展开解析,包括限期认缴制、新增有限公司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制度、股东违反出资义务的责任承担规则、董事会的催缴出资义务、股东失权制度、董监高对股东抽逃出资的连带责任、类别股的规定、授权资本制等。赵万一教授深入探讨了这次《公司法》修改的主要特点,认为新《公司法》既坚持了其商法属性,同时又充分考虑了《民法典》的既有制度内容,适当兼顾了与《民法典》之间的制度衔接关系,从而既为科学解决民法与商法的关系提供了理念和制度支持,也为中国式法律制度体系的创建提供了完美的立法实践样本。周友苏教授深入解析了新《公司法》在完善股东出资制度方面增加的股东出资缴纳、股东出资“加速到期”、股东失权、股东出资责任这四条新规定,认为新《公司法》在完善股东出资制度方面增加的这些新规定,积极回应了我国自2013年以来公司数量大幅增长所带来的股东盲目认缴、天价认缴、期限过长的现象突出,损害债权人利益的纠纷案件呈明显上升态势等问题,极大地强化了保护债权人的力度。李建伟教授深入解析了《公司法》修订中与法定代表人制度相关的若干条文,认为新《公司法》关于法定代表人的规定较之以往更加体系化,并有望基本解决困扰公司实践许多年的诸多难题,但其中亦存在不完全规范的问题。

基础研究对中国上市公司技术创新的作用研究

企业在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中具有重要作用。从企业视角研究基础研究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有助于理解企业参与基础研究的重要性,掌握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规律,制定有效的科技创新政策。本文从科学关联度、专利引文时滞、科学循环周期、学科多样性等角度构建分析指标,并以上市公司为例展开实证分析。研究发现:①上市公司技术创新对基础研究成果的吸收较少;②领域内龙头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强,基础研究的支撑作用显著;③科学关联度越高的产业领域,基础研究成果向技术创新转化的速度越慢;④基础研究向技术创新传递知识的速度逐渐加快;⑤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的学科多样性高于其他传统产业领域。

新《公司法》背景下的审计委员会研究:综述与展望

审计委员会是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关键部门,其履职效能广受关注。新修订的《公司法》实现了审计委员会的职能入法,弥补了审计委员会履职依据在顶层制度方面的缺失,为审计委员会研究赋予了新的研究背景。本文以企业审计委员会相关研究文献为分析对象,通过构建审计委员会特征与治理功能的二维框架来整合已有研究,结果发现: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检验审计委员会个人与群体特征能否实现预期治理功能,对预期外治理功能的探索不足;关系网络与兼任、独立董事视角与透明度研究等新兴研究视角普遍落脚于信息披露,落脚于内部控制与外部审计的研究不足。此外,本文还围绕审计委员会成员面临的关系约束与履职困境、多个会计专家的聘用动机与审计委员会中独立董事的咨询职能进行研究展望。

《公司法》修改中治理制度的创新、不足及完善

组织设置不合理、权责配置失当、股东行权保障不足、信义义务内容过于抽象是引发我国公司治理实践出现诸多问题的症结所在。在《公司法》修改中,三份草案和修订案都赋予章程设定除股东会及董事会之外的其他公司组织的自主权。新法通过降低股东临时提案权行使门槛、优化知情权行使规则、细化信义义务内容等方式力保股东权行使顺畅。但优化后的公司治理制度仍然存在不足:审计委员会的职能内容、人员构成及保障独立性的手段不合理或缺失,股东提案审查、持股期限要求及救济途径不够具体,针对董事和控股股东的责任规则亟待完善。立法应明确审计委员会的监督职能,区分其与监事会的责权界限;规定股东会召集人作为提案审查主体,增设事前救济机制作为股东行权保障;确认控股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的实质地位,并实行职权代行制度;还应通过立法强化控股股东的行权规范。

我国农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对财务绩效影响研究

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农业上市公司良好的绩效水平对产业结构调整具有一定导向作用,而资本结构既影响企业的财务绩效,也影响农业企业价值的提升。文章以资本结构为切入点,研究我国农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选取农业上市公司2017—2022年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建立评价我国农业上市公司财务绩效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以揭示其资本结构与财务绩效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农业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与财务绩效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流动负债率与财务绩效之间呈线性负相关关系但不显著,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财务绩效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优化农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提高企业财务绩效的相关建议。

我国金融控股公司开展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必要性及其构想研究

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历程,我国金融控股公司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都取得了空前发展,其对金融体系的影响也日趋加深。2020年,为规范金融控股公司健康发展,国务院印发《关于实施金融控股公司准入管理的决定》正式确立了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规则。2022年3月,中信金融控股公司和北京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我国首批持牌经营的金融控股公司,自此金融控股公司作为金融业综合经营的重要形式正式进入金融监管主体名库。长久以来,理论界与实务界对金融控股公司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资本充足率等经营风险,对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则较少论述。本文从利益相关者角度出发,提出我国金融控股公司开展消保工作的必要性,并就现行制度下,如何从公司治理层面规范金融控股公司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进行构想。

基于机器学习的上市公司审计风险识别

审计风险的准确识别有助于提高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规范上市公司行为,对于促进资本市场健康运行至关重要。因此,本文提出了一种机器学习框架,主要由因变量增强、自变量筛选和LightGBM模型训练三部分组成,以准确识别上市公司的审计风险水平。通过利用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05—2019年的28918个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本文所提出的机器学习框架在高审计风险样本中的识别准确性达到94%,显著优于传统的审计风险识别方法,并且发现真实盈余管理、市场化程度、会计稳健性、预付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占总资产的比重、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等变量对于准确识别审计风险起到重要作用。

CEO变更是降低股价崩盘风险的“灵药”吗?——基于财务困境公司的实证研究

结合财务困境的特殊背景,从CEO的角度探讨2007—2020年我国财务困境公司CEO变更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财务困境公司的CEO变更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将CEO变更分为正常变更和非正常变更后发现,这种负相关关系在非正常变更的情况下更为显著。机制检验显示,CEO变更能够降低财务困境公司的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进而作用于股价崩盘风险。进一步分析发现,CEO变更和非正常变更对股价崩盘风险的降低效应仅在非国有公司、股权制衡度较高以及外部审计质量较低的情况下存在,而正常变更的降低效应却在国有公司更加显著。

商业银行设立理财子公司能够实现风险隔离吗?

本文以中国商业银行设立理财子公司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8—2021年84家银行的季度财务数据,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DID)考察商业银行设立理财子公司的风险隔离效应。研究发现:设立理财子公司显著降低了母公司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能够实现理财业务与其他业务的风险隔离,且设立时间越长,风险隔离效应越显著。异质性检验和机制分析表明,这种风险隔离效应在城商行与农商行中最弱;“去嵌套、降杠杆”和“去池化、缓错配”是实现风险隔离的主要机制。对母公司商业银行和理财子公司并表的进一步分析发现,设立理财子公司不能降低银行控股集团的整体风险承担,仅能实现风险隔离。这些研究发现对于完善商业银行内部控制和外部监管具有重要启示。

中国公司监事义务的独立证成与法律实现

中国对公司监事义务的安排历来具有非独立性的表征,不仅立法对监事义务和董事义务长期坚持同质假定的立场,监事义务条款在司法实践中也呈现出附随启用的现象。而公司监事义务与董事义务的一贯混同,客观上轻视了监事与董事之间的角色差异,模糊了信义义务的适用场域,也一定程度上造就了监事制度弱效的实践窘境。实质上,中国的公司监事并非公司法信义义务的适格受托人,其并不满足承担信义义务的特定条件。而公司监事义务的独立能够充分发挥义务的强制属性和行为内容的具体指引作用,且监事义务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也使得公司监事义务具有独立的可能。因此,为助益公司监事制度运行的有效实现,监事义务的制度配套适宜采取独立的规范模式、实质内容以及适用方式。

公司战略定位与年报语调管理

文章选取2003—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使用文本分析方法实证检验了公司战略定位对年报语调管理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战略定位越激进,管理层在年报中的净积极语调越多,表现出的异常积极语调也越多,这说明实施激进战略公司的管理层更可能操纵年报语调,这一关系在稳健性检验及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融资需求和融资约束是公司战略定位影响年报语调管理的内在机制。横截面分析结果表明,在CEO学历越低、代理问题越严重以及分析师关注度越低的样本中,公司战略定位与年报语调管理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越显著。文章将管理学中的战略理论与信息披露行为相结合,不仅丰富了两个领域的相关研究,而且对监管层和投资者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上市公司ESG报告“漂绿”行为治理

“双碳”目标提出以来,社会各界对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绿色转型发展的关切与日俱增,但是上市公司ESG报告的披露质量良莠不齐,“漂绿”问题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极不和谐的音符。文章首先介绍了影响上市公司“漂绿”ESG报告的内外部因素,再结合我国ESG信息披露的要求和治理现状,从公司内部治理的角度出发,提出将党组织融入公司治理体系、贯彻“高层承诺原则”、加强董事会能力建设、强化监事会权责、培养绿色诚信的公司文化、主动披露ESG鉴证报告等治理措施。从公司内部治理角度加强对“漂绿”的研究和治理,完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有助于从长远提高公司环境和经济绩效、提高ESG报告的质量。

明星分析师关注、企业投资行为与公司价值

企业投资行为对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双循环”国家战略实施发挥重要作用。通过手工搜集2016—2021年明星分析师研究报告数据,研究明星分析师对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明星分析师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增强股票流动性、解读研发行为,促进企业投资行为,而且明星分析师在管理层持股比例较低、大股东持股比例低、成长性水平较低、公司透明度较低的样本中,结果更加显著,体现其较好的专业胜任能力。进一步分析发现,明星分析师能够解读不同盈利分组的投资行为,不存在明显的选择性偏好;与没有明星分析师跟踪的样本相比,明星分析师跟踪对投资行为具有更强的影响;明星分析师通过正向解读投资行为途径,对公司价值挖掘,发挥积极作用。研究结论对发挥明星分析师信息中介作用,优化投资结构与提升投资绩效,提供经验参考。

财务公司内部控制体系优化模型构建与运用——基于三层架构视角

近年来,财务公司违规以及因集团公司暴雷牵连财务公司的危机事件频繁爆发。不断优化内部控制体系是财务公司稳定发展的重要命题。由于财务公司特殊的业务特点和风险特征,内部控制体系不仅受到内部控制具体环节实施情况的影响,还受到内部环境以及外部监管和金融环境、所属集团公司管控要求和产业环境的影响,这就要求财务公司需及时根据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和优化自身的内部控制体系。如何优化财务公司的内部控制体系是实操中企业所经常所面临的管理难点。文章以某财务公司为例,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构建了基于三层架构的内部控制优化体系模型,并依据该模型对某财务公司的内部控制体系进行了完善。

隐性契约——董事长和总经理老乡关系如何影响公司创新?

老乡关系普遍存在于中国上市公司高管团队内部,通过影响人际交往中的互动原则,以一种非正式契约形式作用于公司战略决策,但对其影响机制研究仅停留在基于信任和规范角度的理论探索和推理层面。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和关系交换理论,以董事长—总经理老乡关系为切入点,探讨董事长与总经理老乡关系对公司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董事长—总经理老乡关系正向影响公司创新;任期重叠作为一种内部资本,在董事长—总经理老乡关系对公司创新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环境不确定性负向调节董事长—总经理老乡关系对公司创新的影响。研究剖析了中国独特的“同乡抱团”文化现象背后的公司治理效应,提出的董事长和总经理老乡关系影响公司创新的理论模型,是对非正式关系影响机理研究与创新前因研究的有益补充,也为公司利益相关者各方洞悉我国独特的“关系型社会”制度背景对公司治理的规制作用提供新的实证依据。

国有上市公司ST宜化盈余管理行为研究

被证交所实施风险警示的公司,短期内很难实现扭亏为盈,往往采用盈余管理的方式避免退市。ST宜化是地方国有资产管理的重点化工企业之一,通过对其财务报表进行研究,分析其盈余管理的手段、条件以及影响。研究发现:盈余管理行为虽然在短期内起到减小亏损的作用,但并不能从本质上改善企业的实际经营能力。对于化工行业来说,其周期性是难以预料的,景气周期持续的时间也是难以判断的,ST宜化通过盈余管理手段实现财务报表层面的业绩提升,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自救”成功。文章针对盈余管理行为引起的经济后果分别对公司所属行业、会计制度、外部监管机制及投资者提出相应建议。

上市公司设立产业并购基金的价值影响分析--以爱尔眼科产业并购基金为例

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不断寻求新的突破,为实现扩大企业规模、提高效率、降低风险等目标,形成了适合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产业并购基金模式--“上市公司+PE”并购基金。该模式的并购基金能否为企业提供利好、提升企业价值有待进一步研究。文章以爱尔眼科为案例,通过事件研究法分析设立产业并购基金的窗口期内爱尔眼科的股价变动情况,并运用因子分析法对爱尔眼科设立产业并购基金前后的各项财务指标进行计算。根据分析得出相关结论:爱尔眼科设立产业并购基金,可以提升其一段时间内的短期价值,对其财务水平上的长期价值也有显著提升作用。

地区空气污染的“压力”与企业绿色转型的“动力”——基于城市PM2.5和公司并购的实证发现

地区空气污染会影响域内各类市场主体行为,包括微观企业决策。碳达峰、碳中和的提出要求各地加强空气污染治理,推动企业绿色转型,而绿色并购是企业绿色转型的重要方式。利用2013—2018年我国A股上市的污染企业发起的并购为样本,并手动搜集整理确定绿色并购样本,实证研究地区空气污染对域内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地区空气污染加剧会提升域内污染企业绿色并购的意愿。在此基础上,通过并购前后企业信息披露质量和社会责任承担变化,研究发现地区空气污染加剧下的企业绿色转型并非源于自主绿色转型发展的内生“动力”,更多是外部“压力”下的“工具主义”行为。从影响路径来看,地区空气污染引致的压力会通过行业竞争和融资约束这两个途径影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的“动力”。最后,异质性检验发现在市场化程度高和非国有企业样本,地区空气污染加剧对企业绿色并购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初创类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透析——以瑞维安公司为例

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评价和审计是资本市场的基本制度安排,监管部门对初创类首次上市的公司提供程度不等的减轻或豁免披露要求。本文以美国电动汽车生产制造商瑞维安公司为例,讨论该公司在没有法定披露要求的前提下,持续披露该公司在信息技术总体控制中存在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以及公司采取的相关补救措施、注册会计师的审计应对。本文认为瑞维安公司存在的内部控制问题在初创类上市公司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公司对信息技术总体控制的持续改善,加强对职责分工风险的评估和应对,强化对与财务报告编制相关的系统、应用及工具的持续评估和监控等措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