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译小说”的现代阅读及其意义——以民初教育部褒奖小说为例

清末民初,“林译小说”影响很大,其中十几种为民初教育部所褒奖,以利于通俗教育。这十几种褒奖小说为国民所普遍阅读,其中首推《黑奴吁天录》,其“阅读”焦点在于借黑奴悲黄种人,体现出浓厚的启蒙色彩。对三种伦理小说的阅读,反映了读者对传统伦理的重视,尤其是通过西方小说发现中西在人伦上的相通之处,从而更加坚定了维护“伦理”的信念。对四种社会小说的阅读,体现了读者关注下层人民的悲悯情怀,更肯定了西方社会小说与我国古文在叙事技法上惊人的相似之处。对其他几种小说的阅读,各有侧重。对这些褒奖小说的阅读反映了读者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此外,考证与品评、批评这两种广义的“阅读”方式则大力促进了近代翻译小说批评的发展。

晚清林译小说中的儒学传统与“新民”视野

林译小说蕴含着丰富的儒学传统,这是它在当时即能获得广泛传播的主要原因之一。林译小说中的儒学传统大致表现出三种面向:其一,将儒学之“忠”运用在男女之间的情爱上面,表现为女性对另一方的感情之忠;其二,将儒学之“孝”运用在晚辈对长辈的尊敬上面,分别体现为晚辈对长辈的尊重之情、关心之情和照顾之情;其三,将儒学之“礼”运用于人际交往的德行上面,既展示人与人之间交往时的诸种礼仪,也记述人们对诸种礼仪的遵守行为。林译小说并非只是对儒学传统的简单使用,而是以此为媒介,寄寓了对开启民智这一时代主旨的深层考虑。

文明互鉴视阈下林纾的三种身份考读

林纾作为清末民初的文学巨擘,集“文言文捍卫者”“传统文化殉道者”“外国小说译介者”三种身份于一体。作为文言文捍卫者,他在新文化运动中力排众议,用铮铮铁骨竭力捍卫文言文固有的地位,提倡古文与白话文并行,骈散结合、言畅意美。作为传统文化殉道者,他的好义尚侠、家风严谨、学养深厚,凝聚了五千年中华文明传统美德。作为外国小说译介者,他在国运多舛之际,通过大量翻译小说达到警醒国人、救国保种之目的。林纾作品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多元魅力,他是清末民初一位对文化界做出巨大贡献的文化狂生、译界泰斗。他既坚守传统文化的主体地位,又主动翻译西方文学作品,其文明互鉴理念对当代增强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软实力具有划时代的借鉴意义。

林译小说封面设计的时代特色与当代启示

林译小说封面设计蕴含着民国时期设计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与对西方装饰风格的直观表达,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民国时期的政治环境、出版业的兴盛、装帧设计师群体的参与等现实因素,使林译小说封面设计发展成熟并且呈现多元化的风格和手法。采用图文互证法进行挖掘与整理,发现林译小说封面设计具有鲜明的特征:版式结构紧跟潮流,色彩搭配对比和谐,图形设计中西结合,封面字体抒情达意,整体体现了兼容并蓄、参照中西的时代特色。林译小说封面设计对当代中国书籍设计有一定的启示,为设计师提供了借鉴新思路,即要发掘时代审美、提升综合素养、创新工艺技术、不断满足读者的新需求。

论《林兰香》中的死亡叙事

清代长篇世情小说《林兰香》中有多处死亡叙事,这些死亡叙事是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据布局来看,死亡叙事多发生在下半部分,焦点人物正是小说主人公燕梦卿。在作用方面,死亡叙事在刻画人物形象、丰富审美意蕴、增强文化蕴含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林兰香》在世情小说中非常独特,有着突出的感伤色彩,这也得益于小说中的死亡叙事。

《林公案》文体之辨

《林公案》是记叙林则徐的晚清小说。此书虽名为“公案”,也常与其他公案小说合集出版,但其写法独特,与当时流行的侠义公案文学有很大区别。清代侠义公案小说作品众多,以塑造侠客义士为重点,情节多离奇曲折。《林公案》则颠覆了这种写作模式,林则徐不是线索人物,而是实际主人公,书中没有塑造众多的侠客形象,也不以侠客义士为中心展开情节,而是真实描写了林则徐的为官事迹,特别是他在水利、漕务和禁烟上的贡献,表现了林则徐的民本主义思想和爱国主义精神。《林公案》的创新写法和纪实性使其成为清代侠义公案小说的一种变体,应归类为历史演义小说。

林语堂小说中口音叙事的作用

方言口音作为特定地域的文化符号,在林语堂的小说中频繁出现。作为中国语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种方言口音在小说叙事中根据主题的需要,都被赋予了一定的跨文化意义。文章以林语堂小说为例分析方言口音这一地域符号的传承与发展,发现它不仅关联着小说故事情节、人物塑造、环境描写的推进,还渗透着地域偏见、阶层偏见、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等问题。研究表明,它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文化传播意义。

清末民初典型理论嬗变探微

清末民初典型理论的发展按时序可分为起始(1897—1906)、发展(1907—1910)、深化(1911—1917)三个阶段。起始阶段以新小说派的典型理论为主,代表人物是梁启超、严复、夏曾佑等,他们的典型理论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注重典型的社会效用;发展阶段以小说林派的典型理论为主,代表人物是徐念慈、黄人,他们注意到了典型的审美特性,对形象内涵和典型塑造提出了许多精彩的见解;深化阶段以综合派的典型理论为主,代表人物是管达如、吕成之,他们系统地阐释了典型的生成过程,揭示了细节传神的根本原因。探索三个阶段典型理论的成就、局限和经验,不仅有利于我们对清末民初典型理论的理解与把握,而且对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典型理论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明清金陵小说中的帝都文化书写——以《儒林外史》为中心

以《儒林外史》为代表的明清金陵小说,常以南京为故事发生的重要地理场景,以南京社会生活、文化风情等为书写内容。明清金陵小说中的南京书写,留下了帝都文化烙印:一是在城市景观和情感层面上,突出了帝都城市特有的山河险峻、宏伟壮丽的“帝都文化气象”,以及超越了个体性的幽怨感伤,站在民族忧患意识的高度,追问帝都文化沉浮;二是在城市制度和文化风尚层面上,突出了祭祀教化、崇尚礼仪的科举文化氛围;三是在城市市民形象层面上,突出了士人云集、儒林风流的士林景象。

论儒家传统与林语堂小说

与五四激进的反传统潮流不同,林语堂以辩证理性的态度以及非二元对立的价值取向对儒家传统做出评判。反映在小说里,具体表现为林语堂对儒家处世传统与人伦传统的继承以及对儒家人性传统的反拨。实际上,作为自由主义者的林语堂与儒家传统始终处于一种富于张力的关系之中,他在继承与发展之间找到平衡点,也因此释放了五四时期被压抑的"多重现代性"而带来了不同的文学景观。

假想的文化守成主义和变形的镜子——论林语堂英语小说

林语堂的英语小说是一种特殊的英语文学。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初衷和作者个人的文化理想以及种种其他因素互相交织,使得小说在思想内容上体现为假想的文化守成主义。小说也相应地成为反映中国妇女形象和生活的一面变形的镜子。

林译小说“思想性误读”根源探析

林纾及林译小说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存在。林译小说在清末民初之所以能成为"畅销书",除了外部的时代社会原因外,最关键的是他出色的译笔和极富林氏特色的"思想性误读"。林译小说中的"思想性误读",根源于他的中西文学相通观及"中体西用"、"以中化西"的矛盾思想。因此,他的这种"思想性误读",与其说是出于林纾营销策略的考虑,莫如说是其文化心理结构的自然显现。

林辰先生年谱

出版家、明清小说研究专家林辰先生曾历任多家出版社编审,虽经尽坎坷困苦,而学术热情与编辑出版的干劲持续不衰。先生五十岁复职,既主持编辑整理出版大量明清小说,进行相关学术研究和创作,同时举办多次明清小说研究会议,扶植中青年研究者、团结国内外同行,成为公认的北方著名出版家和明清小说研究家,为我国明清小说整理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辽宁的文化建设事业贡献卓著。

清末民初文言译本的语言研究价值——以林纾的文言翻译文本为例

林纾的文言翻译作品在清末民初的文言译本中堪称典范,林译语言最主要的特点是崇古而又趋今,具有一定的杂糅性,"异质文言"与"欧化文言"的特质明显。对林译语言面貌及特点的归纳总结可以有助于我们借斑窥豹,促进此期整个文言译本认知体系的建构;抓住其过渡性特征,可以寻找、明确它与现代汉语的关联及一致之处,及其对后者形成与发展的影响。以林译为代表的清末民初文言译本语言研究具有重大的汉语史方面的意义和价值:着眼于文言史,作为其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节点上的代表性语言形式,反映了传统文言最新的发展变化状态及样貌,是完整汉语文言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着眼于现代汉语,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是由典型文言到现代白话的重要通道或桥梁,同时也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特别是书面语)重要的直接来源之一。

林纾抄本小说《明时演义》考述

《明时演义》是林纾在民国期间抄写的一部报章小说合集,现存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属海内外孤本。小说作者、发表刊物均无记载。本文对林纾抄写该小说时的心境及这部小说的内容作了论述,通过考辨指出,其作者应是清末民初报人小说家程道一,该文刊于民国时期的北京报刊。抄本小说《明时演义》对了解当时的报刊文学发展及目前的林纾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论“新月派”作家与伍尔夫的精神契合与文学关联

得天独厚的知识背景与崇尚"优雅"的美学品格,使得"新月派"作家对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情有独钟。其灵魂人物徐志摩以及文学中坚林徽因等均与英国"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精神领袖弗吉尼亚.伍尔夫存在着深刻的精神契合与文学关联。徐志摩是中国文坛评介伍尔夫思想与创作成就的第一人;林徽因不仅在教养、才情上与伍尔夫颇多类似,其小说创作的现代性特征也体现出对伍尔夫式的意识流技巧的借鉴。"新月派"作家与伍尔夫的不解之缘,映照出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进程的一个侧面。

商务印书馆《图书汇报》中的林纾——一种基于文学出版与传播的历史考察

林纾与商务印书馆之间的关系,至少在20世纪10年代到40年代这一时期内,是一种在文化与商业市场双重意义上相辅相成的共生共存关系。这种关系既见证成就了林纾以及"林译小说"在现代翻译史和文学史上的一个传奇,亦成就了商务印书馆以一个作者为中心、通过若干既有商业市场包装促销之意又不失文化水平与行为品格的推销策略而造就一个知名出版品牌的传奇。通过对商务印书馆"图书汇报"以及相关文献的分析考察,不仅可以清晰地把握上述两者之间关系的基本历史面貌,亦可对这种关系的历史文化内涵,产生更为深切的认识与理解。与此同时,作为翻译家的林纾及"林译小说"在近现代语境中地位之变动,与现代知识的传播、现代文学的发展、现代学术体系的生成以及现代图书分类体系的建立,在一个阶段的同步之后,逐渐呈现出反向的互动关系。此类文学与文化现象,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系列"图书汇报"中,不仅有现象式的呈现,而且亦能与林纾及"林译小说"这一时期的现实遭际彼此互证。

林徽因小说创作论

林徽因的小说创作,描绘了特定情景中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命过程,负载着较丰厚的人文内涵;在艺术上追求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融合,体现了实验中国小说文体的热情;她的小说既体现了京派小说的一般风貌,又显示着作者鲜明的文学个性,具有独特的文化品格和审美价值。

“林译小说”与意识形态、出版机构的关系

林译小说作为中国最早的西洋文学经典,其由誉及毁的地位演变,蕴含着微妙的意识形态与出版机构的因素影响。商务印书馆、期刊杂志与新旧阵营对垒中策略的使用,对林译小说经典地位均产生一定的影响。

目的论视阈下林译小说归化策略研究

林纾被誉为"中国翻译文学之父",其对中国翻译文学所作的贡献有目共睹。本文以翻译目的论为视角,从语言、写作方法和文化三个方面探讨了林译小说中使用的归化翻译策略,发现长期以来一直遭评论家们口诛笔伐的林译小说的漏译、误译、增译等现象正是林纾为了达到自己的翻译目的所采用的归化翻译策略所致,因此应充分肯定这种翻译方式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