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王寨南朝墓室惊现“伶伦作律”画像砖之考辨

2023年6—9月间,在湖北襄阳王寨墓地的第三次考古发掘中,惊现一种画面为“一人弹琴、一人听声”的南朝墓室画像砖,其内容疑似千古流传的伯牙与子期的知音故事,考古者遂将其命名为“高山流水”,并付诸多种媒体的报道。本文通过对该画像砖出土的实物和图像的辨识,揭示其画面的真实主题应是发生在5000年前黄帝时期的“伶伦作律”重大乐律事象。这一题材画像砖的惊世现身,拂去了2000多年来一直笼罩在“伶伦作律”文本载说上的神话迷雾,毋容置疑地破解了伶伦“听凤凰之鸣,以别十二律”其实就是“依琴定律”的千古之谜;其于中华乐律五千年文明的实证,堪称意义重大。

“元凶”与“圣相”:简析章炳麟的曾国藩论

章炳麟的曾国藩论,主要包括“元凶”与“圣相”两种截然不同的论点,在清末民初影响广泛。辛亥革命前,基于“革命排满”的立场,章炳麟严厉批判曾国藩身为汉族人却甘当清朝帮凶的行为,是破坏汉民族自尊和自决的罪人,斥之为“元凶”。辛亥革命后,严酷的社会现实促使章炳麟重新思考曾国藩的功业,认为曾国藩是有器识且善于把握时机的英雄,誉之为“圣相”。观点转变的主要原因,是章炳麟对清末民初社会政治的巨大转变的不同回应以及传播和发展民族文化的坚定信念。

再谈《玉台新咏》的撰录者问题

这是章培恒《<玉台新咏>为张丽华所“撰录”考》(《文学评论》2004年第2期)的续篇。该文发表后,引起了较热烈的反应,赞成、反对者均有。文章通过对有关商榷意见的回答,进一步论证了《玉台新咏》并非徐陵所编,而是一位很受皇帝宠爱的妃子所“撰录”。

张宗麟幼儿游戏观研究

张宗麟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著名的幼儿教育家,他毕生从事幼儿教育方面的研究,确立了科学的幼儿教育观,认为幼儿教育应以幼儿活动(游戏)为中心。张宗麟倡导"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揭示幼儿有"好游戏"、"喜欢户外活动"等心理特点,主张游戏为幼儿教育的主要内容和形式,游戏的选择要符合幼儿的自然趋势,并提出教师带儿童做游戏时应遵循14条原则。张宗麟不仅在思想上重视游戏,而且在教育实践中身体力行,在南京鼓楼幼稚园和晓庄乡村幼稚园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游戏实践活动。在贯彻《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及推进体育课程改革的今天,要科学、合理地借鉴并发展张宗麟幼儿游戏的诸多观点,更好地推进幼儿园实施素质教育,全面提高幼儿园教育质量。

蓬安“来苏寨”考论

位于蓬安与广安交界地带的来苏寨,流传着得名于苏轼之来居的说法。事实证明,这个说法是望文生义。来苏寨之名源于《尚书》,"来苏"意为盼望明君来拯救苦难,以获得苏息。如此解读"来苏",并未贬低来苏寨的文化内涵,反而提升了文化底蕴,何况这座山寨在明清之际还承载着区域治乱的历史故事。

论张荫麟的通史编撰理论与方法

张荫麟是一位颇有声望的现代史家,其平生志在通史,曾对通史编撰的重要性、史实的选择、统贯史实的"秩序"以及表述方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其资众手、决一人的编撰组织形式,对史实"笔削"标准的界定,对传统历史观的批判和对符合历史事实的历史理论的探求,以及对历史艺术性表述的重视等,均有独到见解,对编撰通史有启示意义。

会理会议再认识

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红军四渡赤水成功地摆脱了敌人的包围,但这种"只走路不打仗"的战略却在部队中引发了普遍的动摇情绪。出于对红军的高度责任心,林彪向中央写信要求更换前敌指挥,却造成了当时权威地位尚未树立的毛泽东对彭德怀与张闻天的怀疑和猜忌。在当时的革命者团结一致、顾全大局的精神下,会理会议克服了党内、军中的动摇情绪,统一了思想认识,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论当今中国流行音乐的“传统化”趋势

21世纪初的中国大陆和港台流行音乐发展不约而同地呈现出一种"传统化"的趋势,即关注中国和被中国广泛接受的西方传统文化,并将其注入流行音乐的创作中。文章选取中国台湾地区有代表性的周杰伦、林俊杰、S.H.E组合和中国大陆的张靓颖,以他们的代表作品为切入点分析他们的音乐风格,进而分析产生这一"传统化"趋势的原因,同时得出结论:流行音乐将不断挖掘中外传统文化,多种曲风将不断融合并最终形成具有中国传统化特色的流行音乐文化产业。

被遗忘的翻译家--林语堂英文著作汉译者张振玉

林语堂及其著作广为人知,但其背后的译者却少有人关注。张振玉是林语堂英文著作最主要的汉译者之一,他翻译的林语堂作品数量多、影响大。这么重要的一位翻译家却一直被学术界忽视,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介绍了张振玉的生平,梳理他的译作,考察他的翻译观并对他的译作进行评价。

《全宋文》补遗六篇

《全宋文》分别漏收贺霖《高万墓志》、张持《孔子画像碑》、刘觉《大宋解州芮城县太安寿圣寺额记》、梅昌符《明灵公庙碑》、阮升卿《解州闻喜县新修武安王庙记》、刘执中《灵应庙牒记》,今予以辑出加标点以补遗。

徐士林与清初福建汀漳道的社会治理

徐士林任职汀漳道期间,留下了一些断案记录,这些断案记录体现了如下追求:士子应成为社会的仪型,地方上的健讼风气必须得到抑制;对于社会发展中的纠纷的解决务求公正,以确立正确的社会价值导向;对前任断案草率、不公现象,通过周密细致的调查加以纠正,从而树立社会正气等。这些理念和实践都对当地社会治理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信仰支撑的崩坍——刘师培堕落原因再探

对于刘师培叛变的原因,人们已经作了不少分析。信仰支撑的崩坍,是导致刘师培堕落的又一重要原因。这种支撑,既来自理念,也来自力量;这种力量,既来自组织、同志,也来自朋友、亲人。理论上的简单比附、随意多变导致了他的民主共和理念的破灭。卷入同盟会的纷争,导致他远离了团体和同志;彼此间的龃龉,导致他与最亲密的朋友章炳麟、苏曼殊反目;妻子率先叛变,离他而去。信仰的力量支撑也崩坍了,这一切,最终加速了这个名利欲极旺而又好走极端的青年革命家的堕落。

张荫麟的通史理论和实践

张荫麟是近代著名学者 ,在史学方法论和历史哲学上均有建树 ,对于中国通史的编撰提出了独到的理论和认识 ,对通史撰述的意义、笔削的标准、用以组织史料的范畴等问题作出阐发 ,其通史理论的实践———《中国史纲》在体裁形式。

家的意味——张爱玲、林海音婚姻家庭小说比较研究

家庭既是女性作家关注之所在,也是最能展示其创作个性和才华的舞台。当家庭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爱情婚姻成为她们自由言说的存在时,独特的童年感受便不自觉地渗透于文本。张爱玲和林海音的小说都以"家"为聚焦,但落笔却大相异趣:张爱玲刻划了婚姻中女性的扭曲,展示着人性之卑弱;林海音诉说了婚姻中女性的压抑,赞美了人性之善良。然而,在看待人性的弱点和人生的无奈时,两人却有着同样的悲悯。

战斗的女性主义:从张洁到林白

张洁和林白是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二者的创作有着源与流的关系。她们的小说文本反映了女性苦难的生存境遇,抨击了男性霸权文化,是为“战斗的女性主义”。但解构男权文化并不是她们写作的终极目标,之所以坚持鲜明的女性主义立场和文化姿态,是因为女性作为弱势性别,始终未能从社会的进步中真正获救。

永恒的困境——论张爱玲小说中伦理悲剧的哲学内涵

伦理悲剧是指个人与普遍法则规范相冲突所导致的苦难、不幸甚至毁灭,它在张爱玲小说中有一定的反映。张爱玲通过她笔下的伦理悲剧,展示了个体生命的超越性本质以及命运的荒诞、人生的悲哀,人性的不可理喻,从而使其小说创作超越了社会历史层面而进入到哲学领域。

张啸林建议蒋介石开征遗产税考析

1933年11月20日,张寅致函蒋介石,希望能有机会与之继上一年面谈施行遗产税之事。此张寅,即为青帮大佬张啸林。张啸林一直在形塑自己热心国家社会事务的正面形象,并努力结交实权人物。1932年向蒋介石当面建言开征遗产税,是他力图攀附当时正在物色人才的中国最高权力人物,以在仕途上有所发展的大胆尝试。不过,其帮会底色与蒋介石从传统道德入手救治中国的标榜相冲突,因此其"晋升"意图终成黄粱一梦。张啸林建议实施遗产税,集中体现了这个帮会大佬的投机性与复杂性。

张林主任医师治臌的经验

中医称臌、臌症、臌胀、单腹胀等（以下简称本病），属于肝硬化（腹水）的范畴。张林老师治臌的经验是突出中医辨证施治的特色，吸取并利用西医的诊治手段，发古创新，在“治未病”和“已病防乱”的健脾扶正为主，疏肝理血、化瘀解毒为辅的基础上，将辨证和辨症相结合，创立以“人参鳖甲汤”为主方，见症求本，随症加减，选用汤、散、针、丸、膏等多种剂型，中西结合、内外合治、药食并用，严格调护的“治臌系列方组”。它在众多不同条件的医疗单位和病人中均收到满意效益。

章炳麟出任东三省筹边使始末

民国初年,出于消弭边患、确保东北边疆安全的考虑,章炳麟应袁世凯之邀出任东三省筹边使。他到任后积极筹划移民实边、开发边疆事宜,并在改革币制、发展交通、兴办农垦矿业等各种实业建设方面做了具体规划,希望通过上述手段改变东北人口稀少、一片荒凉的空虚局面,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以此抵制俄国与日本的肆意侵略。但由于种种原因,章炳麟的筹边规划并未付诸实施,最终很快去职。尽管章炳麟在东北任职期间政绩寥寥,但其强烈关注边疆安全的爱国情怀及其任职期间的作为,在民国初年东北移民实边政策实施方面,应占有一席之地。

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释疑六则

现存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历来被学术界认为是研究张载行实和思想的最可靠资料之一。然而,该《行状》存在诸多待考问题。通过对其中六处记述考察探究,可以发现和推断:该《行状》约写于元丰二年(1079),其内容中所载"嘉祐初"当为"嘉祐元年","方未第时"应指"皇祐五年八月至至和二年六月间",张载"卒于馆舍"实因长期的"慢性肺病"所致,"十有二月乙亥"与"元丰元年八月"在传抄的过程中存在讹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