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满主义与吴越文化:理解吴越的一种方式

上古时代的吴越文化,其文化基质与中原文化有明显差异,不存在中原文化中的类似于萨满主义文化的巫统与血统分疏的文化结构,其中没有祖宗崇拜,是单一的崇拜自然神灵的文化。由于缺乏血统观念,这种文化没有出现类似中原的限制他人政治、宗教权力的历史事件,始终崇尚平等的文化。与中原文化不同,其文化发展经历了从巫术到数术的历史发展步骤,并且对其政治生活产生了影响。单一的政治、宗教结构,决定了这种文明的基本面貌必然是昙花一现。

越文化的渊源、流变与意义(下)——东方现代性的萌芽与发生

本文探讨了越文化的发生、流变与意义。本文认为越文化作为一种源远流长、带有海洋特征的文化,大禹所开创的求实中探索和句践所象征的复仇中抗争的精神奠定了其基本原型,流淌在从王充到嵇康、王羲之,从王阳明到黄宗羲,从章学诚到章太炎等一代代传人的精神血脉中,并在与其他文化,特别是中原文化的交流、渗透与融合中形成了一种前后相续的精神谱系和独特的精神传统。不仅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而且隐隐地相互勾连贯通起来,构成了中华民族(东方)追求自身解放,争取民主与自由,走向现代与世界的精神渊源与血脉。

“谱身”兼“谱道”:清代衍圣公宗族意识的表达和实践

“谱身”与“谱道”是清代衍圣公纂作族谱时经常使用的两个概念,折射出是安于“圣裔”身份抑或争入“道统”谱系的纠结状态。结合孔府档案所藏孔氏族谱、衍圣公和时人论述,可以看到:清代以前孔氏族谱重在“考世系,叙尊卑”,以此来表先德而合全族;至清代则变为“锄非种,辨窜冒”,强化内外孔之别和真伪孔之分。同时,在清代衍圣公的深层意识之中,还暗存着某种以道统自居及以传道自任的使命感,每当政治控制稍显宽松或儒学发展受困时,此一暗流就会浮于面前,故“谱身”只是表面功用,“谱道”才是终极指向。

新出韦元方、韦承庆父子墓志与唐高宗初期政事探微

2019年冬,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市南郊上塔坡村东发掘出土了唐代初期《韦元方墓志》《韦承庆墓志》。墓志记载这支韦氏出自逍遥公房,并简要记载其宦历。从北朝后期到唐代前期,其家族属关陇集团的一分子。墓志记载韦元方、韦承庆在唐高宗时期被贬巴陵县,最终去世于此,上元三年(676)迁葬长安。通过对韦元方父子墓志的初步解读,一方面起到增补韦氏家族逍遥房一支世系的作用,另一方面对于研究唐高宗初年的相关史事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南公与曾国封建

周代勋贵受封为诸侯,有命长子就封、次子留佐周室之制。据近出曾公钟诸铭,伯适为曾国始封之君,其长子南公(曾侯谏)则出封为曾侯。曾侯谏被昭王命为南方诸侯之长、爵比三公,故称"南公"。数代曾侯皆被周王册命为"南公",故曾侯或世称"南公"。而曾侯犺之父"南公"究系曾侯谏或曾侯伯生,伯适与南宫适是否一人,皆难论定。而曾侯之称"南公"与畿内南宫氏宗君之称"南公"绝不相同,南宫氏之宗君可称"南公"或"南宫",而曾侯不得称"南宫"。南宫适应为畿内南宫氏的主要源头,此后世代称南宫(公)。

隋弘农华阴杨氏越公房杨文伟婚宦事迹考略——以新出墓志为中心

本文结合新出墓志及前人研究成果,对杨文伟或称杨伟的名字疑问,其婚宦事迹,越公房长盛不衰的原因,进行了疏证和考略,认为杨文伟或称杨伟属于当时常见的'双名单称'。《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二书所收《元氏墓志》《李氏墓志》中的元氏和李氏,分别出身鲜卑和高车,为杨文伟的原配和继室。杨文伟于隋开皇九年灭陈统一南北前任温州刺史,是沿袭西魏以来以汉族特等高门为边州刺史的传统,用意是向南朝宣示华夏正统文化在北方。杨氏越公房能够长盛不衰,与北方民族高门联姻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因为他们拥有华夏正统文化,并以这种文化传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