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纯声中国民族文化起源与传播理论再思考

自20世纪下半叶,凌纯声不断从人类学视角,在更长的时段和更为辽阔的地域范围内论定中国民族文化多元起源,学术视野更为广阔,理论基础也更为坚实。其从文化的形态和地理的分野上,对边疆民族和华夏民族所作动态的划分,基本上做到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其结合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和历史学资料重建新的华夏民族三集团说,克服了以往旧说的种种学理缺陷和逻辑疑难,具有独到的学术旨趣;其用民族迁徙对中国南方民族文化与东南亚民族文化在诸多特质上的一致性所进行的解释,不失为一种大胆的推断。这一大胆的推断总体上是以一定的客观历史事实为基础,包含有若干可信的历史信息;用比较的方法,以民族迁徙和文化传播来解释中国古代文化和环太平洋区域文化在诸多特质上的一致性,其立论似乎亦有一定的人类学根据,并非纯属想像的凭空臆断。20世纪50年代后,凌氏对大陆学者的研究成果和长足的进展缺乏了解,自然也谈不上学术上的取长补短与相互交流,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凌氏中国上古民族文化起源研究向着更高的学术水准推进。凌氏的中国民族文化起源和环太平洋文化研究在材料运用和不同民族文化的比较方法上,屡屡暴露出若干严重的缺失和不足,在传播学派理论的深刻影响下,凌氏对中国民族文化起源和环太平洋区域文化研究的背后,暴露出强烈的国族主义思想。

凌纯声和他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

开展中国民族学田野调查,是中国早期民族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凌纯声是中国当代著名的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在民族学中国化的前进道路上,他迈开的第一步就是进行松花江下游的民族调查,其成果《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为中国民族学树立了一块具有开创性的历史丰碑,堪称中国民族学田野工作的起点,为中国民族学调查研究树立了模范的样板。

凌纯声先生的赫哲族田野调查——从现代中国实地调查研究的学术背景谈起

凌纯声先生1930年的赫哲族田野调查是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界一次科学的实地调查,具有开创性意义。本文从现代中国提倡和注重实地调查研究的学术背景来审视这次田野调查。上世纪20年代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逐渐从吸收传播“西学”向研究中国历史、社会、民族文化转变,朝着“本土化”的方向努力,从而形成了提倡实地调查研究的学术风气,而且中国学者进行了多次学术实践。这次田野调查与那个时代的学术背景密切相关,并且体现出其学术背景。本文还论述了蔡元培先生与这次田野调查的密切关系。

20世纪40年代“中研院”史语所学人群体的国族建构尝试——以凌纯声、芮逸夫的主张为中心

1939年,顾颉刚提出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主张在政、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继而成为论述国家一体性的主流思路。20世纪40年代以后,在团结抗战的时代需要面前,凌纯声、芮逸夫开始转变研究取径,努力在这一主流思路下论证中华民族国家的内部结构问题。他们希望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群体能够在保留自身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走向现代化,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状态,事实上提出了多元并存、共荣共生的民族理论新设想,为中国民族理论逐渐摆脱西方“民族国家”模式,走向“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准备了条件,他们所指出的“凝聚核心”问题在今天的民族史观建设上仍然有着重要意义。因此,尽管相关讨论并未形成完整理论、一些思考也未见全面,但这段荆榛满目的过往仍然是近代中国民族理论建设的重要一步。

赫哲族研究与东夷古史探微--试论凌纯声早期民族学思想

赫哲族发源于中华文明早期起源中的东夷支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受汉、满等多民族的文化之共同影响。以史禄国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倾向于以自然要素界定民族,将赫哲族划为中国外部的群体;而凌纯声则主要强调赫哲族的东夷源流,从民族学角度看待东夷与有夏,避免在满-通古斯语族民族复杂的发展过程中辨析研究单位。通过对赫哲族的实地调查,凌纯声开拓了中国边疆民族文化研究领域,所获材料不仅对论证“夷夏东西说”的关键细节起到助推作用,而且成为理解中国古史中东夷的重要参照。

1934-1936年凌纯声、陶云逵等云南调查探析

1934-1936年以凌纯声、陶云逵为主的云南调查,是依托学术机构对云南全省展开的第一次全方位和大范围的“地毯式”调查,为当时的滇缅边界勘定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在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本次调查属于综合性调查,涵盖体质测量、历史文献搜集、神话故事整理、口头传说记录、图片摄影等诸多方面,涉及生活习俗、体质、语言、宗教等多种主题。调查收集的实物与民间传说材料,以及学者们依托调查形成的丰厚研究成果,为西南民族研究留下了宝贵遗产。

论凌纯声的边政改革主张与边疆建设贡献

凌纯声系统地研究了民国时期中国边政制度,认为盟旗制度、土司制度、政教制度和部落制度不利于国家政权统一及法令推行,不符合政治民主化,但其土地公有制与民生主义的土地政策相符,因而提出统一边区政权、保留边疆土地公有制和培植边民自治能力等改革原则,并从中央层面和地方层面分别建言。在蒙藏教育司(后改边疆教育司)司长和国立边疆文化教育馆馆长任上,凌先生主要在督导蒙旗学校复员、编译教材读物、改善员生待遇、加强研究工作、扩展部办边疆教育事业等方面推动了边疆建设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