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梦龙“三言”对宋元话本的文人化改造

冯梦龙“三言”对于宋元旧话的改订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题目的改订与增删,标志着文人对于通俗小说认知的突破;二是提升通俗小说的地位,意味着文人改造意识的觉醒;三是强调文学的通俗性,昭示着艺术与思想结合的新高度。在编创中,他注重题目的编排,强调人物与事件的内在联系,并利用小说题目来凸显人物性格特点。通过对宋元话本的改造,成功塑造了诸多典型形象,但这些人物塑造与故事价值却形成背离,表现为情节结构与人物关系复杂的作品,人物塑造稍显逊色;与情节小说相反,情节结构与人物关系简单,人物形象的塑造则更加立体、饱满。同时冯梦龙通过对原作的增补,注入改编或重构原作的主题与焦点,有意识地施以“情教”,利用小说的形式来灌输和推广正统的道德规范,实现了题材的拓展与主题的强化。

大学生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的课程思政探究——以宋文化英文之旅课程为例

中国文化外语课程应当如何落实立德树人,培养学生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的能力,是课程思政建设的新方向,但相关的实证研究还十分有限。该文以宋文化英文之旅课程为例,从育人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案例和教学实践成效五个方面展示如何深度融合语言文化教学和思想价值塑造,以期为中国文化外语课程思政育人实践路径和方法提供一定的借鉴价值。

新时代瑶族信歌的传承与创新——基于讲好少数民族故事

讲好少数民族故事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承文化基因、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内容。研究发现,受社会发展和多元文化价值的影响,瑶族信歌的传承遭遇民族文化教育场域失位、政府激励力度不够、传承主体与方式单一等困境,应加强少数民族文化教育,支持少数民族文化相关的科学研究,增强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责任感,进一步推动瑶族信歌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西晋故事体歌诗与后代说唱文学之关系考论

我国表演艺术的发展,在汉代就已产生了以音乐伴唱演述故事的相和曲、横吹曲和杂曲歌,同时还出现了以讲说和唱诵故事为主的俗赋,以及将歌、乐、舞等多种艺术形式融为一体、表演故事的歌舞艺术雏形。西晋时期出现的一批故事体歌诗,正是汉代表演艺术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这些歌诗或歌咏正史中史实,或敷衍民间故事,或为前代表现历史题材的歌诗的改写,均为历史题材,具有一定的情节,并与音乐或歌舞密切相关。其所歌咏的历史故事和人物,成为后来说唱文学的常见题材;其集故事性与表演性为一体的特点,也被后者所继承。因此,西晋故事体歌诗不仅对说唱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是说唱文学的重要源头。对它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有必要进行重新的认识。

宋元话本与张飞市民英雄形象的定型

张飞的形象在不同时代、不同作品中不尽相同。在宋元话本小说中,张飞是以市民英雄形象出现并定型的,他有发迹变泰的立业热情,而且勇猛自信、有计谋、有智慧。

“理”和“欲”的对抗、约束与消解——对《错斩崔宁》、《错认尸》、《错勘赃》中“错”的深层解读

以《错斩崔宁》、《错认尸》、《错勘赃》为例,对宋元话本中的"错"予以解读。"错"是宋元时期的市民男女之间关系及其欲望的一种曲折表现,反映了宋元社会意识中对人"欲"的特殊理解,它具体表现为对欲望本身及其对象的恐惧和防范,反映了封建传统道德对新兴市民欲望的约束与消解。

宋元话本小说娱乐功能探析

宋元时期的话本小说受民间说唱艺术影响而衍生,面对市民阶层这一广大的接受主体,偏离了以"雅正"为旨归的诗文创作传统,演绎古今故事、市井生活。无论在题材内容方面,还是在艺术表现手法方面,都注重作品的娱乐性,力求浅显通俗,涉笔成趣,也促成了白话小说娱乐功能的进一步大众化,成为各个阶层尤其是民众所喜爱的文学样式,从而成为展现白话小说娱乐功能的重要载体。

关于中国小说起源的思考

对于中国小说起源的探析应该首先弄清楚近代作为文体意义的“小说”概念的界定。根据小说的现代界定去探讨中国文学史上出现的小说的概念,从而判断现代文体意义上的中国小说的起源。现代小说是反映市民意识形态的、作者有意识地进行创作虚构的书面作品。根据这个界定,结合中国市民文学的产生时间,就可以断定中国小说起源于宋代话本。

宋元话本与明话本之入话比较

话本小说的入话通常有入话诗、评介语、小故事等几种形式,随着宋元话本向明话本的过渡,文体更加完备规范,其中表现在入话部分的不同,主要在于加强了入话与正话的关联,减少了随意性,突出了话本作家的教化责任感。

宋元话本中的配刑考论

刺配刑是从汉代以来的有关劳役刑发展而来的,在宋代盛行,是当时司法活动中的主要量刑方式。明以后,配刑为充军替代。宋元话本中的刺配刑与当时的历史法律文献记载基本吻合,体现了小说家对时代风物典制的准确描述。刺配刑是宋元话本独特的标志。

理智·感情·性欲——唐人传奇与宋元话本若干女性形象谈片

唐宋小说作品中多描写爱情之作,但唐人传奇小说中的许多女性形象都是在理智与情感之间徘徊,而宋元话本中的女性则更多地在感情与性欲的旋涡中浮沉。分析两个时代小说创作中女性形象的巨大差异,我们会发现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也对中国传统文化于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有了更深的理解。

从宋元话本到《聊斋志异》——论讲唱文学对文言小说的渗透

宋元明清是中国叙事文学发展的重要阶段,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是讲唱文学对文言小说的大规模渗透。其渗透不仅催生了宋代话本体传奇和元明中篇传奇小说这两个小说史上的新品种,而且,经由话本体传奇和中篇传奇小说的影响,文言小说的风貌在总体上与唐代的辞章化传奇大为不同,明代的"剪灯二话",清代的《聊斋志异》等,其艺术趣味和表达方式都留有深受濡染的痕迹。

唐传奇与宋元话本的叙事时间比较

唐传奇继承史传追求真实的传统,在叙事时间方面,多采用缩写、省略等手法提高叙事效率;宋元话本的叙事时间以客观时间线索为基础,以顺叙为基本的叙事手段,按照底本时间(故事时间)循序渐进地讲述事件。

宋代“话本”的崛起及其历史地位论略

宋代是中国古代俗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其中在文学领域中尤为引人注目的,则是在民间"说话"伎艺基础上兴起和发展起来的"话本"。宋代"话本"的崛起和发展,不仅打破了历史传奇小说以帝王将相和英雄好汉为主角的格局,开辟了"为市井细民写心"的市民文学发展道路,而且开创了以口语化的民间通俗语言进行文学创作的先河,奠定了通俗小说发展的基础。

试论宋元话本小说对《聊斋志异》的影响

《聊斋志异》是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巅峰之作,蒲松龄在创作该小说集的过程中,除了吸取传统的诗词歌赋、史传文学、文言小说的营养等因素外,借鉴和吸收通俗文学尤其是宋元话本小说的营养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本文试从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以及艺术形式三个方面论述宋元话本小说对《聊斋志异》的影响,以此说明蒲松龄是一个兼容并蓄、广收博取的伟大作家。

论陕北民歌与陕北说书

指出陕北民歌与陕北说书都是陕北的主要民间艺术。二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起源、表现形式、功能和表达方式方面;在发展的过程中二者既相对独立,又互为借鉴,主要表现在二者对陕北方言的运用、表现手法、相互借鉴及民俗文化的运用等方面。

集句:宋元话本小说中韵文的知识特性及其小说功能

在宋元话本小说中,集句诗词既可以作为入话和头回,用在小说的起始部分,同时也广泛地存在于其他部分的韵文中。从表演形式和内容看,话本小说中的集句表演和宋元时期的"合生"应该有颇为密切的渊源。从类别看,话本小说中的集句可以分为显性集句和隐性集句。立足于观众对相关韵文的熟悉度,说话艺人对自身韵文知识的分类以及不同方式的运用,是形成显性集句和隐性集句的根本原因,附着在话本小说中的集句表演也因此构成了一种雅文学独特的知识传播形式。基于宋元话本小说中韵文套语的普遍性,我们可以将"集句"视为小说中韵文的一个普遍特征,理论上说,所有的韵文都是集句的对象,而所有的韵文也都可以通过集句的方式生成。

20世纪80年代以来宋元话本研究概述

1980年以来,宋元话本研究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阶段。从话本概念、性质的辨析到家数、篇目的考证,从艺术特征的解读到价值意义的探讨,从不同题材的多样研究到主题思想的分析总结等方面对宋元话本进行细化、具化、深入研究。随着西方文学理论的引进,对宋元话本多以美学、社会学、民俗学、叙事学、语言学等角度进行解析。所以这一时期,宋元话本研究呈现多元化、系统化的发展态势,总结、梳理对这一期间的学术研究成果,不仅能够爬梳出对宋元话本的研究规律及现状,而且能够彰显出对其研究的薄弱和不足之处。

宋元话本中市井细民的言说与道德认同

宋元话本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文深入到具体文本内部,力图通过对话本中三种人物的分析,重新审视宋元话本所关注对象——市民阶层的话语言说及道德认同。

宋元话本小说中的“六礼”叙写

宋元话本小说是以描写市民生活为主的民间文学,其中许多作品都涉及婚俗题材,从说媒相亲到下聘纳礼,从奠雁传书到花烛成婚,古代传统婚姻必经的六个程序均有叙写。文章通过对这些复杂的婚姻仪式和婚礼习俗的梳理,可以管窥当时的婚俗礼仪程序,探究婚姻题材与话本之间的内在联系,了解这些仪式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功能和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