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与伦理的博弈:《离骚》中的身体叙事与伦理审美

不同于儒家的修身立人观,有别于道家的去欲保身论,屈原既追求人格与德行的“内美”“修能”,又向往身心与生命的“游目”“流观”。《离骚》中一系列与身体相关的叙事与隐喻,映射出屈原对身体与伦理悖论的叩问与哲思。在忠君爱国的政治抱负、舍身成仁的坚定信念与奔放热烈的自由情感、浪漫瑰丽的生命体验之间的艰难挣扎中,感性浪漫的身体终而让位于理性伦理的身体,成为屈原以身殉国的人生抉择之文学写照。

“风骚精神”中“以悲为美”的审美倾向探析

《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多表现哀情,《离骚》继承了这种情感表达上的倾向,并进一步具体化,使之成为后世文学中一种确定的思想主题,即士大夫思君忧时,虽百般罹怨,仍“九死而不悔”,这就是“风骚精神”,其内涵包括怨刺传统以及生命自觉的忧患意识。这些精神内涵决定了“以悲为美”的美学特色,在艺术表达上回环起伏、绝无直露,起着消减哀感的作用。“风骚精神”与“以悲为美”的审美倾向,二者的关系是相互成就的。

论《离骚》与《招魂》中符号化的巫形象

屈原在《离骚》和《招魂》中,分别塑造了“灵氛”“巫咸”和“巫阳”三个巫形象。一方面,这些巫形象直接来源于原始神话传统,显示了楚地民间盛行的巫风巫俗对屈原的沾染。另一方面,这些巫形象本质上是屈原关于“远逝”“归来”等人生选择的思考在不同时期作品中的符号化表达,均通过信仰剥离与理性沉思实现了原有内涵的消解,褪去了宗教色彩。《招魂》与《离骚》在巫形象营构上的一致性,体现了屈原创作《离骚》的艺术思维在《招魂》中的延续。

体认翻译观下《离骚》三译本名物意象对比研究

体认翻译学(Embodied-Cognitive Translatology,ECT)认为,翻译是基于多重互动的体认活动。对比译本间所体现的体认差异是对译者偏好、译语特征、翻译选择以及内在理据的发掘与证明。《离骚》大量的名物意象展现了作者体认机制,而其翻译则反映了译者基于原文进行“映射”与“创仿”的诸多手段。文章结合定性与定量研究方式,利用ECT三要素框架对比代表中国译者、汉学家译者、中外合译三类典籍外译模式的许渊冲译本(2008),霍克斯译本(1985)以及杨宪益、戴乃迭译本(2001)在《离骚》72类名物翻译上的处理特征,探讨ECT框架在诗歌翻译研究中的适用性,进而剖析了三类译者的翻译偏好和译语特征,阐释了译本差异存在的主客因素,阐明了译者在两套核心原则映射间的位置与其译本呈现的关系,为中国传统文学有效外译提供理论支撑。

《离骚》中植物数字可视化设计研究

以楚文化为研究视域,选取屈原代表作《离骚》为切入点,构建《离骚》中植物数据库系统,直观展示植物信息和对应的数据统计分析;制作《植物·离骚》中植物数字可视化交互APP,探索沉浸式体验设计的方式。

以己注骚,以骚注己——论谢济世《离骚解》的“感遇情结”

谢济世的《离骚解》在清代纷繁的楚辞注疏中不同于其他众多注本,具有强烈的个人风格与个性色彩,始终萦绕着浓郁而独特的"感遇情结",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谢济世"以己注骚",用自己的忠贞之心为独特的注疏视角,所见所得颇具独特创见,既由己推人,断定且坚信凭屈原忠义大节,定不能背君而"去国",并以此作为解读《离骚》的推理前提和论证依据;又"落实"文本注疏,以"现实化"的内容和形式,解读《离骚》"超现实"的想象。另一方面,谢济世"以骚注己",这种解读方式有着特定而深厚的形成机制;"以骚注己"具体表现在谢济世通过注解《离骚》,感怀自身坎坷"身世",表达爱国怀忠情志,并隐喻自身对于现实政治和出路的思索与探求。

离别之痛:《离骚》的意旨与篇题

关于《离骚》的命篇之意,自司马迁以来有"离忧"、"遭忧"、"别愁"诸说。这些说法虽各有所据,但整体上未能密合《离骚》文意。从文本分析来看,《离骚》表现了抒情主人公决计远逝自疏、离别故国之际的心灵悸痛。从语言性质来说,《离骚》使用的是与中原雅言高度一致的书面楚语。以此为出发点,结合先秦其他文献的相关训解,可知"离骚"当解为"离别之痛"。

《离骚》与《西风颂》的浪漫主义精神比较研究

分析了屈原代表作《离骚》和雪莱的抒情诗《西风颂》所反映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的异同 ,认为这种异同的产生主要源于中西文化的差异和所处时代的不同。

神性的维度--试论《离骚》的“他在”视域

从神性诗和人性诗的变奏看,中国诗歌多以人性诗为基调,而神性诗则多付诸阙如。正是从这个角度说,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文学对于神性的抒写,以立足于他在视域的吟唱,表现生命理想的他在境界,便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了独特的价值。《离骚》的神性诗特征和他在性维度主要体现在命名的神圣、神人求合的艰难、向死而生的超越和诗人对于神性缺席的政治庸俗化时代的反省、批判乃至绝望。

十世纪以前的楚辞传播

战国中后期,秦楚尖锐对立,楚怀王成了被欺诈、被侮辱的悲剧形象,楚人蒙羞,啣恨百年,不忘报仇雪耻。此乃《招魂》、《大招》和以"存君兴国"为主旋律的屈原作品得以传播的社会基础。"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世相教传",汉代人的记叙必有事实依托,但具体细节莫可踪迹。在楚辞文本传承、解说衍生、诵读不辍诸方面,贾谊、刘安、司马迁、刘向、王逸、郭璞、刘杳、刘勰、萧统、智(道)、公孙罗、李善、五臣、王勉、大江匡衡(日本)诸先贤在楚辞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业绩。

骚体新变与汉魏文体的演进

骚体为两汉辞赋的重要形式，汉人不仅拟楚骚作辞，而且不断推动骚体的新变：通过骚体句式的散化，使散体大赋注重抒情性和音韵美；通过减省兮字，促成了三言诗、七言诗，完成了骚体的诗化；广泛采用减省兮字的四言、六言句式，推动骚体赋向小赋发展的同时，并促进了骈赋的形成。

两汉时期屈原的崇高化与《离骚》经典化历程

根据屈原与《离骚》在汉代的地位衍变历程,认为汉代统治者的政治需求、两汉文人的崇慕与赞美,是促成屈原地位崇高化、《离骚》经典化的关键性因素。总体看,屈原与《离骚》在汉代的地位衍变经历了西汉初年、汉武之世、西汉后期和东汉时期四个阶段。在此期间,屈原由凡人而贤臣,由贤臣而圣人,而《离骚》也随之由"赋"而"经",最终成为文学经典。从此,屈原便以"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典范而载入史册,历久未变。

论儒家诗学的泛化

儒家诗学是儒家先贤把"诗三百"放到政治教化中考量,从礼乐意识中伸展出来的思想智慧。经验的单薄性,决定了儒家诗学有精神旨趣单一、思想结构单调的先天不足。在"独尊儒术"的大背景中,儒家诗学被经典化为一套以"讽"(风刺、风教、风化)为价值核心、号称"诗教"的相对完整的理论话语,并开始了它"泛化"的历程。"泛化"并不是因为儒家诗学结构中有可供拓展的理论空间,而是出于把儒家诗学以"讽"为核心价值的价值观树立为一切文学的"原教旨"的意识形态动机。"泛化"儒家诗学有两大类型:一有"守道护教"般的凝重,一如"梨园扮戏"样轻松。"泛化"儒家诗学的结果,不仅仅表现为涣散了儒家诗学的思想智慧,更为重要的是给中国文学的发展制造了额外的困难。

《离骚》首章四句新解

通过对《离骚》首章四句的考释,可以看出屈原率先使用最先进的历法成果,太岁纪年、月建、干支纪日……他博学强识的大学问家的地位无可动摇。屈原以帝系王统的血脉向人炫耀,以虎年虎月虎日所生而自豪,这是《离骚》首章四句的主题。

求新须先求真——就《辨骚》“博徒”“四异”新解问题与李金坤先生商榷

李金坤先生在《文学遗产》发表《〈辨骚篇〉“博徒”“四异”正诠》,认为《辨骚篇》中的“博徒”与“四异”,是刘勰由衷钦敬的褒美之词。观点虽新却失真,故不能成立。因“博徒”乃古代常用词语,古籍中均用为贬词,未见有用作褒词者;李先生引《知音篇》中的“博徒”来证明《辨骚篇》之“博徒”为褒词,属断章取义的曲解。刘勰在对《楚辞》的总体定位以及对《楚辞》作品的具体评价方面都存在深刻的矛盾,这是不可回避的。

试论屈原的大众文化批判

屈原的批判,从对象上看,突破了狭隘的对某一特定对象或君王或小人,或精英阶层或普通大众的范围,而上升到对整个国家、时代和社会的批判;从内容上看,则同样超越了单纯、偏狭的或政治的或道德的或社会的批判,而成为一种涵盖此之种种在内的,更广大、更普遍的大众文化批判。

简述李光地《离骚经九歌解义》的评注特色

李光地评注《楚辞》的原因有三:一是对屈原遭遇产生共鸣并为其作品所感;二是不满旧注;三是宣扬儒家清廉节操的需要。此书的主要评注方法是先总后分,既较注重点明章句之间的相承关系、字词章句的比喻义,以及作品艺术特征的分析,也注重在阐发新意的同时兼驳旧说。其评注的不足主要是任意删减《九歌》篇目和一些说解错误。

淮南王作《离骚传》考

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作的是《离骚传》还是《离骚傅》,历来颇有争议。本文对王逸《楚辞章句》提供的材料进行了细致分析,并结合其他史料,论证了淮南王所作为《离骚传》的合理性和可能性。尹湾汉简《神乌傅》的出土并不能证明刘安所作就是《离骚傅》。这一事例提醒我们应以科学和谨慎的态度对待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

《离骚》诗题兼情感内涵再探

参考离字在先秦文献中的用法和含义,以《离骚》文本以及屈原的人生遭遇为立足点,"离骚"诗题可以解释为"斩断烦扰忧愁"这样解释既可以反映作者灵魂经过痛苦挣扎、欲求解脱而无法解脱,最终决心以身殉道的强烈情感;又暗合长诗收束时总括的"乱曰"一段表达的意思。

《史记》乃“无韵之《离骚》”的文本阐释

从文本角度看，《史记》和《离骚》在基本精神和表现手法上有着深层联系，诗性精神是《史记》的内在精神，发愤抒情、上下求索、悲剧自我和寓意寄托，是《史记》、《离骚》共有之特点。《史记》和《离骚》犹如姿容殊异而气脉相通的两座奇峰，“无韵之《离骚》”，洵为关于《史记》文学成就与诗性特质的最恰当、最确切、最中肯、最绝妙的历史定评和不刊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