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与教育: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考察的两个维度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本土文学史编纂的代表之作,一问世就因其中西杂糅、新旧不均的体例受到极大争议。学界针对钱基博的文章学观点多有研究,但从他的教师身份以及教材角度切入,亦可解释该著之体例和主旨上的特殊之处。一方面,《现代中国文学史》是新学制规范下的产物,其思想脉络可在钱基博十数年的教材与讲义中找到印证;另一方面,该书亦有意与学界对话,以“提纲挈领”“详考因果”来纠正日式文学史模式,以史家笔法扩充“文学”的外延,以易学“会通”思想融合新旧学术,以文化上坚定的中国立场达到纠正道德人心的强烈诉求。

少数民族文学史书写的生态文明进路

在建设生态文明、重构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逐渐成为全社会共识的当下,少数民族文学史书写以生态文明为新的发展方向有其必要性、合理性与可操作性。现有的少数民族文学史走过七十多年的历程,其学科视野与书写模式需要进一步发展与创新。少数民族文学本身所蕴藏的生态智慧需要发掘与阐释,二者为少数民族文学史书写朝着生态文明方向发展提供了契机。“生态批评+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模式和成效逐渐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形成学术热点和学术增长点,也为文学史书写搭建少数民族文学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沟通桥梁提供了借鉴与参照。同时,“生态”作为少数民族文学史新的叙史方法和选材策略,在新时代的学术背景和文化视野下,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在国家和社会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关注度持续上升,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日趋繁荣的大好形势下,少数民族文学史书写以生态文明理论为实践进路,形成文学史书写新气象,将是非常有益的尝试。

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反思

自20世纪80年代"重写中国文学史"的口号提出后,关于文学史的重写一时间成为热门话题。然而对于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中长期缺席的现状,理应追溯至历史源头重新反思。我们不仅需要明晰从古代民族史观到多元民族史观的转变,更需要还原历史风貌、重建多民族文学史观,意识到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华民族文学中的重要构成,将其重新纳入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视野并发扬光大。只有在新型文学史观的指导下,才有望迎来中国文学史的新生,拓展多元共生的民族格局与广阔的发展前景。这对少数民族群体利益的维护、民族团结乃至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未来的发展都意义深远。

试论文学史研究的三种类型及其与比较文学的关系

文学史研究按其研究的对象和范围 ,可分为国别文学史、区域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三种类型。国别文学史研究一般不属于比较文学研究 ,但最好是具有跨文化的比较文学视野 ;而区域文学史作为某一地区多国文学的整体研究、世界文学史作为全球文学的总体研究 ,本身就属于比较文学研究。在区域文学史与世界文学史研究中 。

“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的四个基本特征

"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不同于"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和"20世纪中国文学史学科",它以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为思想基础;起讫时间上限为晚清变法维新,下限则随国家的现代化而延伸,这是个"上可封顶,下不封底"的学科架构。其主要特征是:整体性,即展示现代中国文学的总体面貌;贯通性,它既能打通近代、现代和当代的文学,又能联通古今中外的文学;兼容性,即它可以将现代中国生成的所有文学兼容并包之;异同性,它能理出各种形态文学的差异性又能从差异互见中摸清其联系性和趋同性,使书写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呈现出多元性与严整性相统一的格局。

关于文学史观的建构——答《东方论坛》编者问

五四文学思想性质和领导思想的研究,早已抛开"政治框架"的阶级定性,而纳入了人学范畴或现代性范畴进行探索与思考不过,至今我对五四文学的思想性质与领导思想的研究尚有些困惑;在文学史观研究上,我最看重的是"人学"文学史观与现代国家文学史观;探讨文学史观的意义是为了更切实地拓展、提高、充实、丰富研究主体自身,也有利于学科建设,有利于教学内容更新,有利于学术研究创新。目前文学史观的探讨存在两大急待解决的问题:其一,建立一个大家认可的价值标准或评价体系。其二,重解重评文学史的文学运动形态、文学理论形态和文学创作形态。

土家族民居的特质与形成

文章着重分析了土家族发展的历史、民俗及其民居的类型特点；提出其形成因素主要有地理环境、气候条件。

土族土司研究——土族李土司家族史

土族李土司远祖系突厥沙陀种,沙陀酋长朱邪赤心为振武节度使,子李克用为唐雁门节度使,后进晋王。李克用于李存勖为后唐庄宗。庄宗存勖死,李克用养子李嗣源即位,是为明宗。明宗即位前夕,李克用之嫡子嫡孙有的被杀,有的逃入阴山。辽金时以白达勒达名字出现。及至蒙古兴起,黑达白达合二为一。元朝廷以西宁洲为李克用后裔驸马昌吉之分地。昌吉死,无嗣,其弟脱脱木耳袭。元亡明兴,脱脱木耳之五世孙李南哥归降,是为土族之李土司,并衍生出沙陀后裔三李土司。

“改造民族灵魂”能够统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总主题吗?——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分期问题的再思考

黄子平等人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这一新的文学史概念及其背后的文学史观念在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在当下新的语境中,对这一概念有重新检视的必要。作为统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总主题的"改造民族灵魂"并不能敉平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之间的政治、社会、文化断层,而传统文学史分期至今仍有其自身的合理性。

东方文艺复兴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21世纪强音已得到了全体中国人高度认同,而民族复兴的核心价值呈现应是文化的全面复兴。因此我们需追溯东方古代文化精华最重要的失落点,它蕴含在中华民族迁徙史之中。从上古迁徙时代起,部族首领的英雄气质与事迹便成为人民颂扬的对象,"昆仑神话""山海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准史诗模板,"昆仑玉文化"则成为中华民族高尚血脉代代传承之信物。我们推出的"东方文艺复兴"将成为把"中国文艺复兴"包涵在内的更为完整的理念,它一方面与西方文艺复兴对应,另一方面又成为中国文艺复兴的愿景,既有效覆盖"一带一路",同时又贴切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文艺复兴""东方文艺复兴"是同一事物在学理层面上的三种不同表述方式,它标志着中国从地域文明走出,参与全球治理与世界文明秩序构建的重大转变。

从“启蒙文学”到“民族文学”--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架构的另一种解读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基本上是以不断自我否定的运行方式去推动其自身现代性的思想转型。五四启蒙文学以“人”的解放,否定了封建专制文化体系对于人之“个性”的残酷扼杀;左翼革命文学则以“阶级”的解放,否定了“个人”解放的理论合法性;而抗战文学又以“民族”解放为己任,用民族精神与民族意识统一了中国作家的思想认识。因此,只有“民族文学”这一概念,才能激发起中国作家的爱国情绪;它不仅体现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精神品格,也更生动地反映了民族复兴的坚定信念。

凸凹的非虚构文学断代史

成都凸凹是一个多面而全在的作家。多面,指的是他创作的题材多样化;全在,指的是他的身与心全力以赴地文学在场,从诗歌到文化,深切参与了当代汉语写作的多项进程。在汉语诗界,诗人凸凹在外的名气,要大大高于"成都魏平"在本土的影响力。他的长篇小说《甑子场》既具有诗歌修辞的独特文体,更具有典型的非虚构写作特征,属于一种新历史小说,非常接近李劼人先生小说美学畛域里的文学地理学。这种把历史与地缘身心交融的情感表述,提升了历史点位的美学意义和审美内涵。

文学史研究与中华民族的精神谱系

文学史研究实际上是对一个民族如何感知和想像世界的研究,对一个民族的感情、志趣和自由想像的精神历程的研究。中国文学史写作的理论和实践,经历了中华民族精神演变的过程。从当年讨论"文学定义"到今天讨论"文学边界",我们对文学史写作和民族精神重铸关系的关注重点已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应该把它归还到原本的文化语境之中,以文学文本为中心,发掘它与文化人类学、人文地理学、民族学以及文献学等之间的联系。一百年来以《中国文学史》命名的著作,基本上都是汉语文学史,而实际上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经过数千年的碰撞融合,早已共同构成了一个多元一体的文化总体,衍化出中华民族伟大的文化精神和文化哲学。今后少数民族文学的"边缘的活力",应该进入中国主流文学史的写作之中。

“整理国故”与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

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在思想观念和研究方法上都是"整理国故"思潮的具体实践。郭绍虞"在古人的理论中间,保存古人的面目"的研究范式遵循了"整理国故"的"科学"方法和"求真"精神;他对中国诗学范畴的辨析、对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史料学建设和诗话研究,与"整理国故"运用新观念、新思想积极改造传统文化的态度也是相一致的。但郭绍虞又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整理国故",注意恢复和发现古人的言外之意,因而显现为一种创造性还原。

先周族的迁徙路径与文学书写

先周族的迁徙史巫史交织,史事中有缘饰巫风,传说中有史实素地。先周族起源地的学术史梳理重在由探寻“邰”的地望,扩展到先周族在泾渭之间活动范围的圈定。从诗性逻辑看,先周十五王“失其代数”是带有选择性的历史记忆,“弥补代数”则是后世在接受中不断重构的历史。在周族血缘祖先不窋前史模糊时,迁徙地便成为记忆的线索,不断徘徊在族群记忆中的空间场域,成为了先周族迁徙路上不断复现的精神密码。在族群迁徙史上的祖先伟迹、地理印迹都熔铸在族群的文化记忆里,带有群体身份认同的色彩。诗、史书写中选择性的话语权主导着记忆的走向,这可以看作西周政治话语权抟铸而成的文化语境下的文化共同体书写,即虚实参杂的叙事逻辑,恍惚无征的话语表象背后,一统的观念与思维模式调控了先周族书写的“宏大叙事”,而民间叙事文本与地方性知识生产的缺席,使先周族的“宏大叙事”成为可能。

走向民间:整理国故与文学史料的范畴重构

基于对传统学术中崇雅鄙俗之旧习的反拨,新文化派学人在整理国故运动中提出了平视雅俗的学术理念,并将其作为该运动的基本原则加以贯彻。在落实雅俗平等学术理念的过程中,为祛除国人心中根深蒂固的对民间文化的偏见,突显民间文化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整理国故运动在重估传统时将重心从庙堂转向民间,偏重于搜集、整理和研究民间文化传统,呈现出扬俗抑雅的治学取向。这一治学取向将文学史家的史料观从圣人文章和骈文律诗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推动了各种类型的民间文学史料进入中国文学史著的历程。

敬畏与和谐——论新时期少数民族小说中的自然主题

自然于少数民族处更多地参与了生存,飘散着浓厚的人文气息,这使新时期少数民族小说在言说自然主题时普遍彰显自然的神秘伟大,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人类与自然界日趋疏远之际呼吁回归保护自然。

科学共同体与中国文学史的现代书写

科学话语不仅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而且对社会思想和自然科学的发展都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中国启蒙运动也创造了难以磨灭的科学神话形象。中国启蒙知识分子将普通民众和知识分子整合进启蒙计划中,希望普通民众能够接受科学与理性,以实现民族精神的塑造。文学史作为科学思维和历史思维的统一体,表明“现代认识”在中国的形成,文学史成为现代性的表征,中国文学史概念建构和文学史编纂实践也同样受到科学话语的深刻影响。无论是作为“文学科学”,还是作为“历史科学”,甚或是模糊地倡导“科学精神”,文学史都可以看作是民族国家想象的重要方式。

继承与拓展:安南阮攸与中国古代咏史诗

安南大家阮攸,其汉文咏史诗秉承中越两国文学传统,并有所继承与拓展。就继承而言,有异于其他安南诗人的新特征,即诗中突出表现出对古代中华文人文笔擅长、爱国忧民、洁身自好等优秀品质的自觉追慕之情;灵活的诗体体式选择,表现出对中国古典诗歌艺术技巧兼收并取的意识;咏史以抒怀、借古讽今等具体写法上,呈现出个性化色彩。就情感表达领域拓展而言,突破以往中、越文人在同一民族、国家内部咏史诸题义,表达出安南本土民族、国家意识,具有安南民族、国家代言人的品格,在咏史诗史上具有某种程度拓展。当然,就其政治倾向而言,则是对宗主国清王朝的一种叛逆。

不同版本《纳西族文学史》神话研究比较

通过分析不同版本《纳西族文学史》中神话的继承性和差异性,以此来探究形成差异性的原因以及纳西族神话在《纳西族文学史》中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