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诗话对刘勰“风骨”论的文学接受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的“风骨”之说在宋代诗话中发生了多样化的改变:北宋中期欧阳修等人倡导的“尚健”诗风着重宣扬“风骨”中雄健阔大的一面;江西诗派更关注诗人的性情和品格如何通过语言呈现在诗歌之中,对语言“生新瘦硬”的追求使得他们更看重“风骨”之“骨”对言辞的要求,并在宋代理学家“气本论”的影响之下,变“风骨”为“气骨”;南宋后期的诗论代表严羽虽对江西诗派的观点有所纠正,但又将“风骨”论从美学要求变成了对建安文学风格的概括,当前学术界评价建安文学最常用的“建安风骨”便源于此。

论《文心雕龙》“神”范畴的意蕴

“神”在《文心雕龙》中出现次数颇多,刘勰“神”论上承老庄哲学的论“神”思想,受魏晋时期“形神之辨”风气的影响,刘勰赋予“神”系统深刻的内涵,拓展了“神”这一范畴的多义性、丰富性和深刻性,使“神”成为中国古典诗学一个重要的范畴。在文学产生阶段刘勰把超自然的“神灵”作为文学的描写对象,解释了作为文学规律的“神理”;在文学的创作阶段刘勰剖析了“神与物游”的想象和“神用象通”的灵感,强调了人的精神在文学构思中的重要作用;在文学的接受层面刘勰提出凸显自然之妙的“神妙”和以情为本的“神理”,深化了文学的审美意蕴。《文心雕龙》的“神”范畴对后世的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价值。

《文心雕龙》“情采”的英译及其变异研究

在《文心雕龙》“情采”篇中,刘勰论述了“情”与“采”之间的关系。用“情采”阐释“文质”,在儒家文论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采”,构建了新的“文质”关系的范畴。本文从比较文学译介学以及变异学角度出发,分析施友忠和杨国斌两个全译本中关于“情采”的英译,对比两个译本在语言层面、语义层面及文化层面的差异,结合刘勰的“情采观”原义,对英语世界中“情采”的翻译及阐释进行观照,解蔽其中的“创造性叛逆”和变异现象,为建构中国文论的海外译介路径提供思路。

《文心雕龙·练字》异文校读

《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系统的文学理论巨著,文章以《文心雕龙》第三十九篇《练字》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比当今各权威版本对《文心雕龙·练字》字词使用情况的注解,分析其字、词及其表达等方面存在的异文现象,并探求其产生的原因。

论《文心雕龙》对《文赋》写作技巧的继承与发展

《文赋》探讨了文学创作的诸多核心问题,对文章的写作技巧也有较为深入的分析,在谋篇布局、文辞表达方面都有精辟的论述,对后世的文学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刘勰的《文心雕龙》同样关注文章的写作技巧,与陆机相比,刘勰的论述更加系统且深入。一方面,《文心雕龙》对《文赋》所论及的写作技巧有所继承;另一方面,刘勰不仅对《文赋》中未详尽阐述的写作技巧进行了系统的论述,甚至创新性地提出更为深刻的见解,使文章的写作技巧朝着更全面更严密的方向发展。

《沧浪诗话》结构、主旨与《文心雕龙》之关系新论

严羽《沧浪诗话》乃诗论名著,事实上深受《文心雕龙》之影响,其结构、体制与论诗主旨,一脉相承。《诗辨》即《文心雕龙》之“文之枢纽”,《诗体》即“论文叙笔”,《诗法》与《诗评》即“剖情析采”,《考证》即《时序》至《程器》五篇的杂论补充,而《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实乃《序志》。如此,《沧浪诗话》则事实上构成了一个有意味的结构形式,其具体论述,也效法学习,体大虑周,折衷群言,深于诗学之理,由资闲谈的随笔式札记转变为比较有理论体系的诗学专著。《沧浪诗话》理论体系严密,努力解决古典诗学“什么是诗”这一根本性问题,彰显其理论内涵以及对唐风宋调不同特质的体认,以盛唐诗为典范,不仅重其风格,亦重其精神与思想内容,是对古典诗歌发展所做的理论上的反拨,以一个新的视阈探讨宋诗发展之路,寄予热切的期望。

“文本流动”与“赋家建构”——以西汉辞赋八家为例试论汉初文人赋学地位之升降

中国古代文本的流动性,在造成某一文本自身发生变化的同时,也会出现该文本不断被改写、续写或重写的可能,从而形成不同的“文本簇”。在这个过程中,文本的“史实价值”与“教化功能”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列西汉赋八家,其中陆贾、枚皋、东方朔具有因后世建构而进入西汉著名赋家行列的特点。这体现了“文本流动”与“赋家建构”的典型特征。从理论角度看,这种现象体现了文本背后深刻的社会意义,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文心雕龙》“赞”的命题意义

中国美学命题研究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刘勰的《文心雕龙》创构了数量甚多的命题。《文心雕龙》各篇的赞辞,在命题的提出与熔炼方面具有典范意义。“赞”不同于通常理解的赞颂之义,而是如刘勰在《文心雕龙·颂赞》篇中提出的“明也,助也”,即对正文加以阐明和辅助延伸。刘勰又指出“约举以尽情,昭灼以送文”这十个字作为赞的本质与功能的概括性说明。赞作为文体,经过了体式的变化与沿革,本有散文与韵文的不同形式,而韵文体的赞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刘勰对“赞”这种文体有明确的界定和自觉的理论建构。《文心雕龙》各篇之赞辞是具有文体的定型意义和创造功能的。《文心雕龙》各篇之赞,提出了若干经典化的命题,也成为命题成熟的重要标识。中国美学命题的重要特性,在《文心雕龙》赞中体现得非常典型。对于中国美学命题研究,《文心雕龙》赞辞提出的命题,是非常重要的研究对象,可以推动命题研究的当代价值之转换。

“体性”与“风骨”:《文心雕龙》身体诗学论

在司马迁“发愤著书说”之后,《文心雕龙》把文学创作视为作家血气、精神、情志等抒发表现的结果,认为作品优劣高下犹如人情之变。“苦虑劳情说”“为情造文说”的提出,将文章与人的形神、气血、五脏、六腑、脉韵贯通统一起来,赋予诗学以人的性格与精神气象。作为中国古代诗学文学批评巨著,《文心雕龙》同样受到了“体验哲学”的影响。在刘勰类比性论述中,诗文有辞采风骨,人的身体对应有五官形骸。艺术作品是情性和文采的融合,这与身体是肉体与精神统一的观念相一致,发中国诗学借体论艺、以身论文之滥觞。

当代俄罗斯“龙学”研究的新成果——评Л.В.斯捷任斯卡娅的《文心雕龙》研究

莉吉娅·弗拉季米洛夫娜·斯捷任斯卡娅(ЛидияВладимировнаСтеженская)是21世纪俄罗斯新起的年轻一代汉学家,她于2015年出版专著《中国文学雕琢的思想:从〈文心雕龙〉选篇看刘勰的文学观》,对刘勰文学观做了总体论述,并对《文心雕龙》主要的文学和哲学概念范畴进行了解析。书中对《文心雕龙》“枢纽论”的《原道》《徵圣》《宗经》《正纬》《辨骚》五篇,以及《总术》篇和《序志》篇做了全文翻译和注释。本文介绍其对《文心雕龙》产生时代、作者身世的考证,俄罗斯国内外研究概况,《文心雕龙》书名解析,以及“枢纽论”各篇篇名和内容的译释。

般若圆通:刘勰以“论”为中心的文体互渗系统

刘勰之文体学思想,以宗经为根柢,具体到文体论部分,则隐现出以“论”体为中心的文体互渗系统。论体具有强大的灵活性,可反作用于强势的赋体,同时沾溉了俳谐、颂、赞、铭、箴等一系列文体。“论”体“自由人”身份的获取有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的原因。内容上的包容及形式上的开放为其渗透、沾溉其他文体提供了可能。刘勰《文心雕龙》一书中隐现的此系统不仅适用于六朝,随着时代发展,更适用于后代的宋朝。

刘勰“隐秀”文艺观与庄子“寓言思维”的契合

刘勰《文心雕龙》中的《隐秀》篇是全书唯一残篇,其中蕴含的文艺思想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寓言作为《庄子》文章的一大特色,内容极为丰富,却历来被作为文学史边缘学科,历代文论家也不曾对其展开专题论说。从哲学基础看,道家之“道”与“自然”及衍生出的辩证思想、“言意之辨”为刘勰提供了养料。从意蕴层面看,“隐”为“隐秀”与“寓言思维”相通处,“秀”为刘勰的理论与庄子的寓言实践共有的创作特点。从艺术风格看,以“自然”为基生发出的素朴与华丽,二者异中有同。对刘勰《隐秀》篇文艺观与庄子寓言思维内涵的互通性作比较阐释,是对刘勰“道心”隐微的开掘,也是打开残篇“隐秀”文学创作理想和庄子寓言文艺思想研究的一次新尝试。

《文心雕龙》的“人-文”二重结构及其理论体系

《文心雕龙》往往从“人”与“文”两方面展开论说。刘勰对人与文有一根本性区分:作文之人分两种——圣人与非圣人;相应地,由人写成之文亦分两类——经典与非经典。“圣人/经典”与“非圣人/非经典”之间存在鸿沟。这一区分所造成的“人-文”二重,是贯穿《文心雕龙》全书的关键线索,也是刘勰立论的基本结构。在“文之枢纽”部分,“人-文”二重结构能够解释《正纬》的次第与必要性。在“割[剖]情析采”部分,通过“人-文”二重结构,刘勰将出于道家思想脉络的“虚静”说妥帖地置入全书框架中,用以处理一般作者才性发挥的难题。而刘勰通论文章之“体势风貌”时,“体”“势”与“风骨”之异同,也可循“人-文”二重结构得到索解。

《文心雕龙》中的植物喻文现象及其美学意义

本文以《文心雕龙》的植物喻文现象为切入点,发现刘勰文学批评术语的建构与运用受到了植物认知隐喻经验的影响。首先,枝、叶、华、实等词被用来形容抽象的文学结构和风格特征,说明情与意、辞与义、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其次,不同的植物意象也造就了不同的文学风格,给人以不同的审美体验。最后,刘勰经常使用人为的削、斫等字来描述作品的修改过程,这涉及文艺领域对自然与人工问题的讨论。可见植物之喻的运用,丰富了中国文学批评的用语,拓展了文论的言说空间。

《文心雕龙》与李奎报的“九不宜体”观

“九不宜体”出自《东国李相国集》之“论诗中微旨略言”文章之中,是高丽王朝后期文人李奎报提出来的。高丽后期古代韩国文学批评史上的自觉时代,除了《东国李相国集》外,能代表高丽后期的文学批评著作主要有:李仁老《破闲集》、崔滋《补闲集》、李齐贤《栎翁稗说》等,这些文集的大部分主要论点是创作上所呈现出的精神修养,因而当时文艺批评的主流论题有两点:一个是分析作者本人的天赋性,另一个是在作品中所呈现出的作者本人的修养。颇为有趣的是,通过考察发现,在强烈批判过度作诗技巧方面,“九不宜体”与梁朝刘勰《文心雕龙》有相似之处。文章以《文心雕龙》为视角,评析了李奎报之“九不宜体”,主要部分由三个论点组成:其一是探讨批评在诗文写作中的用事,其二是分析批判在过度修辞技巧上的问题,其三是从《文心雕龙·通变》角度去看“九不宜体”之“新意”。最后以刘勰《文心雕龙》为鉴,认为“九不宜体”是属于作者李奎报本人的经历,也是属于当时文风的弊端。

论刘勰的齐鲁文化本位观念——基于《文心雕龙·序志》的考察

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中提到了他撰写这篇文章的原因,分析了《序志》中三处关键性的词句,即“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岂好辩哉,不得已也”“擘肌分理,唯务折衷”。从中可以发现,以孔子的人文思想、孟子的卫道意识和荀子的比中观念为代表的齐鲁儒家思想对刘勰的论文宗旨、论文态度、论文方法,皆有本位性的影响。究其原因,既与文化轴心时期先秦儒家的巨大思想魅力有关,也与刘勰的文化寻根主体心理紧密相连。

《文心雕龙》阐释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阐释是构建《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基本方法。刘勰在此过程中揭示和表现出来的阐释伦理思想涉及两方面:一是要求阐释者具有博观、见异的能力修养和折衷、圆通的态度修养;二是基于传统伦理思想开展阐释实践,包括确立宗经立场和诗骚本位的经学阐释、基于此立场和本位的文学阐释以及通贯《文心雕龙》的事类阐释,其中体现了以阐释者为中心,事实与价值指向、明示与隐喻方法相结合且文字运用晓畅自然的阐释原则,彰明了揭示文学真实和维护文学正义的阐释目标。这些思想为刘勰表达自身意旨和实现救弊目标提供了理论和方法论基础,在后世得到广泛运用和发扬,其中积极成分对当代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阐释理论、培育阐释主体素质和指导阐释实践有重要的启发和镜鉴价值。

《文心雕龙》的光明美学--以“炜晔”为例看刘勰的美学思想

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篇对陆机的“说炜晔而谲诳”提出异议。二者之间的分歧不仅在于对“说”文体的功用理解不同,更在于对形容词“炜晔”的使用标准不同。统观全书涉及“炜晔”词汇的篇目可以发现,《文心雕龙》不止一次用到“炜晔”“炜烨”等形容词进行观念表述。受时代、佛教两个维度影响,刘勰对形容光明的词汇倾注了积极的感情色彩。故而在创作时,刘勰潜在地限定这类词的使用范围,提高其使用标准。因此,以“炜晔”为例进行梳理、探讨,有助于领悟刘勰的光明美学思想,进一步认识《文心雕龙》所呈现出的“生命美”和“视觉美”审美倾向。

至道与《易》理的交互——论《文心雕龙》理论体系建构的二重奏

综合考量时代语境、个人语境以及文本语境可知,刘勰“所原之道”实为宗极之“至道”,遂在思想立场上包含且超越了《易》道,而臻于更加包容开放的境地。刘勰在师法儒家圣人的基础上,试图将《易》理与至道相贯通,遂导致《文心雕龙·原道》篇前后之“道”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且形成自我解构的张力结构。而《易》理演绎的结果是“文—圣心—德”之间的转化,且由“心参天地”的内在理路明晰人文先天具有“美饰”与“明道”两种属性。至道与《易》理合力实现刘勰“文原于道”的理论构建,并对全书的理论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柏拉图与刘勰文学创作论的异同

柏拉图和刘勰虽然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文化体系存在一定差异,但二者的文学创作论仍具有很强的可比性。在文学创作的灵感问题上,二人都持肯定见解,但柏拉图强调神赋,刘勰强调人赋;在文学创作与外物的关系问题上,柏拉图忽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刘勰则深刻阐述物我之间的互动,凸显主体意义;在读者问题上,柏拉图将文学接受视为单向输出的过程,刘勰则看到听众的再创造性,对读者提出相应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