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审晚明:从文人士夫的知识世界谈起

“晚明文学”的图景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在古今中西的参照系中,被赋予与现代性接榫的近世性特征。这幅图景为反思五四以来的学术模式提供了样例,也成为重审晚明文学文化的契机。重审的目标在于将该时期出现的种种变化,还原至当时文化与社会的前后关系中,聚焦于古典人文学术,探求晚明文人士夫的知识世界及其背后的思想范型。这一知识世界承续自明中期,因复古的价值导向与私人刻书业等物质性条件,而有系统之变,令相关生产与传播产生诸多新特点。将晚明与前后时段联结起来作长时段考察,还促发我们重新思考复古运动与性灵思潮的关系、从文章博学到考据学风的变易路径等一系列问题。

从对屈原的评价看初唐的文学批评思想

初唐人对屈原的评价表现出阶段性的变化:从肯定其“忠贞”精神,赞誉其诗“气质高丽”;到褒扬其忠正、赞美其诗才,却抨击“礼乐之道,坠于斯文”;再到褒扬其抒写真情,“不虚美”“不隐恶”,又斥责其诗“婉丽浮侈”。对屈原评价的阶段性差异,反映出初唐近百年间在文学复古与新变之间的摇摆性。

元代科举兴废与畿辅文坛重构

元朝科举的废兴,直接或间接决定了畿辅地区文坛格局的形成和变化。元朝前期长时间科举不行,士人无法通过科举渠道入仕,从而造就大批优秀的书会才人,由此带来畿辅戏剧的繁荣;延祐开科使得士气复振,科举选拔的人才成为畿辅文坛的主体,传统诗文创作逐渐趋于雅正化;后期科举的再废再复使得人心动荡,畿辅文学也逐渐走向衰落。元朝科举的实施情况,不仅影响了士人的人生选择和情感心态,也影响了文人的思想追求和艺术表现方式,畿辅词曲尤其杂剧走在全国通俗文学的前列,诗文在崇古文和尚科艺的较量中也呈现多元化文学面貌。

元明清文学作品中的女性角色塑造逻辑与塑造方式研究

元明清文学作品中的女性角色形象,她们或善良、智慧,或彪悍、神勇,或顺从、妩媚,或贞烈、自强,或恶毒、淫荡……总之,这些形象虽风格迥异,但具有共同点的是,在塑造逻辑上作者们基本以批判封建礼教和儒家纲常理论为出发点。在塑造方式上,作者们基本都延续着“弱者反抗”的模式去进行形象建构,以此勾勒出古代女性的生存困境和女性自觉意识。在此特围绕较为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分析,以供学鉴。

金华文派诗歌创作及诗学思想研究

金华文派作家群是元明之际诗坛上一支重要力量,其诗学思想在崇尚平易正大诗风、注重自得之趣的同时,强调诗歌关照历史现实、体悟山水自然之美。他们追求“合乎法度”与“本乎性情”的辩证,重视自我感情的抒发,主张人品与诗品相结合,由师古而师心,自成一派。金华文派的诗论不像宋代由于理学的兴盛将诗学导入艰涩,反倒是他们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成果引导诗学走向深入,为明代诗学批评的发展注入多元活力。

论元散曲对《史记》项羽形象之接受

《史记·项羽本纪》塑造了项羽这一极具吸引力与感染力的英雄形象,为后世项羽形象之接受提供了历史基础。至元代散曲家笔下,对项羽形象的接受,显现出与前代截然不同的颠覆性重塑,表现出一种普遍而消极反抗的基调。这种迥异于前代的艺术基调与文学接受,是王朝统治者带来的文化冲击、政治变迁带来的个人价值的虚空、科举之路的中断带来的传统信仰的失落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促成的。个人价值的虚空使得元代文人走向历史虚无,进而否认俗世价值观,隐逸成为元代文人寻求自我价值重建的精神家园。

元代文人的苏门山文学活动及影响

苏门山在今河南辉县,元朝初期,这里是北方一个大的学术中心,一批文化精英来此寓居或讲学。同时,苏门山一带的文人活动也较为活跃:游历者的题诗抒怀、苏门学派的探研问学、文人之间的雅集唱酬为苏门山文学与文化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元代苏门山诗文创作,从题材看,主要有写景、怀古、抒怀等;作品风格雄健、平淡兼具;主题方面,尚贤意识与爱民情怀较为突出。元代苏门山文学活动对明清文人产生的积极影响:一是文学景观的书写;二是贤哲文化的发展。

元代上京纪行诗的异域书写

元代上京纪行诗中有颇多景观描写,这些景观描写着力突出了元上都独有的异域特色。元代扈从文人们通过对扈从上都沿途及其上都城的自然地理景观和人文景观的书写,既突出了其对元上都独特的异域风光和风俗的喜爱,也展现了其客居他乡的思乡之情。元代上京纪行诗异域书写的主要原因有三:一、元上都优美的自然风光;二、元上都独特的人文环境;三、元上都浓郁的游牧文化氛围与多元异域风情的浸染。

元初北方文统的建构与散文的复古之风

学界对元初北方散文复古之风的发生发展尚缺少深入探讨。元初北方元好问、郝经、刘因等人在批评金代散文虚浮文弊的基础上,力倡古文,重建了唐宋以来的文统,掀起了散文的复古之风。探讨元初北方散文复古发生的内外动因,把握复古理论对唐宋古文运动的继承和超越,发掘元初北方散文复古实践的特点,有助于准确认识和理解元初北方散文在中国古代散文史上的地位。

行走异域——元代上京纪行诗人的情感世界与创作心态

元代上京纪行诗人的情感世界,一是观光上国的颂美之情,描写山川雄绝、风物奇异,讴歌国朝盛世、帝王功业,崇壮美,尚豪迈,风格悠容闲雅、平实质直。二是感伤身世的羁旅之思,基调消极低沉、飘零愁苦。表达颂美之情的诗人群体以非汉族作家和北方文人为主,南方文人大多表现出愁苦倾向。上京纪行诗人的情感和心态,受创作群体的族群、地域身份影响,与元代的科举、根脚、任官制度等社会背景有关。

一统皇元气象殊——评任红敏《元代文坛格局与走向研究》

任红敏在天津古籍出版社2022年12月出版的《元代文坛格局与走向研究》,是当前元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突破。该书从文坛格局和文体格局两个视角研究元代文学,全面审视了元代文学史、文化史的相关问题,是从史学观念到学理模式的重要创新。该书力图在“多元文化—文人活动—文学格局”的三维体系中,建立文学研究坚实的历史学、地理学和文化学支撑,增强文学研究的整体性、理论性和丰富性,是一部研究元代文学的宏观论著。

元人诗文集中塞外霞城书写的文学地理空间

元人诗文集中,在四海混一的文化认同和天下一家的族群归属大格局下,广袤版图与多方民俗的山水风土书写可以并行不悖,其中有关上京纪行诗的许多篇什中都涉及一个重要的塞外小城--霞城赤城县(今河北张家口市北)。这一独特的文学地理空间,不仅是当地难得的历史遗存、乡邦文献的绝好佐证,也是其文脉流衍的重要载体之一,对于研究此一阶段、此一地域的多元文化交融、民族团结、乡邦文化,均意义非凡。

从区域格局看宋元文派的文法观

宋元时期散文流派的文学版图,就空间取向观之,传统地可划定为南北二块。从南北文学冲突与融合的角度来看,北宋洛阳文人集团在宋初南文北移的文章演进中担当了中坚力量;从诗文革新历程而言,北宋东学文派内化议论实用、辩明经籍的精神于文章创作中,是诗文革新运动中不可小觑的一支生力军。南渡之后,文化中心的逐渐南移,南部也呈现出江西、浙东不同区域的文派景观,这主要由南宋已降特殊的时代背景导致而成。从整个宋元时期的文学版图而言,也有东西走向,这里的“东”主要指东南尤其是福建地区,“西”则单指四川等地区。宋元文派的文学版图依照时代演变、区域格局和作家观点三重理路而建构,在时、空、人三位一体的间架下,文法取向染上了地域文派的特殊性。

元代中州文士北上与文坛格局演进

元代中州文士北上两都的历程是南北统合过程中北方士人经历的缩影,体现了元代文士活动中心地位的转移与文坛格局的演进。蒙元初期北方文士在疆域征服、治理过程中大放异彩,苏门山文人群体的学术、事功奠定了程朱之学作为官学的地位,并决定了元代“通经显文”的创作取向。而在元中后期,南方文士逐渐成为元廷中汉族文臣的主要构成,中州文士进入两都核心圈层的数量大减。中州文士地位升降与元代北方文士地位演变的整体态势变化相符。南方士人逐渐把握文柄,文士活动群体中心、地域中心发生转移,文坛出现裂变,由整到散,诗文风气、文学思想的多元化、地域性进一步增强。

走向成熟的唐代游记文学

从中国游记文学发展史的视角 ,就唐代游记文学的演化历程与内在精神展开探讨 ,由此看出 ,唐代是中国游记文学的成熟期。古文运动的兴起与诗性精神的浸润共同推动着唐代游记文学的走向成熟 ,同时也决定了唐代游记文学的内在价值取向。从元结的前奏到柳宗元的高潮 ,以及与此相辉映的中晚唐游记创作 。

不同处境下宋濂的活动及创作

科场的失败、社会的动荡以及吏治的腐败,使宋濂对元朝的统治失去了信心,命运让他与朱元璋结合在一起,在辅佐朱元璋从草泽英雄到开国皇帝的道路上,宋濂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入明后,宋濂得到了来自朱元璋的许多殊遇,并写了不少歌功颂德的文章,人们往往因此而对宋濂生憎恶之心。但如果我们对宋濂入明后极端严酷的生存环境给予足够的了解,就会感觉到宋濂极不平常的心态。不同处境的变化,使宋濂的文学创作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入明前,他的文章泼辣大胆,自由奔放,富有批判情神;入明后的文章批判锋芒则大为减弱,但仍然有不少值得称赞的文章。尤其是身处庙堂的宋濂依然为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作传,一个封建士大夫能做到这一点,委实不易。

论宋元时期的文章学

南宋至元代创立并蓬勃发展的文章学,长期以来备受学界冷落。这时期的文章学著作甚多,内容极为丰富,学者们解析文章作法,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当然也有局限。可以预言,与诗学、词学、赋学等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显学”一样,文章学应该也必然会成为传统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

元代文学史研究再审视

由于某些观念的影响,元代文学的历史被严重遮蔽了,文学史家呈现给读者的是一部残缺的元代文学史,且各部分间相互割裂,各自叙述,互不关联。元代文化本是多元的,又是一体的。元代文人观察认识问题视角多元化,元代作家观念意识多样化,元代文学内容和观点纷繁复杂。元代文学地有南北,人有华夷,体分雅俗,内容、体式、风格有诸多差异,但都是中国元代同一时空中的文学创作,具有一体性。我们应祛除遮蔽,在多民族共有文化精神的统摄下,书写完整的、通观性的元代文学史。

元代科举与元代文学发展

元初重经济、义理而斥词章的学术取向和人才倾向,科举长期废而不行。士子文人失去传统的上进之路,对元代文人的思想和生活状况产生了深远影响,一些文人因此而疏离了政治和权力,淡出了治国和明道,唤醒了独立人格意识,以纯文人的心态和眼光读书和创作;元代中期,自元仁宗恢复科举制度后,吸引了各族文人士子参加科举考试,从而兴起了一个全面学习中华文化的热潮。元代科举吸引各族士子文人参加,是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依然有着无法言说的吸引力,尽显大国气象和盛世之感,促成了元代盛世的时代精神和"平、易、雅、正"盛世文风的形成。

“海宇混一”鼓舞下的元代盛世文风

盛世文风非元代所独有,前之宋,后之明,都出现了盛世诗文。宋、明两代的盛世文风,都被认为是粉饰太平,歌时颂圣,缺乏实际内容,是没有价值的。但元代的盛世文风却不同,它不是强大政治力量介入的结果,而是文人们自觉的倡导。元代文人描述其"盛世",主要说大元"海宇混一"、"华夷一统",其疆域之大,跨越汉唐,而不是对政治和朝政的颂扬。创造不负于时代的文风,是元代文人们要自觉肩负起的历史责任,因而他们呼唤盛世之文,批评种种有悖于盛世文风的文学风气。"盛世之文"实际上是这一部分文论家的文学理想,其作品并非一味美化现实,并非不反映现实问题。它是一种文风追求,而不是对诗文内容的规定。文学史研究中与元代盛世诗文相关的一些非客观的认识,都是应该(?)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