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审晚明:从文人士夫的知识世界谈起

“晚明文学”的图景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在古今中西的参照系中,被赋予与现代性接榫的近世性特征。这幅图景为反思五四以来的学术模式提供了样例,也成为重审晚明文学文化的契机。重审的目标在于将该时期出现的种种变化,还原至当时文化与社会的前后关系中,聚焦于古典人文学术,探求晚明文人士夫的知识世界及其背后的思想范型。这一知识世界承续自明中期,因复古的价值导向与私人刻书业等物质性条件,而有系统之变,令相关生产与传播产生诸多新特点。将晚明与前后时段联结起来作长时段考察,还促发我们重新思考复古运动与性灵思潮的关系、从文章博学到考据学风的变易路径等一系列问题。

宋代诗话对刘勰“风骨”论的文学接受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的“风骨”之说在宋代诗话中发生了多样化的改变:北宋中期欧阳修等人倡导的“尚健”诗风着重宣扬“风骨”中雄健阔大的一面;江西诗派更关注诗人的性情和品格如何通过语言呈现在诗歌之中,对语言“生新瘦硬”的追求使得他们更看重“风骨”之“骨”对言辞的要求,并在宋代理学家“气本论”的影响之下,变“风骨”为“气骨”;南宋后期的诗论代表严羽虽对江西诗派的观点有所纠正,但又将“风骨”论从美学要求变成了对建安文学风格的概括,当前学术界评价建安文学最常用的“建安风骨”便源于此。

唐宋城市转型进程中城乡“围城效应”的文学书写

唐宋城市转型进程中城乡政治、经济、文化多层面分化促使生活于两大空间的人们在生存发展的价值判断、取舍基础上,出现了城乡“围城效应”,促成了城乡空间双向奔赴的文学书写。由乡向城奔赴的文学书写包括学而优入城的政治性和文化性流动、富而入城与入城而富的商业性流动、村民入城的生活性空间位移,由城向乡奔赴的文学书写包括文人归田梦的精神性奔赴、衣锦还乡的炫耀性奔赴、归园田居的生活性和精神性双重奔赴。唐宋城市转型释放了城市发展的活力,使得城市在物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相对于乡村的优越性渐趋加强。城乡关系逐渐失衡也带来城乡“围城效应”的失衡,文学书写中相应地隐含了对城乡文化差异的认同。所以,城乡“围城效应”不仅是物理空间上的双向奔赴,更是城乡在政治地位、经济方式、文化功能等深层次博弈的反映。

论宋代童蒙教育对宋代文学人才的培养

宋代童蒙教育相较于前代来说具有突破性的进展,即宋代童蒙教育打破了门阀士族的限制,使得平民子弟亦可接受童蒙教育,这对于中国整个古代社会的童蒙教育来说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由于宋代科举制度的完善和贯彻,及铨选制度的全面改革,对于人才选拔的主要标准就是知识和能力,这又从根本上推动了宋代社会对教育的重视。作为宋代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童蒙教育,自然也受到了整个社会的重视,而相当数量的文人学者参与童蒙教育更加提高了童蒙教育的质量和水平,他们在编撰童蒙读物和参与童蒙教学的过程中,也有着一定的文学培养的自觉意识,这些都使得宋代童蒙教育对宋代文学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宋代文学的整体气质和风格。

“雅颂之音”与“讽谕之鸣”:论礼乐复兴视域下的宋初文学

宋初文坛纷繁复杂,不仅呈现出南北对峙、难以融合的紧张局面,还产生了时文与古文的创作分歧。而于此之外,士人群体内又共同含纳着一股颂美君王功业、宣扬帝国政治的风气。尽管从传统文艺审美的角度看,这种风气催生的文学作品多属程式化的礼仪书写,但若将之置于宋初礼乐复兴视域下进行更深层次解读,则于某些赋颂中可观觇士大夫政治主体意识的觉醒迹象,且雅颂主旋律中讽喻之声的鸣起,又宣示了宋初文人对唐人风雅观的进一步开拓。这些被程式化书写遮蔽的内容,实质是政治与文学的合奏交响,二者间表里经纬的错综关系及由此生成的强力互动,正体现出此间特殊的文学生态。

太学学官“作新斯文”职责与北宋太学文风变革

北宋太学学官是太学制度和文风建设的重要力量,他们在太学规模扩大、学规完善等方面所作的贡献为太学文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客观条件。在任命制诰中太学学官被朝廷委以“作新斯文”之责,他们自觉履行这一职责并肩负起了改造太学文风的重任。这主要表现在庆历间石介等极力排抑西昆浮靡之风、引导太学文风走向“太学体”的险怪,以及熙宁后慕容彦逢、葛胜仲、曾几、陈与义等为振作卑弱文风所作的努力。太学学官“作新斯文”之举是北宋文风改革的重要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学的健康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宋代监察权威的生成机理及价值意蕴

宋代自上而下形成了中央台谏、外台监司、州级通判的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垂直领导监察体制。宋代监察权在运作中呈现出能够有效制衡行政、司法权的权威性特质。宋代监察权威首先源自监察官自身所具备的优秀监察品质;其次,其内生于作为皇帝的“耳目之官”所担负的维护封建“纲纪”的庄严使命;再次,宋代监察官铨选、回避制,从制度上保障了监察权威;最后,宋代监察官是“天下公议”化身的政治话语,从舆论上强化了监察权威的合理性、正当性。宋代监察权威在彰善瘅恶、澄清吏治、整肃“纲纪”、关注民瘼、保持政治清明等方面均起着扛鼎作用,其不仅能够为当代监察权威的构建提供丰富的镜鉴和启迪,甚或可以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南宋怀乡词意象研究

南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的时期,北方地区被金、蒙古等外族占领,许多文人因国破家亡而背井离乡。这一历史背景,加之南宋特殊的地理环境,如江南水乡的秀丽与江北荒凉的对比,深刻影响了词人的创作情感和意象选择。文章分析了这些词人的代表作,探讨了怀乡词中的自然、乐器、动物等意象如何被用来表达情感与思想,最终揭示了南宋怀乡词作为一种特殊文化现象的文学价值与历史意义。

论宋代使臣语录的制度背景

使臣语录是一种记言兼记事的文体。它产生在交聘活动当中,除记录逐日行止、馈送之礼外,重在记录往来问答。在宋代,其撰写遵循一定规范,是每次交聘活动必有的官样文章。它由国信所主管,有接收、抄录、听审、编录、保存、呈交、派送等环节。宋王朝高度重视使臣在交聘活动中的表现,以语录作为审查使臣业绩的重要依据。这一系列制度既塑造了使臣语录的体制,也促进了这一文体的兴盛。

文学借景在南宋盘洲园中的运用

为了探究南宋文人园林中文化与艺术的相互作用原理,更好地促进传统园林的文化传承与发展,以南宋盘洲园为研究对象,用景名为切入点来分析南宋盘洲园文学借景的“借用”效果——借时间之“景”、借空间之“景”,并以此达到空间生产的目的。盘洲园的文学借景是南宋文人对“出仕”和“入仕”矛盾心理的反映,也是中国园林与诗词文化交融的现实体现。以盘洲园景名讨论文学借景的同时,借助诗歌这种媒介去感受南宋时期的园林风貌,思考时代背景中的社会文化问题与人文思想,对其进行再认知,整理转换形成当下中国园林文化的实践导向。

宋代诗歌中的阴山文学景观书写探赜

宋代阴山虽被北方辽夏所控制,但两宋文人笔下仍有对阴山的文学景观书写。从创作书写主体来看,两宋文人主要聚集在江南地带,其以谏官、使节、中书舍人等身份影响着阴山文学景观的构建。阴山画作、边塞风物、阴山历史女性书写主题成为了宋代文人的创作焦点,它们在呈现出壮美旷远的北疆文化景观同时,部分主题被赋予宋人忧国伤时慷慨悲凉的情感内蕴,这种多重情感交织和寄寓,形成了阴山文化特有的传承,也丰富了北疆地域文化内蕴之美。

家风家学与宋代莆田文学家族

宋代莆田文学家族数量众多、成员繁盛,且世家数量尤多。世家大族经过世代积累沉淀,产生了一些具有莆地特色的共同家风,具体包括敬宗睦族之风、专意科举之风和重视文教之风。这些家风有力推动了家学的产生和发展。宋代莆田文学家族的家学主要是经学和文学。其经学研究主要表现为理学研究,宋代莆田的文学家族多为理学世家。其文学创作受到理学的影响,表现出以天下为己任和讲究民族气节的思想倾向,风格上也更刚劲豪迈。理学的思辨性,还促进了各大文学家族文学批评的繁荣。

两宋时期自然灾害的文学记述与地理分布规律

两宋320年间共发生灾害1739次,灾害种类14种,如此深重的灾害是导致两宋"积贫积弱,国力不强"的一大主要因素。由于宋朝时期的地理气候特点,水灾、旱灾接连不断发生,并且成为两宋最主要的自然灾害。古代自然灾害研究主要依据史书记载,中国是世界上少数灾害多发的国家之一,文学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灾难与救世观念可以给人们很多启发。以王禹偁为代表的宋代文学家给后世留下了许多记述灾害的文学作品,从文学作品的记述中可以提取古代灾害的准确信息。北宋都城位于开封,南宋京都在杭州,由于史料对当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省份的记述颇为翔实,两宋自然灾害的省区分布,以河南、浙江灾害次数最多。

宋代的《史记》文学评论

《史记》是文史结合的典范,历代评论颇为丰富。本文从文学的角度出发,探讨宋代《史记》评论的内容及其价值意义。首先结合宋代政治、文化背景,分析《史记》传播的范围、《史记》文学接受的原因及方法等,说明宋代《史记》文学评论具有较雄厚的文化基础。其次以叙事写人为核心,分析宋代《史记》文学评论的主要内容。在此基础上,归纳总结宋代《史记》文学评论的主要特点、形式、价值以及对后代《史记》文学评论的影响。

笔记小说的演变与唐宋社会研究

唐宋社会变革是史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 ,城市面貌变化亦是唐宋变革的重要论题。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笔记小说发展的关键时期。笔记小说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

不同处境下宋濂的活动及创作

科场的失败、社会的动荡以及吏治的腐败,使宋濂对元朝的统治失去了信心,命运让他与朱元璋结合在一起,在辅佐朱元璋从草泽英雄到开国皇帝的道路上,宋濂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入明后,宋濂得到了来自朱元璋的许多殊遇,并写了不少歌功颂德的文章,人们往往因此而对宋濂生憎恶之心。但如果我们对宋濂入明后极端严酷的生存环境给予足够的了解,就会感觉到宋濂极不平常的心态。不同处境的变化,使宋濂的文学创作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入明前,他的文章泼辣大胆,自由奔放,富有批判情神;入明后的文章批判锋芒则大为减弱,但仍然有不少值得称赞的文章。尤其是身处庙堂的宋濂依然为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作传,一个封建士大夫能做到这一点,委实不易。

论宋元时期的文章学

南宋至元代创立并蓬勃发展的文章学,长期以来备受学界冷落。这时期的文章学著作甚多,内容极为丰富,学者们解析文章作法,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当然也有局限。可以预言,与诗学、词学、赋学等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显学”一样,文章学应该也必然会成为传统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

科考视野下南宋总集分类的文章学意义

统观在"以古文为时文"的科考背景下,《古文关键》以人叙次,《崇古文诀》以时叙次,《古文集成》以体叙次,《文章轨范》以技叙次,《论学绳尺》以格叙次,总集多样化的分类方式反映出编纂者独特的关注视角和分类观念,具有重要的文章学意义:读书创作应通观博览,相对来说,苏轼、欧阳修等人"论""序""记""铭"体作品更受推崇。由易入难、循序渐进是学习的基本规律,创作也应遵循先"放胆"后"小心"的路径原则。准确审题至关重要,通过揣摩不同"格"目的认题、立意之法,创作出决胜场屋的"论"文。

唐宋时期汉赋的经典化过程

唐宋文学家在创作实践中对汉赋的认可与接受,促进了汉赋的经典化过程,主要表现在传统题材的拓展、艺术形式的发展、表现手法的学习等方面。文学家、评论家在理论上的批评总结,也是汉赋经典化的重要途径。唐宋时期理论上出现了一种"去经典化"的文学思潮,但主流还是肯定汉赋的功绩,对汉赋的发展、价值、作家作品、创作手法等方面予以评价。这种肯定对于汉赋经典化起了积极的作用。唐宋时期对于汉赋的注释、选辑、摘引等,也是经典化的途径之一,为明清时期大规模的汉赋文献整理奠定了基础。

文学史视域中的翁方纲宋诗学

研究者都注意到翁方纲诗学与宋诗的关系:他强调了宋诗"细肌密理"的特点,推崇苏黄,并肯定学问。这仅仅是从诗歌批评的角度得出的结论,因而缺乏学理的整体考察。从诗学逻辑建构的角度来说,翁方纲的宋诗学,是从对《宋诗钞》的批判开始的,他对宋诗的基本特点的揭示,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完成的。而在他整个批判和立论的过程中,都贯彻了立足于文学史的精神:包括以诗歌发展规律作时代的类比,对宋诗价值的定位,特别是其通过虚实理论,及对宋诗与杜诗关系的揭示,将唐宋诗连成一脉,超越了时人纠结不清的唐宋之辨,实现了唐宋诗同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