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六义”到“六观”——刘勰《文心雕龙》中的文学批评观

刘勰的文学批评观是针对轻浮绮靡的齐梁文风和当时对同部作品褒贬不一的背景提出的,他的文学批评的客观标准是贯穿于"六义"到"六观"之中的系统批评观。"六义"是宗经的效果,"六观"是考察方法,两者都不能独立成为刘勰的文学批评观。刘勰认为,要正确评价作品,要综合从"六义""四事""三准""六观"这个系统中表现出来的批评方法。"六义""四事""三准""六观"互相联系、互相阐释,它们围绕的核心"情、事、辞"就是刘勰真正的文学标准。刘勰不论是谈文学创作,还是谈文学批评,都是从"情、事、辞"的角度来衡量的,并以其它文学批评元素为补充,从而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批评体系。

刘少奇对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卓越贡献——评1956年刘少奇关于文艺工作的两次讲话

195 6年刘少奇关于文艺工作的两次讲话是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重要文件 ,是党为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而进行探索的积极成果。它从文艺改革、文艺批评、文艺创作和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等方面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文艺思想 ,对于纠正当时文艺界出现的“左”的错误倾向 ,贯彻落实“双百方针” ,促进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事业的繁荣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刘勰《物色》篇心物交融说与马利坦主客体关系理论之比较

艺术创造活动中的主客体关系一直是文艺理论中的一个古老而重要的命题。对于艺术创造活动中主客体的关系 ,刘勰和马利坦所持的观点既有相同之处又有相异之处 ,相同之处在于二人都认为在创造活动中艺术家自我和外物之间应当互相制衡、融和统一 ;二人的理论分歧主要源于他们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各不相同 ,仔细辨析两位文论家观点的异同 ,对于我们开阔研究视野、多角度地把握艺术本质、全面揭开艺术创造精神活动的奥秘 ,都有着积极的启示作用。

《文心雕龙·正纬》题旨及文学理论意义

《文心雕龙·正纬》并不是《宗经》的附属篇目,而是具有独立的文论意义。该篇的内容主要是辨析"经"与"纬"的关系,在这一基础上,确定了上天图谶——儒家经典——后世纬书各自的地位。在纬书中,刘勰以上天示瑞的图箓为五经的源头,以后人的解经之纬为文学的辅翼,依此来确立《正纬》篇的论文主旨,在篇中对纬书的性质和功用作了正解。

道家思辨法对《文心雕龙》创作论的建构——以《神思篇》为例

《文心雕龙》阐释主体浸染了佛教色彩。在思想大融合的时代背景下,刘勰也接纳了道家理念,试图将佛道思想融汇于自己的文学理论当中。《神思篇》作为创作论的总纲,是《文心雕龙》中具有关键意义的一章,其中蕴涵深厚的道家思想。刘勰在吸收老庄思想后,从创作准备、创作心态、创作原则、创作方法、创作思想五个方面铺展创作总论,继承了道家的游心思想、虚静精神、尚天性主张、学习论、言意观,充分运用了道家思辨法。

《文心雕龙》“傲岸泉石”词义考辨

"傲岸泉石"出自《文心雕龙·序志》篇"赞曰",其词义涉及文学创作的主体与客体、人与物等一系列关系,可以说是全书文论思想的一个浓缩。以往学界对它的解释大致可以归为四种:纵情山水说、高傲隐居说、自然本然说、逍遥自得说,每种说法都有合理之处,亦有不足。结合具体语境考察,可知"傲岸泉石"强调的是审美主体的作用,指的是文学创作时一种逍遥自得的本然状态。它与强调审美客体作用的"江山之助"一起构成了刘勰文学理论的根基。

苏过的文艺创作观

苏过鲜明地继承了乃父苏轼的文艺创作思想。其文艺创作思想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一、注重道德人格的修养与知识经验的积累,认为这是进行文艺创作的重要条件,甚至将文艺创作看成是道德修养的体现,认为道德人格是第一位的。二、强调为学为文要有所宗、有所师法,尤其看重家法的传承,把文坛盟主和祖辈、父辈的高尚人格作为指导青年人为学为文的第一要义。三、喜欢在与友人的聚会之中酬酢唱和,将此看成是激发创作热情的重要条件。四、看重创作的一气呵成,要求把握灵感迸发的瞬间,强调外来契机尤其是奇景奇事对创作的刺激,以此对"穷而后工"的说法进行补充。五、注重文艺创作的无功利性、为己性,认为文学创作是心灵的自由抒唱,是娱乐身心、摆脱烦恼的方法;同时也强调知音在文艺创作价值生成中的作用。

写物图貌,蔚似雕画——刘勰论汉赋的文学成就

刘勰不仅充分肯定了汉赋在文学题材的开拓、艺术手法的创新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还丰富了汉赋作家论、创作论、文体论的内容。刘勰的汉赋观集汉魏六朝汉赋研究之大成,堪称是唐前汉赋研究的高峰。

中西美学思想对话的共通基础——刘勰和谢林的艺术论比较研究

中西美学研究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两大美学传统之间是否有共通的概念性基础可供对话?在众多中西美学思想家中,刘勰和F·W·J·谢林是两位杰出的代表人物。他们虽然生于不同的时代,长于不同的文化传统,其艺术理论也汲取了不同的哲学和美学思想,但是,他们的艺术论却代表了中西两大美学传统的核心思想。通过对两者的艺术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发现:他们在艺术创造、创作灵感、艺术与自然、神性与艺术、形式和内容、表征和阐释等核心问题上表达了异曲同工、甚至是惊人的相似看法,他们的洞见超越了文化传统和审美意识的差异,触及了人类审美意识的本源,不仅可以构建两大传统进行对话的共通基础,而且可以展望全球性美学理论的可行性。

文质论的两种形式与刘勰的立文之道

在早期二元对立思维影响下,汉儒偏重观察文质的历时意义,将文质应用于政治,打造文质循环、损益救弊之说,以质为先,长期影响着文质论的表述形式。魏晋之际,二元思维在玄学清谈和佛教义解中出现新变。佛经翻译使形而上的文质论和形而下的翻译行动发生联结,揭示出以旧文质观观照文学的问题所在,使文质在共时层面的和谐成为当务之急。在《文心雕龙》中,文质论历时、共时两种形式交融。刘勰更加明晰了文、质两端与“情”在共时层面的联系,以“情文”为“立文之道”,并从质体文用的角度,提出了对“情”的价值判断,在肯定文华的同时折衷了质派,丰富了文学文质论的内涵。

辞令管其枢机--刘勰论文学语言与文学创作之关系

刘勰在《文心雕龙》提出的"辞令管其枢机",非常深入地阐述了文学语言与文学创作的关系,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理论内容,既涉及"言"与"意"之矛盾关系,也涉及"辞""情"合一及文学语言形式美之创造等问题,从而成为中国古代文学语言批评研究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资源宝库。

论柏拉图与刘勰文学创作论的异同

柏拉图和刘勰虽然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文化体系存在一定差异,但二者的文学创作论仍具有很强的可比性。在文学创作的灵感问题上,二人都持肯定见解,但柏拉图强调神赋,刘勰强调人赋;在文学创作与外物的关系问题上,柏拉图忽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刘勰则深刻阐述物我之间的互动,凸显主体意义;在读者问题上,柏拉图将文学接受视为单向输出的过程,刘勰则看到听众的再创造性,对读者提出相应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