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义的边界与文义解释的限度——《民法典》语境下的方法论展开

文字作为信息的传递途径和内容,是认知的起点。法律文本依附于文字,法律规范的意义同样以文字的意义(即文义)为基础。法律适用的过程,即法律解释的过程,始于文义,一定程度上也止于文义。文义有边界,超出文字意义的限度,即超出了法律解释的范围,进入法的续造领域,须借助类推等方式进行法律漏洞填补。文义解释是法律解释的起点,但不是全部,有其限度;即便是文义清晰时,亦应将自罗马法以来的“明白无误规则”仅认定为一项推定规则,仍需结合其他解释方法,尤其是目的解释,来探求规范的“目的”和“意义”。《民法典》解释适用语境下,以解释论为面向,应坚持文义解释的方法论价值,亦应在此基础上超越其“文本”价值本身。

文学的意义和“意义剩余”

意义是阐释的产物。文学不仅具有意义 ,而且具有“意义剩余”。“意义剩余”是文学阐释所获得的理性意义之外的涵义 ,包括以感性化形式出现的非理性的原始体验、原始欲望 ,它对理性意义具有解构作用 ;还包括超理性的审美体验 ,它超越了理性意义。

返本与开新:本体性阐释与中国古代文论当代性意义生成问题

中国古代文论当代性意义和价值的生成、其作为地方性知识上升为普适性知识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对古代经典的重新"阐释",这种"阐释"不再仅仅只是一种方法,而是西方现代哲学解释学所强调的"本体性的阐释",古代文论的当代性意义只能在这种"本体阐释"中生成。西方现代解释学有关经典阐释的基本观念,超越了传统的解释学理论,实现了由方法到本体的重大转向。这种阐释之本体化转型,较好地回应了经典阐释活动中诠释个体与经典文本、主观与客观、传统与现代乃至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等诸要素之间的矛盾等问题,对于推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深化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我们可以把这种本体化阐释,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进一步发展并不断实现其当代性价值的基本路径。

走向多元化的中国现代文学知识

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独立、知识完备的文学史学科 ,拥有它自己的价值观和方法论 ,经过近百年的意义解释和研究已形成了丰富复杂的知识结构。围绕中国现代文学知识的解释进程 ,探讨其意义构成的历史性和丰富性 ,讨论它是如何完成中国现代文学意义的多元化阐释和知识整体观的建立 ,从而实现中国现代文学向现代社会的知识传承和播散 ,并拥有现代知识的合法地位和合理性意义 ,可以推测未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知识更会走向意义的多层面和多维度 ,向西方文学、传统文学和当代文学延伸和开放 ,向文化学、思想史。

回到作者:关于文学阐释学的再思考

文学阐释从作者到读者的转变,是文学作品意义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的转变。这种转变自然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的一面,但也给文学作品意义的阐释带来相对主义与怀疑主义的弊病。因此,倡导一种重新回到作者的文学阐释模式就十分必要。赫施的客观解释学理论是对文学作品意义确定性的追寻,它为克服当前文学阐释中的相对主义与混乱状态提供了借鉴。回到作者的理论范式显示的是对后现代精神的质疑和批判。

汉代听琴典故的文化解读与文学意义

听琴故事最早虽可追溯至先秦时期,但在其成为杂剧、戏曲、小说中固定叙事模式的过程中,汉代的听琴典故实为其滥觞。在相如琴挑文君故事中,琴开始用来传递男女之情;而蔡邕听琴惊心的闲笔深意式写法,则对后世叙事文学影响深远。两则听琴典故都为正史所记,而在其流传过程中,典故主人公在后世文学中所被塑造成的不同形象,则由中国古代士阶层的性格特征所决定。听琴不但承载了诸多文化因素,还对后世文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理解的文本与阐释的方向——伽达默尔文本观的当代意义

在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体系中,文本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受海德格尔存在论观念的影响,伽氏认定,文本是被理解的给定之物,并把文学文本看作是“最高程度上的文本”。总体上看,伽达默尔文本观的主要贡献在于,依托海德格尔思想的巨大支点,将语言关注指向了文本,使语言之思得以具体化,文本也因此走向本体论的视域和存在之途,从而确立了文本和阐释的互参共存格局,获得了文本意义的方向性和无限性的统一。这些努力,不仅有力地影响了接受美学的生成,而且可以有效地帮助我们抵制后现代主义的虚无主义和绝对相对主义偏向。

意义阐释和译者的互文性写作

以文学翻译为语境,申明理解是意义存在的方式。然而,由于理解的历史性和意义的开放性,原文含义与作者本意往往无从找寻,使得跨文化传播中的意义翻译变得异常困难。原文和原作者所建构的话语秩序被彻底地颠覆,译者/读者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文本本身从来就不是独立于其他文本的自足存在,言说总是产生于语言的夹缝中,因此,译者的翻译就是产生于这个序列夹缝中的一种互文性写作。

“圣叹文字”与文本解释中的自我理解——从哲学解释学谈金圣叹叙事文学评点

金圣叹的《水浒传》和《西厢记》评点蕴涵了深刻的解释学思想,他从批《西厢记》的"圣叹"文字中表明文学解释是一种"自我理解"行为,必然带有读者的理解视域。但在他那里,这种理解视域不是封闭的,而是在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维度中保持开放性。金圣叹对文学文本的理解超越了世俗的利害关系,上升为对人生意义、人类生活的追求,以及对人类未来生活的引领。

文学文本解读在文学教育中的传播意义

文学教育与道德教育不同,它依赖文学文本的感发力量对教育者施加影响。如何解读文本则成为决定传播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文学文本解读通过直接进入文本、作者介入、阐释者自我生发三个阶段,在文学教育中发挥了审美教育、人格教育和道德教育的功能。阐释者并不能成为直接的立法者,而是面对文本排除可确定性内涵,在不可确定处寻找诠释的出发点。阐释者自身的审美倾向常常会取代作者的表达意图,具有超越意义的艺术体验。文学文本一旦被过度诠释就会产生"以意逆志"的传播效果。

中西言意关系中的文学意义生成

从言意关系看文学意义的生成,它应该包括作者赋义、文本传意、读者和批评家释义三个阶段。就作者赋义而言,中国古人持"语言工具论",所以"言不尽意";而现代西方人则持"语言本体论",所以"意义生成于自身"。就文本传意而言,中国古人借"象"来传意,即"取象尽意";而现代西方人则在语言自身的语法结构和逻辑结构中寻求意义,凸显了文本自身的意义传承功能。就读者和批评家释义而言,中国古人认为意在言外,即"义生文外";而现代西方人则认为意义产生于作者、文本与读者的互动中。总之,我们古人把这三个阶段统一成整体;而现代西方人则将它们推向了深入。

《水浒传》文学意义的海外阐释

海外对《水浒传》文学意义的阐释,主要体现在翻译、文学批评和再创作三个方面,其中不乏由中西文化差异所导致的误读。《水浒传》在海外的翻译,原著中的道德性往往被淡化或消解了。海外汉学家对《水浒传》所作的阐释,更多的是从西方文化语境中形成的前理解出发对小说文本进行解读。还有一些读者由于他们的期待视野超出了原著的视阈,从而进行仿写或再创作。海外对于《水浒传》的诠释都带有西方文化的烙印,由此形成的前视阈对西方人理解何所向具有规定性,从而生成了与中国人迥然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但只要对小说文本中的人情物理解释得合情合理、能够自圆其说,应该说它们都是文学作品在不同时空、不同文化中的存在方式。

浅论“诗无达诂”说

“诗无达诂”是中国古代文学鉴赏和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原则,其初衷是为了给汉代儒生自主阐释《诗经》提供理论依据,却在客观上强调文学阐释的相对性和多样性,从而赋予阐释以批评学的意义。“诗无达诂”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关涉文学作品自身的特性与阐释主体接受的能动性,又关涉到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特点。

从“断章取义”到“以意逆志”——孟子复原式解释理论的产生与演变

孟子"以意逆志"说历来被公认为中国文论中关于文学解释的最具影响力的理论。尽管学界深谙这一理论的历史意义,却很少有人关注过先前观诗传统对它的影响,后来《毛诗序》对它的彻底改造亦研究不多,正是这些忽略阻碍了我们对其起源及演变的认识。到底是什么样的天才灵感使得孟子将一种倾听理解赋诗或引诗的方法转化成一个以读者为中心的复原式解释理论呢?汉代及以后的注《诗》、评《诗》家是怎样对这一理论加以运用的呢?文章力图对这两个重要问题作出粗浅的解答。

文本阐释与意义解读的理性阈限——兼论建立一种文学批评“公共阐释”的必要性

文本意义边界的存在决定了任何文本阐释均具一定限度,该限度虽不可明晰定义但却实存于文本阐释之中并可理性预期。文学阐释的开放性同样须顾及作品可预期的意义边界,以其阐释限度的自觉来确保阐释活动的合法性。当代文学批评问题的一个突出的阐释学征象在于:对作品的多元价值判断往往覆盖了文学阐释应有的理性底色,在阐释的不断翻新中,作品"意义"变得无际无涯,泛化的阐释最终导致对文本意义的疏离。鉴于此,文学批评须重提阐释对自身的理性要求,通过建立一种具有话语规约性质的"公共阐释"增强意义阐释的有效性,由此彰显其批评活动应有的内在尺度与话语空间。

文学文本:结构化与意义阐释

结构化与意义阐释构成了文本呈现的两个固有向度。这两个向度之间的内在互补与往复运动是文学文本的基本特征。该特征表现为两种基本的文学经验:"延宕"与"领会"。不仅如此,文学文本的这一特征还为我们提供了在一般人文研究中把认识论视角与诠释学立场统一起来的契机。

“假定意图论”的逻辑与论争——论杰拉德·列文森的文学作品解释观

列文森在文学作品的解释问题上坚持假定意图论,认为文学作品的含义是由恰当读者基于文本生产的历史语境,对作者最可能具有的意图作出的最佳假定投射。列文森在“含义观”上区分四种含义,借鉴完善了托尔赫斯特的观点;在“本体观”上区分“文学文本”和“文学作品”,与伊森明格的本体观作了比较;在“意图观”上区分“范畴意图”和“语义意图”,驳斥了赖斯的“新维特根斯坦”意图观;在“交流观”上区分“日常交流”和“文学交流”,对卡罗尔的实际意图论作了修正。在不同的理论交锋中,列文森反复强调了语境、假定关系、言语含义及解释者素质等因素的重要性。列文森同戴维斯及斯特克展开的论辩澄清了学界对其理论的部分误解。列氏假定意图论是极端意图论与反意图论之外的一种合理解决方案;作为一种多元论的解释理论,该理论使作品成为充满各种可能性的含义载体,形成一个开放的解读空间;该理论也为批评活动设置了较高的门槛,促使解释者不断提高自身素质。

The Application of the Interpretive Theory of Translation

The interpretive theory of translation(ITT) is a school of theory originated in the late 1960 s in France,focusing on the discussion of the theory and teaching of interpreting and non-literary translation. ITT believes that what the translator should convey is not the meaning of linguistic notation,but the non-verbal sense. In this paper,the author is going to briefly introduce ITT and analyze several examples to show different situations where ITT is either useful or unsuitable.

意义阐释和文学翻译的伦理

"忠实"一直是中国翻译的实践和理论讨论中被奉为圭臬的概念,然而由于伪译的存在,使二者成为翻译史中一对有趣的悖论。伪译是不是翻译,与翻译的伦理有哪些冲突,对这些冲突的思考把我们引向了对原文和原作者的状态的思考。既然原作和作者都是值得怀疑的对象,那么原创性呢?本文旨在探讨由意义的多元阐释所引发的伦理思考,力图表明在后结构主义的现代,翻译就是在差异中诞生并得以延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