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见杨明照手稿书法研究

以新见杨珣先生、王恩平先生所藏杨明照先生大量手稿为研究材料,分析了杨明照书法艺术源头与流变在于受到家学影响和燕京大学读书期间郭绍虞先生指点,论述了杨明照书法艺术从日常书写逐渐转变到以颜书为取法对象的直追古法,再到人书俱老的化境,以及他与四川高等书法教育文脉渊源关系.研究表明,杨明照书法超出文本外的文化意义,即一代文人风骨.首次对杨明照手稿书法进行研究,强调杨明照书法形象被其学术影响所遮蔽.作为蜀学研究最后一位大师,学界对他研究应多维和立体,以彰显那代学人的文化风骨.

从《花篮图》探讨文人风骨的画、插花和装饰应用

从李嵩的花篮图赏析起笔,以文人插花与文人画为切入点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中文人风骨的体现,将其应用于当代室内装饰中更显示出中国韵味。

“苏门六君子”散文的文统与风貌

“苏门六君子”是北宋文坛很有意味的现象,他们遭际或同或异,无妨聚集苏轼门下,尚韩步苏,接受欧苏散文范式的影响,为文大体追求自然平易。从文体审视,其论说往往有家国之忧,求为世用而理明辞达;书信与序文以叙引论或论中兼有叙事,平和淡定;记文虽不乏好说理的特征,却因关乎人生,通脱超然,趣味各生。“苏门六君子”由此造就的散文风貌,尽管为苏轼的散文华章遮蔽,但在古代散文史上仍不乏自身的光彩。

中晚明知识人的“惭愧”书写及其文学史意义

中晚明生员身份的泛化、乡论在科举取士中制度性功能的弱化以及考课制度的严苛化,在导致知识人向上流动日趋艰难的同时,也形塑了士人德性缺失、职分意识淡薄的普遍性格。制度影响之下士风的持续恶化,是知识人展开自省的现实语境,“惭愧”则是其自我反思中首要而直接的感受,并以面向生民为基点。对儒者职分的强调、“经义”兼“治世”的自我期待、诗文经世与文章主理观念的强化、明末清初文风之转变乃至回向乡里、面向地方的新动向,则是知识人在自省中的尝试性回应。面向生民的惭愧书写不是目的与归宿,而是思“变”的起点。这也正是中晚明知识人惭愧书写的意义与价值所在。

文人风格青花山水瓷画技法与审美特色研究

文人风格青花山水瓷画指的是具有文人审美风格的青花山水瓷画,文人风格青花山水瓷画从晚明发展至今,形成了鲜明的特色。文人风格青花山水瓷画在技法上主要采取分水技法、写意技法、泼彩技法,各具特色,在审美上具有虚实相间的构图、清新幽静的色彩、淡泊超脱的境界等鲜明特色。

准确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基础、价值锚定和实践路径——兼论习近平关于人文经济学的重要论述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生动实践的经验总结,为打通人文与经济交融发展的“最后一公里”,具有引领性、指导性作用。人文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必然产物,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新范式。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人文”要素的核心支撑,在突破西方主流经济学唯“物质积累”的意识形态圈方面和在建构符合我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文经济学“人物互融互促”的自主知识体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有着深厚的理论、历史和实践基础,三者相互独立但又相辅相成,有机统一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系架构中。要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就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以经济和文化的互融互促为核心体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发展理念,突出人文关怀,促进物质富足与精神富有相统一,坚持文化自信、赓续中华文脉,以此引领思想文化发展方向,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海派文化与江南文化的内在关联:以开埠前后海上文人雅集为中心

上海古称海上、上洋,靠海临江,宋代因商而崛起形成市镇,元代因港而兴盛由镇升县,明代抗倭筑城,形成上海老城厢,明清时期经济繁荣,衣被天下。上海人历来崇文重教,科举鼎盛,人才辈出,在文学、艺术、收藏、工艺及中西交流等领域都取得了非凡成就,成为江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港兴市、重商、移民、经世致用精神在明清上海江南文化发展过程中尤为突出。嘉庆初年,上海道台李廷敬发起平远山房雅集,其后李筠嘉发起吾园雅集,活动持续时间长,活动内容丰富,人员广泛,可以说是继扬州、南京雅集之盛况后“所未见也”,一时江南名士汇聚海上。上海开埠后,萍花社雅集、飞丹阁书画雅集再到豫园书画善会和海上题襟馆雅集,从传统书画雅集转向了现代化的书画社团,有固定场所、组织机构和章程,推举有名望的书画家为会长,侧重于书画家的商业推广。书画雅集注重大家合作,关注慈善互助,在绘画风格彼此借鉴,又相互融合,形成了海派书画雅俗共赏、流派自由、风格多元、开拓创新的海派特征,成为海派文化最早起源。开埠前上海江南文化中孕育着海派文化基因,是海派文化之源,两者一脉相承。本文从开埠前后海上文人雅集来解析江南文化中的海派基因,探讨上海江南文化与海派文化一脉相承。

明式圈椅设计的简约美及其传承发展研究

深入研究明式圈椅别具一格的简约美,对于更好地传承和发展明式家具有很好的启发性。本文在实地实物考察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文献典籍等背景资料,研究明式圈椅简约美的具体表现及其成因,探索当今及未来如何通过守正创新实现对明式圈椅的传承。明式圈椅的简约美正是“形神兼备”哲思巧妙运用的结晶,对于线元素的极致运用,艺术装饰恰到好处,空间表现“藏”“露”相宜,整体设计契合人体工程学,是明式圈椅简美风格的重要体现。传承明式圈椅的简美风格,在原汁原味保护这一文化遗产的同时,还要赋予其时代需求因子,在材料选用、结构布局上做进一步的完善,助其体现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

清初朱耷怪诞出奇之美艺术研究——以《游鱼图》为例

拟从影响朱耷绘画风格的生成因素着手,通过对朱耷晚期代表作品《游鱼图》进行艺术分析,特别是对“鱼”形象“喻体”与“本体”的研究,诠释朱耷“隐喻”的绘画语言和怪诞出奇的绘画风格,从中探究朱耷绘画艺术对清朝中期“扬州八怪”、清末民初“海派”及至现当代中国画家的重要影响因素,以期不断升华对朱耷绘画艺术的认知和感悟,坚定文化自信,借古开新,助推中国画领域变革,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清初文人书风对儒家美学的接受——以蒲松龄书风为中心

儒家审美意蕴影响了清代文人书法的审美取向,而随着清初社会矛盾的激化,出现“入世传承”和“出世异变”两种发展趋势。蒲松龄作为清初文人,其书风也深受清初儒家审美的影响。早期对蒲松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实用的科考书写,后期科举失意,他开始对儒学书风审美进行思辨,从馆阁书风到有意无法的自然书写,正是其对“器”与“用”的辩证态度。

明清拟话本小说文人作者的“夹处”心态及其影响

自明末至清中叶,文人拟话本盛行一时,作者辈出。以群体的视角考察这些文人小说家,可以发现他们在身份认同、价值认同、日常生活体验等层面都面临着“夹处”的心态困境。这一困境又导致其自我认知的游移和不断进行的自我解释,从而产生了一种普遍的否定、主观与夸张的写作风格,背后则反映了文人小说家精神世界实际所处的焦虑。对其的相关辨析,有助于从新的角度理解文人作者对推动明清拟话本小说演变的意义。

再现诗意的唐风园林--孟浩然故居(涧南园)营造

文人纪念性园林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其营造理论的研究和总结,对文化的展示和传承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涧南园是孟浩然仕隐的家园,以涧南园的营造设计为例,从研究唐代文人园入手,通过挖掘孟浩然相关的诗文描述、查询史料记载,结合唐代文人园的特点,在环境中融入诗人的性格气质与诗文意境,营造一个充满诗意的纪念园林。通过涧南园营造的设计总结,为文人纪念性园林的营造设计,提供一种设计布局和造景手法的新思路,实现营造方法的创新。

明式家具风格形成中明代文人设计的影响

目的从设计师的角度分析明代文人对家具设计的参与行为及其对明式家具风格形成的重要影响。方法研究首先对明式家具的风格特点及其形成背景进行阐述,继而从明代文人的生活状态、审美观念、文化修养以及精神追求等特性和个性化设计偏好等多重角度出发,结合典型设计案例,探讨文人参与家具设计对其风格形成产生的重要影响。结论研究结果不仅有助于理解明式家具的文人特征,亦能为现代中式家具设计的研究提供重要的设计参考。

明式家具与北欧设计

中国明式家具与北欧现代家具虽然是产生于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的2种设计风格,但在材料的使用、设计思想的运用、设计师对产品风格的形成和影响以及家具产品与环境的协调性等方面存在着若干相通之处,文章从以上4个方面简要分析了两者的共同之处以及形成原因。

上海近代文人住家海派家具特征及其运用研究

上海近代文人群体是社会现代化转型的中坚力量,他们的住家展现了文人群体特有的生活观念和审美品位。文章聚焦上海20世纪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文人住家中海派家具的选择和运用,结合功能房间对文人常用的客厅家具、书房家具、卧室家具等风格特征及布置展开论述,并从新材料和工业化制造的角度对海派家具的创新性做了归纳,以期通过对以近代文人为代表的都市中产阶级的居住空间的剖析来阐释海派家具的风格特征和发展趋势。

宋代士风与田园诗的淑世精神

宋代一贯实施以文治国的大政方针,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完善以及参政议政环境的相对宽松,文人士大夫逐渐成为社会政治的中坚力量,其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空前高涨,并形成一代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淑世士风。这种士风流被文学创作领域,对宋代田园诗产生了显著影响。首先,宋代田园诗中的隐逸情趣有所淡化。富有淑世精神的文人士大夫不肯轻言隐逸,即便退居亦非一味独善其身,而是表现出兼济天下的政治热情,其田园诗中遗落世累、忘情政治的隐逸情趣随之减少,而心忧天下、关怀民生的淑世精神时现;其次,宋代诗人的淑世情怀正深深契合了《诗经.豳风.七月》和中唐新乐府的现实主义艺术传统,他们合理继承了诗歌裨益于风俗教化的艺术功能,将补察时政、泻导人情、救济民疾的宗旨贯穿于田园诗的创作中,使作品突破了陶诗侧重抒写个人情感情趣的创作模式,对农民的劳作和生活进行了真实再现,尤其对民生疾苦给予了全面而深入的揭示,并寄予了真挚的关怀和同情,表现出鲜明的淑世精神,成为有别于其他时代的宋诗的特征。

邵雍的思想立场、诗歌创作与洛阳文人群体的文化场域

洛阳文人群体是一个拥有大量政治资源和学术资源的士大夫集团。洛阳文人群体的结社唱和风气不仅给邵雍提供了磨砺诗才的场合,而且使他在士大夫的群体中得到身份认同,获得了社会资本和发展空间。邵雍富有原创性的文化创造及其诗歌创作所表现的独特风貌,正是以洛阳文人群体及其思想场域、文化氛围为土壤和背景的。邵雍的学术义理精微,与佛老有相似之处。在佛与老两者之间,他较多地接受了道家的人生哲学观念,但其根本立场是儒家的。邵雍的"康节体"既确立了文人诗的一种全新的体式规范,又凝聚了北宋时代的理学思潮,集中体现了北宋中期道学人士的自得心态,是儒门哲理诗的典范。

由“墨分五色”看文人画的审美

中国文人画主要艺术审美特征由诸多因素组成,其中对墨的运用是外在的载体表现形式,通过墨色的变化来解决视觉表现中的层次关系是中国文人画家历来追求的法则,这种法则通过单色的墨来进行视觉传递是有着文化渊源的。文人画的这种素色审美特质多受中国主流文化的内涵影响。通过墨分五色的审美取向的表征可以看出,对文人画审美取向的产生主要是由中国文化脉络中的儒家、道家和释家对艺术的审美观一家或者各家之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

论明代苏作家具的文人属性

从明代文人书札、文集、诗书、绘画和著作中,我们发现非平民工匠的明代文人士大夫群体对家具设计表现出了高度的参与感,并且开创了中国家具史上运用高雅的材质营造出了具有浓郁文人气息的硬木家具——明代苏作家具的历史。本文从设计者和用户群的视角对明代文人进行了溯源性研究,尝试梳理其生活形态、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解读苏作家具中的文人属性,从而探讨苏作家具原型体系中的"文人设计"品质。

唐宋茶道大行之原因分析

唐宋茶道,萌芽于魏晋六朝,成于唐中叶,盛于宋代。在鉴茶、选水、赏器、取火、炙茶、碾末、烧水、煎茶、酌茶、品饮等方面,唐宋时期逐渐形成和建立了一系列的程序、礼法、规则。唐宋时期,茶道大行,究其原因,社会经济条件是其物质基础,茶之药用价值的进一步发现及养生理念促进了茶道嬗变,唐宋文人的品格特征引导茶道发展,饮食文化的贵族化特征使茶道趋于精致。在这些因素相互交织的影响下,唐宋大行茶道的出现绝非历史的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