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别史文集中南方民族地区交往、交流、交融研究

针对当前学界多就单一别史文集进行研究的现状,本文选取唐宋时期别史文集进行集中分析讨论,其关于社会交往、经济交流、文化交融的历史表现形式,有力阐释了历史上民族“三交”的历史生成逻辑,并表明历史上促进民族“三交”的因素与王朝的因俗而治、广开商贸、科举兴学等举措密切相关,同时也与民族地区渐归汉地、渐慕华风、渐习汉语等自身因素密不可分。南方民族地区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表现及成因,正是我国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写照与历史确证。

从南唐史到唐宋史:任爽先生“唐宋连续观”的研究与教学

先后任教于黑龙江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和辽宁大学的任爽先生作为唐宋史领域的知名学者,在唐宋礼制史、五代十国制度史、南唐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是学界至今仍然参考的对象。同时,任爽先生常年指导研究生进行五代十国制度史和唐宋史研究,其中许多学生已经成长为唐宋史学界的中坚力量。在研究与教学的基础上,任爽先生不仅实现了从南唐史研究到唐宋史研究的跨越,更是提出了“唐宋连续观”这一历史认识理论。在这一理论下,唐宋时期社会制度的连续性得到强调,从而有别于日本学者的“唐宋变革论”。

文学潜流与风气之先——宋代理学诗人范浚的宗唐心态

以往对宋代南渡时期诗坛的研究多集中于历经南渡的文人群体,众多生逢其时而诗名不彰的江南本土作家及其作品则成为文学史的潜流现象。作为身处其中的理学诗人,范浚关心国事却隐逸避世,不取元祐体与江西诗派而远绍唐代名家,诗学宗尚李杜却情近中晚唐诗人,雅好幽独之境却不内敛逼仄。此种诗学理念与创作个性之间的偏差错位,既与其取法乎上的创作理想有关,又是其历经两宋之变的人生经验暗合唐代“安史之乱”后的诗人心态所致,还反映出南渡时期诗坛不乏反拨宋调而力挺唐音的独特倾向。其中不仅存在诸多值得解读的诗学意味,而且为进一步发掘文学潜流的价值意义提供了重要范本。

走向认同:南唐入宋士大夫新论

南唐士大夫入宋之初,遭遇了一定的限制与区别,但逐渐淡化。宋廷并未对南唐降臣执行“猜防”政策,而应归纳为“有限度区别”政策。这一政策主要是由“祖宗之法”、宋初历史条件、宋政权建立方式所决定的。南唐入宋士大夫通过科举、文化、政治、交游四条路径,逐渐建构起对“宋朝士大夫”的身份认同。从“五代入宋”到北宋中期士大夫政治的成熟,是一个较长时段的历史过程,而宋初融合不同士大夫群体产生的共同身份认同是关键环节和重要基础。南唐入宋士大夫建立身份认同的过程,体现了“宋朝士大夫”是融合不同群体动态生成的。南唐入宋士大夫还通过学术传承和政治言行,有效地促进了北宋中期士大夫政治的成熟。他们是宋代前期历史能动的参与者,而非被动的牺牲品。

论唐宋词的“南唐范式”

"南唐范式"是唐宋词中有别于"花间范式""东坡范式""清真范式"三大创作范式的一种抒情范式,它起源于五代时期词人韦庄,定型于南唐李煜,而造极于北宋之世,对词体发展的进程产生了极大影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之词。"南唐范式"善于书写人生痛苦,善于书写自我的真情实感,常书写怀旧、离别、相思、漂泊等有关内心感受的题材,同时还具备深情美、质朴美、真切美、悲剧美等审美价值。唐宋词的"南唐范式"成就了宋词一代之文学,在词史上有着极为关键的地位。

徐铉三次贬官考

徐铉恬淡寡欲,性格宽厚,却历尽宦海沉浮,一生中有三次贬官经历。南唐中主时两次被贬,保大七年贬泰州,保大十一年流舒州。在垂暮之年被宋太宗贬往邠州,一年之后病逝于贬所。

论魏晋至宋律学的兴衰及其社会政治原因

中国古代作为官办法律教育机构的律学,存在于魏晋至宋。律学之废,并不是北方民族入主的结果。律学的兴衰,与科举制中明法科的变化以及政府对文官法律素养要求的变化关系密切。律学从创建到消亡的过程,历经了士大夫“经律双修”的瓦解和重建,也伴随着政府对普通文官法律素养要求的不断提高,从唐代的提倡、鼓励政策到宋朝制度上的要求,再到明清成为法律上的规定。独立律学的消亡,并不是“士大夫始鲜知律”的原因,而是在重经义、重儒学的大背景下,政府要求普通文官具备法律基本素养的结果。

宋代画家李唐研究综述

李唐是宋代最重要的画家之一。本文将针对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至今的有关画家李唐的研究进行研究综述,以寻出李唐研究的热点、趋势、存在问题等。本文首先按时间顺序梳理海内外学者关于李唐的研究,以呈现李唐研究状态的自然流变;其次,分析总结李唐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分析存在的问题与未来研究趋势。

盛唐隶书与南宋隶书审美趣尚之变——兼论其蕴含的史学意义

盛唐隶书以楷法作隶,以雍容、妍丽、工稳、流美为尚,祛除了自汉末魏晋以来隶书的枯槁之弊,其富贵雍容的神态犹似盛唐之音,成为中国书法史上别具一格的唐隶书风,从而被誉为隶书发展史上的第二座高峰。这证明了一个简单的真理——创新是最重要的。而一向为人所忽视的南宋隶书家反对盛唐以楷法作隶,以秦汉为宗,作品风貌朴拙,气象开张,可谓汉风余韵,因力纠唐楷对隶书基因改造之弊而受到礼遇。盛唐之后本应顺承盛唐之风的南宋隶书弃唐从汉,使书法史发展的趣味向度走向回溯而非呈直线顺延的状态。如果我们对书法史审美趣尚走向展开广泛探讨的话,就会发现这种前后阶段的趣尚之变是规律而非偶然事件。由是出发,我们不难触知到书法史走向的复杂性,从而使我们的书法史研究更加贴近史实本身,并可由此避免我们对史实把握时由简单化思维影响造成的经常性偏离。

南宋时期集唐宋八大家为古文流派的趋势

唐宋八大家成为古文流派的趋势在南宋时期就已经十分明显。吕祖谦选用《古文关键》首先从整体上理清了“八大家” 的师承关系．在《总论》中以“八大家”作为唐宋散文的代表。其后楼 的《崇古文诀》、谢枋得的《文章轨范》以及周应龙的《文髓》等文章选本都以辑录韩柳欧苏等人的散文为主，八大家作为古文流派的趋势进一步增强。

日本藏南宋遗民诗人严子安“和唐诗”辑考

据日本国会图书馆藏万里集九《晓风集》抄卷,参照内阁文库本《三体幻云抄》,可辑得严子安"和《三体唐诗》绝句"一百六十一首,比照相关文献可考知严子安可能是南宋遗民诗人,其身份近似汪元量。他以和唐诗的方式表达了亡国之痛故国之思。这些诗在传世文献中多已散佚,长期不为人知。从新辑出的诗作看,流行于日本江户时代的各类"三体唐诗"抄卷的文献价值值得关注。自宋以来就有"和唐"之事,但和写整部唐诗选本是《三体唐诗》一书流传之后的事。这既证明《三体唐诗》一书影响甚大,也反映出"和唐""拟唐"在元已成一时风气。这是当时习诗者的一种学习方式,也是一种解诗方式与抒情方式。这一风气推动了以选本为中心的唐诗经典系列的形成,强化了人们关于唐诗的经典意识。

南唐画院有无再考辨

本文对李煜民《南唐画院新考》提出商榷。从分析北宋绘画典籍写作之展开方式、赵干《江行初雪图》之造境与风格、以及其上的题词印篆等处着手。重申南唐确实没有画院、赵干为宋初画院学生说。并指出《南唐画院新考》商榷意见之诸多欠妥处。

中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百年回顾与思考

主要通过文献法、逻辑分析法,对中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百年回顾与思考。解放前的研究特点:积极探寻中国古代体育源流;具有民族本位主义的思想,以之抵制西方体育文化。新中国以来的研究特点:一是不断延续革命史话语外,重头是中国古代体育史方向的研究,即"寻根史学"的特点,二是90年代,开始从客观讨论古代体育的历史、地位、价值与意义。近十年的研究特点:中国古代体育史、参与史学研究范式和古代体育断代史是其主要特色,二是体育史学在理论方法的运用方面受到一些新史学方法的影响。纵观百年来中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进展,始终是中国体育史研究的重要部分,是学术主流。在古代体育史这个主题上,不少研究虽然以此为枢纽,但实际上又超出了古代体育史的范畴,大大推进和深化了中国体育史的整体研究。

中国古代山水诗审美意象的流变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山水诗意象,从公宴聚会的华丽,到香草意象的寄托、寺庙山水的义理,到真正山水的清新描写,昭示着山水诗意象从美颂比兴到自然审美的发展。唐代寺庙道观成为山水诗的审美所在,梅竹和亭意象的固化,是宋代山水诗意象的代表。题山水画是唐宋山水诗中经常出现的意象,表现了诗画合一的审美。元明清时期有大量名家名品山水画题诗出现,进一步发展了梅、竹松、鹤等高洁意象,特别是诗人别号、文集体现的山水诗意象非常普遍。这一时期呈现出前代少有的边远、异域山水意象,表现出时人开放、广袤的情怀。

唐宋诗人笔下的皖南铜矿冶铸业

唐宋时期,皖南地区梅根冶、永丰监是全国闻名的铜冶和铸钱中心,著名诗人李白、孟浩然、梅尧臣、苏东坡等游览或途经皖南时都曾留下赞美铜矿采冶,歌颂冶炼工人的诗篇,透露了皖南铜的有关信息,弥补了文献的不足。

南宋光宁两朝温州诗人群体研究

探究永嘉四灵诗派背后的地方诗学传统,可以发现,南宋光宁两朝温州诗坛由两大诗人群体组成:乾淳诸老而能诗者,光宗宁宗朝始以诗鸣者。前者以诗社唱和为纽带,将主流诗坛最新诗学思想带入温州;后者则吸取了前者重唐诗、讲求句律和苦吟的诗学经验。

唐宋泉州城空间格局下的泉州南外宗正司、泉州市舶司遗址的考古发掘研究

唐宋泉州城的空间格局、城池营建和重要建筑的坐向和形制布局是中国古代堪舆学、易学、天文学及定向、定方位、测绘等科学技术的完美结合。唐宋泉州城空间格局,是中国古代天文学三衡和七衡六间的缩影。唐宋泉州城及其外围山水可分为“寺”“城”“山水”三部分,泉州开元寺、清源山、六胜塔分别位于以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中心为圆心的三个同心圆周上而构成泉州城的“三衡”,城池主体包含“内衡”而未至“中衡”,城池外围的“山水”在“中衡”“外衡”之间,并有更细分为“七衡六间”的意向。泉州罗城七座城门逐步完善而形成的“释六俗一”格局,与中国古代历法中的夏历相关。与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取正”和泉州开元寺殿塔天盘缝针测绘系统、罗城门“释六俗一”相关的使用极星定向、通过日影观测来测定方向或测算时间等科学技术以及泉州府文庙、清源山巅三清之源、泉州天后宫等重要建筑使用以天盘缝针为基础的正针测向、二十四山定方位等方法,体现出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及相关科学技术的发展脉络。在上述相关框架理论的支撑下,文章结合文献记载,就泉州南外宗正司和泉州市舶司的选址、既有考古发掘揭露出来的建筑遗存的等级、坐向、沿革及出土遗物等与相关遗址的关联性略作探讨,认为与水陆院、“取正”和天盘缝针方向相关的建筑遗存与泉州南外宗正司遗址相关,而以天盘缝针为基础的地盘壬子正针乾亥缝线为坐向的相关建筑遗存与泉州市舶司遗址相关。

姜夔诗学历程与光宁朝诗坛生态

姜夔由泛阅而师黄而无所学的诗学历程与中兴诸家有别,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从孝宗朝到光宁朝的诗坛趋势。大量南宋文献显示,中兴诸家之后的诗坛,江西诗学较长时间处于领军地位,与它交叠的则是晚唐诗学的流行,当时诗坛正呈现出多向度发展的态势和复杂的生态。

南宋诗人与唐诗的关系

在一百五十余年的南宋文学史上,南宋诗人对于唐人唐诗的尊崇,不仅较北宋诗人更为鲜明与更为强烈,而且由于历史的原因,其针对性也较北宋诗人更为明显与更为具体。南宋诗人的"善学唐",首先表现在由"千家注杜"而"以杜甫为师",并注重对"诗史"的尊仰,其次是于大量的诗话著作中,对唐代诗人的创作经验进行种种形式的总结。而大量化用或引用唐人诗句,仿效唐人诗体以进行创作,对"次韵诗"创作的热情不减,则是南宋诗人表现在宗唐艺术实践中最为突出的三个方面。

论徐铉的文学观

徐铉是五代最后一个,也是宋代第一个文论家。他的文学观是五代后期宋代初期文学实践的集中反映。徐铉论文主教化,论诗则强调缘情,尤其注重诗歌的自适功能。这两个方面并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