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南朝买地券镇墓功能探析——以砖质买地券为中心

汉晋南朝买地券书写模式的转变,经历了东汉初、汉末吴晋、南朝三个演变阶段,其镇墓功能也随着书写模式的转变而发生改变。东汉初年初兴之际的买地券,书写模式更接近实用买卖契约,但其随葬明器的性质和买卖契约的书写格式,决定了它本身所具备的镇墓属性。这种镇墓属性是买地券作为“冥契”的固有属性,其存在与否与券文中宗教神仙色彩的有无强弱无关。汉末吴晋时期,买地券诸要项日渐完备,宗教神仙色彩日益浓厚,并出现了程式化演变趋势,但买地券的镇墓方式并未发生改变,其镇墓功能亦并未实现根本性的增强。汉末出现的糅杂了解注文内容的特殊买地券,不代表这一时期买地券演变的主流趋势。南朝时期由于道教的深入影响,一系列厌镇神仙鬼吏、慰抚亡魂、护佑生人的宗教语言出现在买地券文之中,至南梁时期,这种新式的券文书写模式已成为南朝各地买地券文的主流。南朝买地券书写模式的转变拓展了买地券的镇墓方式,增强了买地券的镇墓功能。

魏晋南北朝时期皖江区域的乐舞艺术探究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政权的频繁交替,使得其文化也体现出多元的特征。而包括皖江区域在内的江南,则进入政权相对稳定的六朝时期,在南迁北方士族的影响下,经济、文化均有一定发展,甚至形成了“六代豪华”的局面。原本在中原流传的百戏、清商乐舞等传入江南,与当地乐舞进行了融合,并产生出新的乐舞形式。通过文献调查法、思辨法、历史研究等方法,探索这一时期皖江区域的乐舞,有助于了解六朝时期江南乐舞文化,并对中国舞蹈史研究形成有益补充。

宋太宗的崇文表现及其与朝政转向的关系

出生于五代乱世的宋太宗,原本文化修养有限,但在位期间却表现出浓厚的崇文倾向,无论是在政策措施层面、与文臣及士人的关系上,还是在自身的行为方面,都做出了罕有的积极姿态,因此被后世宋人视为“崇尚儒术”的君王。宋太宗与宋太祖这种明显不同的特点,是伴随着两次北伐失败而逐渐形成的,其根源则与当时朝政导向的转变存在密切的关联。在边患压迫的紧张形势下,武功之路却遭遇到碰壁,宋太宗只得转而追求文治。宋太宗时代,文官士大夫开始崛起,逐渐成为统治的核心力量。皇权与文官集团的紧密结合,为宋朝文治路线及其朝政导向的确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由此,折射出宋太宗朝文治路线的基本确立,并对后嗣君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传统风景审美思想对魏晋南北朝敦煌佛教壁画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是山水画与宗教绘画共生并存的时期,这一时期“道释画渐盛”“山水画成立”,尤以南北朝时期佛教画最盛。佛教画与山水画在敦煌相遇。受中国风景审美的影响,敦煌佛教壁画表现出了与印度、中亚不同的形式和风格,更加注重风景、建筑以及世俗生活的表达,是背后这一时期中国古人风景设计与风景文化的真实再现。文章基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敦煌佛教壁画,系统对比同一时期印度和中亚的佛教美术,从而进一步明确这一时期中国古代的风景审美表达。

论北宋科举与文艺的发展

北宋文化的繁荣与科举密切相关,科举出身的士人博学多识,“文”是他们跻身仕途的基本工具,这导致文艺的兴盛。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儒家思想,士人因此具有强烈的济世热情,文艺表现出浓厚的道德色彩。相同的身份使士人在教化、共通感、判断力和趣味上表现出一致性,凭借雄厚的文艺才能,他们在诸多方面均创造出影响深远的审美范式。改革是庆历以后北宋政治的主题,为了推行政治改革,不断强化君主集权,科举考试开始走向专制,这导致北宋文艺的枯萎。

杨畋墓志及北宋相关问题研究

考古发掘出土的杨畋墓志详细记载了北宋名臣杨畋的世系、仕宦经历、政治交游及姻亲子嗣情况。杨畋家族历经五代至宋,世代为官是其家族赓续的重要原因,其家族发展是北宋崇文抑武政策下武将家族转型的缩影。墓志中关于文武职官迁转反映了宋代重视文职的政治追求,关于平定桂阳瑶民起义事件是对北宋政府在民族地区实行羁縻政策史料的重要补充。杨畋虽为“杨家将”的近亲,但其家族成员不曾出现于任何杨家将故事之中,其家族的缺位是民间传奇在传统价值观念下改造历史的反映。

清末警政与中国传统文艺管理制度的近代转型——以小说戏曲管理为中心

清末创办警政,小说戏曲管理在管理人员、管理理念、管理法律三个主要方面开始了近代化变革。管理人员方面,警察成为小说戏曲管理法定的主要力量,开始结束传统文艺管理人员驳杂的局面;管理理念方面,官方的小说戏曲管理开始从以禁为主的管理理念向禁止、保护和扶持三者结合的管理理念转型;管理法律方面,伴随国外警察法的移植和吸收,小说戏曲违禁属于风化违警罪,最重的处罚是罚金或拘留,小说戏曲违禁判罚实现了轻刑化。清末小说戏曲管理执法力量从差役到警察的更替,以及相关管理制度、法律、理念的建立和变迁,是中国传统文艺管理制度开始近现代变革的集中表现。

张海书法艺术馆馆藏北朝墓志的活体文献价值

《张海书法艺术馆馆藏石刻选》收录北朝墓志17品,多为新出土的墓志,时间跨度长达48年,是创新研究北朝中晚期历史文化与“魏碑体”书法的重要活体文献。所收元氏墓志2品最为珍贵:《元嶷墓志》字数长达1389字,是《魏书》《北史》记载的近14倍,可极大丰富、提升对元嶷及其相关时代、人物、事件与相互关系的全面性认识;《元世■墓志》所记远较《魏书》《北史》为详,体现了北朝后期墓志溢美过实特征。其他如《于彧墓志》《穆良墓志》《尉僧仁墓志》《和伏生墓志》等北朝胡姓墓志,对研究北朝少数民族与汉民族文化深度融合的历史,《张斌墓志》《王茂墓志》《尧奋墓志》等对研究北朝世族史实与文化等,均有重要的活体文献研究价值。《尧奋墓志》和《独孤华墓志》为北朝鸳鸯墓志,也有着特殊的珍稀收藏、研究价值。

词语训释的准确性原则刍议——以徐陵书信用语补释为例

以《徐陵集校笺》中徐陵书信用语补释的成就与不足为例,总结骈体书信用语的训释原则。作者认为,欲求训释准确,应辨别收信人身份、顾及典故与文意的匹配、区分习语与典故、注意词义的时代变化。

南宋使臣使金“觇国”职能考论

宋金对峙时期,宋金双方沿袭交聘制度,互遣使臣。除常使外,南宋还因临时之需大量向金国派遣泛使。除协调两国关系、维护友好邦交之礼仪目的外,南宋使臣还负有“觇国”即打探敌情的任务。南宋使臣“觇国”之职能,是对古代行人制度的延续,又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表现出“求和”与“求战”的不同目的。南宋使臣使金“觇国”对于了解对方情状并最终维护两国和好、促成百余年南北共治局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南宋使臣使金“觇国”的政治职能,使其文学写作带上了独特的“觇国”视角,成为我们探讨使金文学的又一窗口。

南朝梁代“公宴”文化与“公宴诗”研究

魏晋以降,宴饮活动频繁,“公宴”成为士人交往的重要场合。从目前已知的文献来看,“公宴”一词出现的时间相对较晚,其被大量使用至少要在南朝梁代以后。《文选》单列“公宴诗”一类,考究其选录标准可知,梁代所谓“公宴”,主要指皇帝、皇太子所主持的宴会。《梁书》中有大量关于“公宴”的记载,时间上至天监元年(502年),下至大宝元年(550年),几乎贯穿梁代始终,可以呈现出梁代“公宴”文化之繁盛。然而由于先唐文献散佚严重,目前保存的梁代“公宴诗”来源复杂,其可靠性有待商榷,与梁代“公宴”概念本身亦存在些许差异。这些“公宴诗”大多为“游戏”之作,供梁代统治者满足自身的文化娱乐需求。

元代杭州西湖书院刻书考辨

历来有关元代书院刻书研究,皆对杭州西湖书院刻书予以较高评价。本文重梳文献,考辨史实,细究西湖书院刻书详情,认为元代书院刻书是官刻书籍的补充,西湖书院刻书系江浙行省刻书的组成部分,该书院实际承担刊刻的书籍数量并不多,今存世者仅元人苏天爵所编《国朝文类》一种,其余以往认为系西湖书院所刻者,多为江浙行省及下辖诸路儒学所刻,仅置版于书院而已。西湖书院在中国书籍发展史上最突出的价值,在于它继承了南宋太学书版,元亡后这批书版又为明国子监所承继,使得宋代高度发达的版刻成就有了更多的直接传承渠道。

《文心雕龙》的元符号观

元符号是“符号之符号”或“再现之再现”。使用元符号是人类所独有的能力,在人类世界中普遍存在,但是在部分情况下,元符号性可能更加明显。元符号性陡升,既会推动符号增值,亦会抹除原初意义,然而其结果都往往是符号与事物相分离,符号自身推动符号演进。南朝文章即是如此,为了超越前人成就,南朝文人推崇形式创新,有意凸显古今差异,在事实上呈示出高度的元符号性。这种特征虽携带一定的价值,但是亦遭到了不少学者的批评与质疑。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便拒斥这种元符号化,并提出了另一种近似无限衍义的元符号观,显示出追溯原初意义,稳步推进符号升级的符号学立场。

从写景艺术看庾信诗风的南北嬗变

庾信的诗歌作品之间风格相差甚大,学者普遍认为南朝作品绮艳雕琢,北朝作品苍凉劲拔,但这一结论可进一步讨论。在对庾信诗歌作品进行南北分期的前提下,从写景艺术角度梳理了其南北诗风之间的关系,发现庾信的南朝作品除了清新自然之作外,也存在沉郁苍凉风格的作品,且这两种风格在北朝时期都得到了继承与发展;此外北朝时期的作品因经历、心态等原因,在景物的审美取向、哲理意味和景与情的关系三方面都有了新突破。把上述新变放在文学史中进行考察,庾信的写景艺术开拓了多样的美学风格,提升了景物描写的品质,进一步促进了诗歌的情景交融。

从论“以文为诗”看钱钟书的文体观念

文体观念是钱钟书文学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关于“以文为诗”破体现象的文献载录和文体批评最为代表。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以文为诗”的文体源流及态度倾向。他在极力称赏韩愈之以文为诗的基础上,追溯“以文为诗”的文体源流及其积极意义和消极影响。二是《宋诗选注》所论宋人“以文为诗”。体现了钱钟书对于宋诗有别于唐诗的瘦硬生新风格的肯定,这一宋诗风格的形成与欧阳修、王安石、杨万里、黄庭坚等继承陶渊明、韩愈以来“以文为诗”的创作原则和破体理论息息相关。三是“同光体”与清代“以文为诗”。涉及“同光体”与清初宋诗派及其吕留良的渊源、论“同光体”成员及其与“桐城派”的关系以及论“同光体”所谓“学人之诗”的特征及源流等。四是论“以文为诗”之“革故鼎新”和“演变之原”的发展规律。涉及钱钟书为何肯定“以文为诗”,其原因在“文体递变”的文体发展规律;《中国文学小史序论》所论“以文为诗”,可见他的文学史发展观念;称“艺术之宫是重楼复室、千门万户,绝不仅是一大间敞厅”,体现了他的文体通变观等。

两宋科举与家族文学

两宋科举制度对两宋家族及其文学有着重要的影响。科举入仕是一个家族振兴和保持长盛不衰的重要条件,而一般寒族通过科举走上仕途之后,就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科举制度的保护和照顾,这些保护和照顾措施促进了宋代大量科宦家族的形成。两宋科举制度对家族教育目的和方式有明确的引导性,而科举内容对家族文学创作也产生了一定作用,促使科宦家族向文学家族转化。但家族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和历史要素,又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家族的文化传统、文学积淀和某些弹性措施,可以适度调节科举功利性带来的消极影响,维护文学自身的良性发展。

宋代亲属财产诉讼中的“利益衡平”艺术及其当代借鉴

在社会变动情势下,宋代亲属间争财竞产,无日无之。宋代法官们在涉及居丧嫁娶、奁产性质、不孝子免惩、田宅交易、户绝立嗣继产、遗嘱继承等亲属间财产诉讼中,能够根据具体个案事实,在综合考量法意法理、民意民情、风俗习惯、血缘伦理的基础上,以"利益衡平"的司法艺术与精神,追求个案的实质正义和判决的社会良性效果,解决了法律僵化滞后与社会变动不居之间的张力,较为彻底妥当地化解了亲属间财产纷争,维护了血缘伦理亲情与家庭和谐。宋代法官"利益衡平"的司法艺术品质,是其实践理性与经验智慧的结晶,体现的是宋代法官在权变精神涵养下的价值判断和能动创造性,对当代民事财产纠纷的化解,能够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本土法律文化资源。

南北朝私纂文学类书考

类书为文人作文提供文料,文人又编纂类书以适应新的作文需要,于是类书与文学自觉地结合在一起。南北朝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高潮,同样也是中国类书发展史上的一个高潮,文人多私纂类书以备诗文之需。戴安道、颜延之《纂要》,何望之《谏林》,沈约《袖中记》,朱澹远《语对》、《语丽》等就是南北朝时期出现的私纂文学类书。

“南朝词臣北朝客”——陈隋间入北的南方文人及其文学活动

公元6世纪末叶,伴随着杨隋政权对南方的两次政治军事斗争胜利,大量南方文人由南入北,进入关中政权。其中,柳!等后梁文人的入关,继王褒、庾信等人之后再次加强了南朝文学在关中的优势地位,成为南北文学合流的重要一环。而陈代文人借鉴了前代文人的经验教训,以其文学积极依附于关陇勋贵,参与学术文化活动,在隋唐之际致身通显。江总则以其南北流寓的悲剧命运、脆弱忧伤的文学形象,成为六朝文人在后代的典型记忆。从文人流动的视角来观察南北朝隋唐之际的历史运动,文学艺术上的"南朝化"趋势很明显,南朝文学优势地位的取得有其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