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产业基金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政治关联视角

政府产业基金对我国中小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受到学界与企业界的广泛关注,在创新型国家建设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不同于以往研究,基于手工构建的政府产业基金数据库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从政治关联视角实证分析政府产业基金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政府产业基金通过投资与企业形成的天然政治关联能够降低企业法律诉讼风险,形成正式产权保护制度替代机制。同时,这种政治关联可为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提供资源,改善企业经营状况、缓解企业现金流压力,形成弥补融资缺口的替代机制。政府产业基金通过上述两种机制促进企业创新。结论可为政府产业基金对企业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提供新的解释,揭示在发展中国家发展政府产业基金的必要性。

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之衔接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模糊属性及其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功能界分不清,是导致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制度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衔接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为此,在分析两种诉讼制度内容的基础上,明确二者属于本质趋同、功能不同的两种诉讼制度。就救济生态环境损害问题而言,应在功能主义研究范式的指引下,以生态环境损害发生的不同阶段为依据,将两种诉讼制度功能进行合理调整,明确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功能界定为“事前预防”,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制度的功能定位为“事后损害填补”,以此纾解两种诉讼制度在衔接适用方面的困顿。鉴于“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属于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同一破坏行为在导致生态环境遭受损害的同时,往往也会对自然资源造成损害。因此,文章根据救济对象的不同,就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自然资源损害赔偿诉讼的衔接问题进行简要说明。

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的性质定位与适用方向

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的引入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促进反垄断法的全面实施和弥补反垄断私人诉讼的不足。明确性质定位是讨论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适用的基础,也是处理其与相关制度关系的出发点。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具有反垄断执法的类似性质,是反垄断执法的重要补充,与普通的损害赔偿诉讼存在本质区别。这种定位意味着,检察机关应仔细甄别“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起诉条件,以终止违法行为、恢复竞争秩序为导向来确定诉讼请求,不需要在公益诉讼中考虑损害赔偿问题。在案件选择上,反垄断执法具有优先性,检察机关应更多就执法机构未处理的垄断行为提起公益诉讼;在程序推进中,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协助检察机关开展立案、调查和诉讼等各项工作。我国《反垄断法》将民事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限定为“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检察院”是较合理的选择,消费者协会因专业能力有限不应被赋予起诉资格,但其可以就部分垄断行为提起消费公益诉讼。

人民法院在行政争议多元化解体系中的角色定位

行政争议多元化解体系的构建,是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促进行政争议诉源治理的重要改革举措。作为行政争议源头预防参与者的人民法院,可从规则、决策和执法层面助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能力的提升,并从内部风险防范机制完善和行政审判与普法宣传统筹结合上拓展行政审判的司法治理功能。作为行政争议前端化解引导者的人民法院,可从诉前分流的程序引导和前端化解的指导协调入手,促进非诉解纠力量作用的更好发挥。作为行政争议诉非衔接规范者的人民法院,可从诉前调解的程序规范和诉讼案件的裁判引领上同向发力,形成多元主体共治的行政争议化解格局。人民法院在行政争议多元化解体系中的正确定位,能够进一步拓展行政审判制度的发展空间,为全面建设法治政府贡献更多司法力量。

知识产权纠纷调解确认机制的体系协调与功效衔接

知识产权纠纷调解确认机制能实现交易成本最小化,保障意思自治最大化,彰显司法权威终极化。在机制的体系协调上,要从多元机制的协调、程序对接的协调、实体审查的协调、角色转换的协调四个层面把握;在机制的功效衔接上,要从诉调对接和错误救济两个维度入手。在诉调对接中,调解协议、司法确认与诉讼判决之间的效力衔接因不同情形呈现出“多面变幻性”;在错误救济中,应改变一审终审的做法,允许上诉或撤销司法确认裁定,根据虚假调解、恶意调解、损害案外人利益、权利基础发生变化、裁定文书错误等不同类型,综合调解促成的主观恶性、既判力情形和履行状况等因素来分别处理。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衔接的路径

当前我国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体系存在两类相似的生态环境损害的司法救济路径,即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和环境公益诉讼(以下简称“两诉”)。由于“两诉”的机制类似、功能重叠,它们之间既需做出区分、又需填补衔接规则。在司法实践中,“两诉”衔接的方法路径不一,综合视之,各有利弊。针对“两诉”并轨之现状,应进行“诉前”与“诉中”规则之填补,在探索必要共同诉讼之路的同时,也当厘清诉讼优先顺位和相关机构之间的职权定位,明确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行政权优先于司法权,以便发挥环保行政机关的优势地位、利用其优势资源。与此同时,充分并合理发挥社会组织和检察院的作用,以此促进不同体制之间的有效衔接,实现更为有效的生态环境损害救济。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与诉讼程序衔接机制研究

我国环境诉讼的司法实践表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诉前程序与诉讼程序的衔接机制并不顺畅,主要存在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力受限、行政机关履职认定标准不统一、诉讼请求与检察建议存在出入、检察机关举证责任偏重等问题。要建立诉前程序与诉讼程序的有效衔接机制,必须强化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确立“类型化”行政不作为认定标准;第二,提升检察机关调查取证能力;第三,明确检察建议与诉讼请求内容衔接转换的界限;第四,合理配置检察机关的举证责任。

修复生态环境责任刑民衔接的困境与完善路径

《民法典》第1234条确定了修复生态环境责任,为环境犯罪造成的生态损害的修复提供了实体法依据,但也引发了环境犯罪中修复生态环境责任的刑民衔接问题。在实体层面,由于修复生态环境责任在性质上属于环境民事责任,相较于环境刑事责任具有优位性,可将修复生态环境责任作为环境刑事案件的酌定从宽情节以保障其优位性的有效落实;在程序层面,基于当前修复生态环境责任的民事实现路径为生态损害赔偿诉讼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二元诉讼模式,应当在“刑主民辅”的司法背景下,统筹修复生态环境责任与环境刑事责任,衔接好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具体优化路径包括:在实体层面,应当把扩大修复生态环境作为量刑情节的适用范围,并确定其从宽幅度;在程序衔接层面,应当充分发挥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功能,并充分尊重行政主体的环境保护和管理职能。

论我国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私人执法规则之完善

相较于非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风险更大,我国上市公司集中的股权结构也更容易导致非公允性关联交易的发生。在非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规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私人执法规则对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影响微乎其微,因此,有必要理顺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私人执法规则,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私人执法规则不仅包括《公司法》中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制度、归入权制度、关联交易合同效力制度、司法审查制度,同时还应结合证券相关法规中针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各种规定进行适用,其中包括关联交易的界定、信息披露和审议程序以及特殊的诉讼制度。

诉讼风险、产权性质与盈余管理

本文基于2007~2015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诉讼数据,考察了诉讼风险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发现:(1)诉讼风险会显著增加企业的盈余管理活动,尤其是负向盈余管理,导致会计信息质量降低;(2)诉讼风险对盈余管理的影响会受到企业的产权性质和政治联系的影响,在国有企业以及有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中诉讼风险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并不显著,在没有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中诉讼风险则会显著增加企业的盈余管理活动。该研究不仅有助于投资者、监管机构等了解企业产权性质和政治联系对诉讼风险的异质性影响,也拓展了诉讼风险与公司治理之间关系的研究。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与诉讼衔接关键问题研究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提出了"主动磋商,司法保障"的新途径。从法律性质来看,当事人依法就生态环境达成的有关修复或赔偿磋商协议是民事合同,具有法律效力。从磋商程序来看,当事人正着手准备或进行磋商的,社会组织不得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但有权申请参与磋商过程旁听,督促磋商协议公正进行;当事人达成磋商协议的,赔偿义务人就应依照磋商协议履行约定义务;如当事人经磋商而未达成协议的,赔偿权利人可根据现有立法规定,依据行政程序、刑事诉讼程序、民事诉讼程序获得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或修复救济。只有在赔偿权利人既不履行磋商职责,又不采取诉讼程序维护生态环境损害的情形下,社会组织才能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诉前程序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诉前程序是前置性程序,与美国的穷尽行政救济原则、台湾地区的诉愿前置主义在理论上相通。诉前程序的独立价值体现为司法资源的节约、补救机会的扩大、环境公益的及时保护和国家权力的制约平衡。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诉前程序已为立法所确认,但是该制度尚处于起步阶段,司法实践中出现对"未全面履行"界定过宽、检察建议规范性不够、行政机关履职情况判断标准过宽、检察建议与诉讼请求不一致等问题。为此,应当从行政机关不履职的判断标准、诉前程序管辖与诉讼程序管辖的衔接、检察建议的对象与被告选择的衔接等方面对诉前程序与诉讼程序的衔接规则进行细化。

水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制度:功能、困境及完善

当前水生态环境损害问题日趋严重,水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是保护生态环境的一项制度创新,它顺应生态与社会发展需求,具有平衡生态利益与其他利益、提高生态损害救济效率与维护生态秩序三大功能。但这一制度的具体实施面临磋商权利主体地位混淆、磋商与诉讼衔接机制不畅、环境生态利益与其他社会公共利益难以衡平等问题。针对水生态环境的特殊性,需要从建立损害赔偿的政府责任制、确立磋商与诉讼衔接机制、健全损害赔偿的法律程序三个方面加以完善与优化。

“结果型”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地域管辖制度之建构

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地域管辖是根据侵权行为诉讼地域管辖一般性原则建构的。实证观察发现,对于侵权行为诉讼地域管辖的三个连接点,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司法实践中更倾向于“结果型”。1991年,民事诉讼法将“被告住所地”增加为侵权行为诉讼地域管辖连接点的理由与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的司法实践并不契合。我国侵权行为诉讼地域管辖连接点在设计时主要基于“两便原则”,没有充分考虑当事人收集、固定证据以及法院勘察证据等的便利性。未来重塑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地域管辖时,在理念上应当置入诉讼标的、证据与法院距离亲密度这一内容;在连接点上可以去除“侵权行为实施地”“被告住所地”,而以纯粹性的“结果发生地”为基准,对跨区域的环境公益诉讼实行集中管辖。

论农村多元化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步伐的加快,乡村社会纠纷日益复杂化和多样化,传统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难以适应新型农村纠纷的需求,这迫切需要我们构建多元化的农村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乡村社会多元化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既要注重完善已有的农村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也要尝试创建一些新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同时还要确保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以及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之间能实现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论行政诉讼与行政问责之衔接

行政诉讼与行政问责密切关联又相互区别。就行政主体对行政利害关系人之责任而言,行政诉讼是一种重要的行政问责机制。在行政诉讼承载着监督行政主体及其人员依法行政之功能的前提下,行政诉讼又是人民法院及其司法人员发现行政公务人员违反政纪或法律并依法移送行政问责案件从而启动行政问责程序的重要渠道。《行政诉讼法》第56条就行政诉讼与行政问责的衔接问题有所涉及,但存在诸多欠缺,有待通过构建相关的配套制度加以落实和完善。

我国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的困境与出路

近年来我国医疗纠纷日益增多,诉讼压力增大,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经历了从“北京模式”“上海模式”“宁波模式”的实践探索以及顶层设计后的迅速发展,在加强调解机构中立性、提升调解人员专业性、拓宽财政经费来源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面临着认同度和公信力不高等现实困境。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公信力困境的内在原因主要在于调解主体的中立性偏离、调解程序的专业性和规范性不足以及诉调衔接机制的不完善。我国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的完善路径主要包括:加强对第三方调解的宣传力度、提升调解的专业性与规范性、强化第三方调解组织的中立性以及从主体、程序、效力等方面完善诉调衔接机制。

金融创新下证券纠纷ADR模式法律问题研究——以调仲对接机制为角度

金融创新对于中国证券业转型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创新业务的快速开展,使得证券纠纷呈现出与以往迥异的特征,造成诉讼这一传统纠纷解决机制的困境。证券纠纷ADR模式作为一种国际通行的纠纷解决方式,在证券市场发达、成熟的国家和地区,已成为化解证券纠纷的重要措施。在创新实践中,通过调仲对接这一机制来构建中国证券纠纷解决模式,充分发挥调解、仲裁等ADR模式各自的固有优势,对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促进证券市场健康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反思与完善

经济的飞速发展衍生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由此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应运而生。当前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存在着诉讼身份的合理性存疑、诉前程序的逻辑性失恰、行刑衔接的协调性欠缺和成本负担的程序性不明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公益诉讼功能的发挥。为此,需要准确厘清检察机关的诉讼地位及其称谓,多途径发力规范诉前程序,加强部门间的协同联动破除沟通壁垒,并通过完善庭审机制和裁判执行机制来破解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的问题。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竞合与衔接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之间存在高度相似性,其实质上是一种竞合冲突。本文拟从基础理论和法律性质两个层面辨析两诉异同,分析两诉在诉讼主体、诉讼客体和法律后果等方面的竞合表现,在此竞合关系下,二者的衔接适用易产生一案两诉浪费司法资源和衔接程序不当、威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存留等问题。以类型化思维处理两诉关系是当前二者衔接适用的题中应有之义,在规避现有制度弊端的基础上,考虑将两诉进行适当调整后仍保持独立,发挥各自制度的优势以达到救济目的;待制度发展成熟后可通过协调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进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来厘清两诉的分工和衔接,以更好完善衔接路径,发挥制度合力,共同救济环境损害。而从根本上解决两诉衔接的制度问题,需要在民法生态化背景下,结合环境法与生态化民法典,发展系统化、整体化的法律救济制度,以回应生态环境保护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