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事件披露、企业风险与商业信用融资——基于信号传递理论的分析

以2010—2020年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供应链中诉讼事件披露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诉讼事件披露会导致企业商业信用融资减少,且涉诉总金额越大,诉讼事件披露对商业信用融资的负向影响越严重。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诉讼事件披露主要通过增加企业经营风险和信息风险两条路径对商业信用融资产生影响。调节效应分析显示,供应链集中度越高、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诉讼事件披露与商业信用融资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越强。进一步研究发现,披露败诉结果和诉讼赔偿会加剧诉讼事件对商业信用融资的负向影响;当诉讼类型与供应链业务相关时,诉讼事件对商业信用融资的负向影响更强,但若涉诉企业为主诉方,则这种影响较弱。此外,较高的内部控制质量有利于缓解诉讼事件披露对商业信用融资的负向影响;随着涉诉总金额的增加,供应链上下游会更加不信任涉诉企业,进而导致其所能获得的商业信用融资进一步减少。

上市公司诉讼仲裁信息的披露与股票非系统波动性的变化

把中国上市公司的诉讼、仲裁公告分为三类,运用事件研究法考察了其中两类公告所披露的信息对股票非系统波动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由于可能存在信息的提起泄露,个股的非系统波动性在公告日前就开始显著增加了,且第一类公告样本较之于第二类公告样本,在公告日前存在更明显的非系统波动性增加;信息正式公布后,个股的非系统波动性继续增加,表明该信息对于普通投资者仍然是一个新信息。我们的研究表明中国上市公司的诉讼仲裁公告传递了有效的信息,且市场做出了合理的反应。但是可能存在的信息的提前泄露和利用,却值得关注。

中国ICT企业应对NPE专利风险策略研究——基于事件系统理论的案例分析

NPE(Non-Practicing Entities)是一类拥有大量专利但不利用专利从事产品制造的专利运营组织,其存在饱受争议。无线未来将索尼上诉至南京中院标志着国外NPE首次将诉讼战火延烧至中国,引起各界广泛关注。客观公正地认识NPE,以恰当的策略应对外国NPE带来的专利风险,对中国ICT企业十分重要。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澄清有关NPE的认识并给出NPE的定义;利用事件系统理论对中国首例NPE对ICT企业专利诉讼案进行分析,构建基于事件系统理论的NPE在华专利风险评估模型;从应对NPE专利诉讼被动事件和发起专利保护主动事件两个角度,提出我国ICT企业防范和规避NPE专利风险的建议。

行政公益诉讼的功能定位与作用场域拓展--以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法治化处理为视角

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的"官告官"模式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然而其虽冠以诉讼之名,实践中却以非诉检察监督为主要方式,作用场域是消极型行政不作为争议,表现为立法上的"体例错位"和实践中的"实效错位"。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功能定位应当侧重于通过法院审判程序审理有实质争议的案件,从而规制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行为,其作用场域应当聚焦于积极型行政公益争议。现有制度框架下,环境群体性事件可以提供制度完善的良好契机,检察机关对群体性事件中的争议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促使群体意见表达理性化和公益衡量科学化,可以避免"一闹就停"或者"强力维稳"两个极端,预防公共利益不理性损失。另外,通过优化诉讼程序、法律责任制度和利益衡量方法,行政公益诉讼可以更好地适用于涉群体事件的行政公益纠纷。

涉诉类新媒体事件的传播特征及其功能分析——以2005-2011年公布的影响性案例为切入点

笔者以2005-2011年公布的影响性案例为切入点,按照"五W"+"A"对涉诉类新媒体事件进行分析表明:涉诉类新媒体事件多发生于东部地区,但与东部地区的法律意识高低无关;在涉诉类新媒体事件中,社会公众的情感指向主要是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本质上反映了"权利-权力"的二元对立。涉诉类新媒体事件主要是发挥了正功能,不仅能够实现个案正义而且能促进社会的整体正义。新媒体事件中的民意表达是我国实现司法协商民主的好形式。

基于医疗器械临床试验典型案例的法律关系探析

保障受试者的权益和安全是医疗器械临床试验包括医疗机构、申办方、研究者等在内的各参与角色的重要职责。当医疗器械临床试验过程中发生严重不良事件而引发法律纠纷时,往往表现出法律关系复杂、处理难度大、争议要点多等特点。基于一例医疗器械临床试验典型案例,探讨了医疗器械临床试验诉讼主体资格、违约与侵权竞合的处理,并对各方责任承担进行分析,进而对医疗器械临床试验风险管理提出建议。

民事责任能威慑证券市场违法行为吗——基于证券代表人诉讼判决的准自然实验

“执法重要假说”和“法条重要假说”是近年来法律与金融研究的热点。随着证券市场注册制改革的推进和新《证券法》的颁布,多层次代表人诉讼和金融司法专业化改革在“纸面上”提升了民事责任的强度,但司法裁判能否在边际上提升对违法行为的威慑力仍存在不确定性。利用首份证券代表人诉讼判决带来的外生冲击检验上述假说,通过事件研究法发现违法上市公司的股票组合在“五洋案”一审判决后获得显著为负的超额收益,且其超额收益率与上市公司所在省(市)的司法环境质量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该研究为“执法重要假说”提供了支持性证据,对于落实证券违法零容忍政策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新形势下环境维权发展与研究

随着环境污染形势的加剧、社会民众环保意识的提高,环境维权开始在中国逐渐发展起来,虽然目前仍处于初级阶段,面临着诉讼维权困难、相关体制不健全等众多问题,但环境维权在新形势下已经呈现出诸多新的特征。本文通过对常州外国语学校"常外"事件进行分析,阐述了中国目前环境维权事件所具备的新特征,并在此基础上,从转变政府职能、拓展利益诉求渠道、加强法治力度三个角度出发,对政府管理提出相关建议,希望能够完善环境维权制度、促进环境维权在中国的健康发展。

把握社会情绪 维护和谐稳定——从近期一些地方社会冲突事件多发看和谐社会的构建

一些地方接连发生多起暴力冲突和极端事件,行业群体性事件也呈多发态势,直接威胁社会安全和稳定。究其原因,暴露出部分地方社会情绪趋向消极,成为威胁社会安全和稳定的"火药桶"。及时、正确地疏导和引导社会情绪,缓解社会矛盾,对进一步维持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专利诉讼与研发活动对科技公司影响的实证研究

以在纳斯达克上市的EDIT、CRSP和NTLA 3家典型生物科技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事件研究法分析专利诉讼与研发活动对科技公司市场价值的短期动态影响。研究表明:专利、技术稳定性以及临床试验进展是中短期影响公司市场价值的重要因素;市场对专利诉讼的一审判决最为敏感,随着诉讼局势明朗,技术稳定性和临床试验进展对公司市值的影响比重逐步提高。在此基础上,对新创生物科技公司在专利诉讼策略、研发活动信息披露以及负面技术信息应对等方面提出建议。

再探确定共有物分割方法之诉的性质——兼评我国《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三款

新近公布的《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中,对共有物分割设专章予以规定,其深化《民法典》第三百零三条,赋予法院更为细化的规则指引,其中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三款更是明确了申请分割之非讼审理方式。确定共有物分割方法之诉的性质应为诉之强制性合并(形成之诉与给付之诉),并非非讼事件,亦不契合“诉讼事件非讼化”之理论构造。分割判决产生类似公证债权文书的强制执行力,非讼法理融于其中以贯彻“促进物之效用”及“分割之自由”原则。

专利诉讼、高管团队创新注意力与企业创新——基于诉讼事件属性的二次调节作用

持续创新是企业在动态竞争环境中维持长期竞争优势的关键,然而,日益频发的专利侵权诉讼对企业创新稳定性造成重大影响。既有文献主要研究专利侵权诉讼与企业创新的直接关系,缺乏对其影响机制的探索。基于此,本文引入动态竞争视角,整合注意力基础观和事件系统理论,以中国沪深两市2012至2016年间1302家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使用层次回归分析法深入探究发明专利侵权诉讼与被诉企业创新之间的逻辑关系。研究发现,发明专利侵权诉讼对被诉企业创新投入具有正向影响;高管团队创新注意力在发明专利侵权诉讼与被诉企业创新投入关系中起负向调节作用,同时随着专利诉讼的事件属性越突出——颠覆性越大、诉讼时机越关键、诉讼时长越持久,高管团队创新注意力对发明专利侵权诉讼与被诉企业创新投入关系间的负向调节作用将被削弱。研究从内部决策者视角与外部事件属性层面揭示竞争互动中专利侵权诉讼影响被诉企业创新的边界范围,超越既有文献对二者关系的直接验证,并为理解动态竞争中企业创新的决策及其规律性提供更加契合的理论框架和逻辑参考。

从“康菲事件”看检察机关开展环境公益诉讼

随着社会的发展,司法的完善,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检察部门被赋予一种特殊的公诉权———民事公益诉权,环境公益权诉讼就是其中的一种。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民事行政检察的职能作用,积极开展环境公益诉讼,对于维护公民合法权益意义重大。

民事审判中的非讼事件诉讼化现象及克服

与德日等国家及地区的诉讼事件非讼化趋势相反,我国民事审判中对非讼事件诉讼化存在着严重的路径依赖。这种现象不仅导致审判成本增加从而严重地浪费审判资源,而且易于使民商法等实体法规范的目的落空。2021年12月底民事诉讼法修改时采取的繁简分流措施,以及理论上提出的诉讼程序和非讼程序交错适用方案均不能克服这种现象。当下较为有效的措施应当是制定非讼事件程序法,确立非讼程序异于诉讼程序的独立原则和制度,以实现被诉讼化的非讼事件的回归。

我国无主财产认定程序的转型

大陆法系无主财产认定程序有苏俄的"双重立法模式"和德日的"单独立法模式"之区分。我国采纳了苏俄的"双重立法模式":既在《民事诉讼法》中设立了专门的"认定财产无主案件"程序,又在《物权法》中规定了"失物招领"程序。这种立法模式不仅会引发法律适用的冲突,而且在实际运行中出现异化,有必要对我国现行"认定财产无主案件"程序进行分解和重构:一是将适用范围限缩为无主物的认定,将遗失物等无主财产的认定交由《物权法》的"失物招领"程序规范;二是将无人继承遗产的认定程序转化为作为非讼程序重要组成部分的"继承事件"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