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曲入药源流考

汉晋是酒曲开始入药的开端。《肘后备急方》记载酒曲入药的方法除了直接入药外,还用来酿造药酒。北魏《齐民要术》首先记载了神曲之名。隋唐时期酒曲逐渐受到医家的重视。宋代酒曲入药得到广泛应用,神曲的地位逐渐确立。叶氏《水云录》所载神曲成为明清神曲的配本来源,改革造酒曲法为造酱黄法对后世影响深远。元代首次提出了六神曲的概念。明代酒曲与药曲开始分离,表现在造酱黄法的普及与半夏曲等药曲的出现。清代药曲出现了一股随意添加药物的现象,受到医家的批驳。通过以上考证提出药曲的研究应注意:以药曲作为发酵剂的药酒的研究与开发、比较造曲法与造酱黄法的区别、对神曲糊丸、曲衣、女曲、半夏曲的炮制工艺研究。

论刘向、刘歆和《汉书》之关系

本文根据古人所揭示的刘向、刘歆父子与今本《汉书》的关联为线索,从楚元王家族后人多身居"宗正"之职,以及刘辟彊、刘德之政治生涯,再联系向、歆父子参与的朝廷纷争,以观此种身份、立场所导致的,在今本《汉书》中的某些印记,从而更清晰地认识署名班固撰《汉书》其真实的成书历程。

刘歆五德终始说与班固史学

刘歆创立五行相生之五德终始说,用以解说王朝更替与新朝的合法性。其五德相生说以木德伏羲作为＂百王先＂,由此构建了一套帝王系统;以伏羲为＂百王祖＂,大力宣扬了古文经学＂圣王同祖＂的思想;以火德汉朝上继木德周朝,视秦朝为闰朝,由此开启了以＂五德＂言正闰的先河。刘歆的五德终始说对于班固史学有重要影响,《汉书》的《律历志》、《郊祀志》、《高帝纪》、《叙传》等篇详细载录了刘歆的五德相生说;《汉书》接受了刘歆五德相生说构建的自伏羲至刘汉的帝王系统,并且具体贯彻到志、表等的写作当中;《汉书》接受了刘歆五德相生说宣扬的＂汉为尧后＂的思想,为刘邦建汉提供了合法依据;《汉书》接受了刘歆五德相生说以＂五德＂言正统的思想,由此确定了历代正史以＂五德＂言正闰的做法,对中国古代史学产生重要影响。

章太炎与端方关系案

章太炎与端方关系的这桩公案,在同盟会时期是件大事,它涉及同盟会与光复会的分裂,对章太炎本人来说,也至关重要。本文试图将该案的始末作全面梳理,以揭示当时革命党人之间的派系纷争和章太炎的固执派性。

翻译与建构——刘半农对外国散文诗创作技法的借鉴

刘半农是国内最早翻译泰戈尔和屠格涅夫散文诗的译者之一。在翻译两位外国诗人诗作的过程中,刘半农接受了他们的影响,吸取他们的创作技法,在自己的散文诗创作中做了成功的借鉴。对比分析刘半农的散文诗翻译和创作,印证了刘半农在两个方面借鉴外国散文诗的创作技法:一是对屠格涅夫散文诗对话体的借鉴,二是对泰戈尔散文诗独白体的借鉴。刘半农的诗歌翻译、译诗借鉴与诗歌创作紧密结合在一起,互相影响。

《汉书·艺文志》“八体六技”刍议

《汉书·艺文志》小学类"《史籀》十五篇"后,"《苍颉》一篇"前,"八体六技"四字疑为衍文,非班固《汉志》之原有,而是后世传本所增衍。小序"又以六体试之"本没有错。

试论姚振宗《七略佚文》的误失

在诸家《七略》辑本中,姚振宗《七略佚文》无疑是一部成功之作,但也存在一些误失,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将《汉志》班固注整体上(极少数除外)作为佚文予以辑录,有所不当;二是某些具体的佚文辑录及书籍的还原处理等存在着明显的误失:将班固所自作之注作为《七略》之佚文予以辑录;对《汉志》所"省"之书籍的还原著录尚存未至之处;对有些书籍篇数的还原失于准确;个别书籍还原著录时的类别归属有误。

情理兼备的学人之赋——论刘敞、刘分攵的辞赋创作

刘敞,刘分攵的辞赋创作与学术思想紧密结合,颇有可观之处。刘敞的辞赋表现出以道德自命而特立于衰世的孤独感、使命感和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进取精神,并围绕义、利,对人生问题作了深入的思考。刘分攵的辞赋表现了对社会人生的冷峻分析和无为而治的政治理想以及淡泊自守的人生态度。

评述刘知幾对于《汉书》在体例上的批评

唐代史家刘知幾的《史通》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在我国史学批评史上享有盛誉。书中运用浓墨重彩对汉代史家班固所著《汉书》赞赏有加,因此他历来被人们认为是"班马优略论"这一千古聚讼纷纭的论战中,"扬班抑马"的代表人物。同时也对《汉书》提出了猛烈批评,特别是在体例问题上;可是对《汉书》的批评也是值得商榷的。长久以来,这一现象未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因此,评述刘知幾对于《汉书》在体例上的批评,对于我们正确、全面地认识其史学思想是很有意义的。

《班马异同评》刘辰翁三条评语考述

《班马异同评》嘉靖本和万历本所收刘辰翁评语并不相同。万历本新增加的3条评语,并不是刘辰翁本人的评语。这3条评语来自明朱之蕃汇辑、汤宾尹校正的《百大家评注〈史记〉》。结合《班马异同评》万历本的刊刻情况和刻者韩敬的生平,发现韩敬在校定时,无意中将宋濂、王世贞、邹德溥的3条评语误置于刘辰翁评语中,以致以讹传讹。

钱玄同、刘半农“双簧信”作用的再认识

钱玄同、刘半农的"双簧信",确实起到了推动文学革命向前发展的作用,但仅仅是引子。《新青年》同人共同演绎的一系列"双簧戏"的喧闹、新文学阵营在理论和创作上取得的丰硕成果,使林纾有些沉不住气。《国故》的创刊,又使林纾以为有了同盟军,从而促成了林纾的反击。于是,新旧思潮的激战真正开始,新文学思潮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初步扫除了阻碍新文学发展的障碍,加速了文学革命的进程。

萧梁官班制的渊源、创立原因及性质考释

萧梁官班制的渊源是多元的,既有魏晋以来的班例、官班,也有宋齐时期的勋品、勋位,更有官班与中正品第的密切结合。正是由于中正品第与官班的密切结合,成为区分流内十八班与流外七班的重要分界线,进而成为萧梁官班制的重要标志。官班制度并非官品制度的变体,而是融选举制度与官职升迁制度于一体,以上品、下品、勋位(含蕴位)为不同的任官层次,分别为门阀士族、寒门庶族、吏姓寒人量身定制的仕宦升迁路线图,是一种涵盖了各种不同身份等级的官职晋升制度。萧梁官班制度具有浓厚的门阀等级色彩,并在确保士庶区分和清浊分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歌谣的潜在资源与自然的诗——以刘半农的诗人心态与路向选择为例

以歌谣作为创作资源,曾在现代诗歌诞生期产生重要影响,并贯穿现代诗歌的历史。当然,对歌谣的倚重同样还与诗人的性格、偏好有关。这里,主要通过分析新诗诞生期重要诗人刘半农的诗人心态和创作路向进入这一命题。在涉及生平的基础、写实的追求、形式的实践和语言的权利共4方面内容之后,歌谣与新诗之间的种种关系、价值得失,正以纵向历史和横向个案的言说方式,得以丰富而具体的言说。

《中山诗话》卷数繁简考论

刘攽所作《中山诗话》,从宋代起在历朝官私目录中就多有著录。然而,此书的卷数在不同书目中被记录为一卷至三卷,数量不等的情况令人费解。在"是书卷帙,或有繁简,当时传录已有不同之本"等既有说法之外,通过分析刘所处时代的政治环境,关联刘本人的性格、学识以及其他可能的客观因素,能够对"或有繁简"的原因做出深层的分析和解释。

论刘半农的学术思想

刘半农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 ,培养和锻炼了他的创新思想。此后 ,在学术研究中 ,他十分注意创新 ,注意开拓新领域 ,研究新问题 ,取得了丰硕成果。刘半农一直十分重视政治 ,关心社会 ,关心现实 ,具有“经世致用”的思想。他主张学习西方 ,但反对崇洋媚外 。

汉代文史三大家的学术承变

汉代文史三大家:司马谈和司马迁、刘向和刘歆、班彪和班固,以其通达古今的学识和卓越的学术成就,侧身于西汉前期、后期和东汉前期学术领军集团的前列。司马氏父子发凡起例,首创纪传体通史、传记文学之先河。刘氏父子考镜源流,开启了大规模校理著录图书文献的范例。班氏父子继踪前贤,包举一代汉史,成为后世正史的"不祧之宗"。三家学术思想,不仅父子相继,承变有序,又因时变迁,各显异趣,以其丰富的内涵,再现了两百年期间汉代政治演变、文史并进、经学转合的历史轨迹。汉代三大家的不朽成就,于中国学术文化的推进与发展,影响至深弥远。

汉代楚辞论争的学术根源

汉代有一场楚辞学术论争,从表面看是由于学者的观点不同,它的根源却在于学者所持的不同思想理论,其中既有学派方面的差异,也有同一学派内部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观点所造成的分歧。

苏轼与刘攽交谊考述

苏轼与刘攽交往约二十年,虽然面晤和共事机会有限,但他们通过诗文书信的文字往还,保持着长期而亲密的联系。二人这种交往的基础,既有政治上相近的见解与立场,也有对文艺、学术的共同爱好与观念,还有谐谑乐观的相似性格与情趣。通过对两人文字往来的考索,釐清了学界关于刘攽部分史实的不确看法。

缘起于翻译——重新解读刘半农的歌谣运动

本文借助Leech的小说文体学理论分析刘半农翻译的某短篇小说原著,发现其在词汇、句法、语篇和修辞等层面的文体特征与"民间文学"、"歌谣"非常接近,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刘半农的早期翻译活动对其后来首倡歌谣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汉魏屈原论争背后的文化逻辑

汉魏时期,学者们出于各人不同的立场和时代观念,对屈原的评论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本文即选取有代表性的学者如贾谊、司马迁、扬雄、王逸、刘勰等人的观点分为三类。透过屈原评论由极度的推崇转向贬责、再到中和的赞赏这一曲折转变,看汉魏时期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变迁,以及在时代大观念下,文学理论受到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