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称帝与贵族政治的终结

对于先秦时代的中国社会,学界有诸多讨论,就制度而言也是言人人殊。夏商周是中国的贵族时代,政治则为贵族政治。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剧变,正是贵族政治瓦解、士大夫政治发生发展的过程。秦朝统一中国,秦国制度推行全国,中国的贵族政治告别历史。但是,在最高领导人出身问题上,还保留了贵族政治的最后一点残余。秦末农民战争中,平民出身的刘邦脱颖而出。刘邦称帝成功,宣告中国历史告别了贵族时代。新的历史如何概括,史家多有讨论。赵翼曾经用“布衣将相”概括西汉初期的政治局面,基于历史实际与理论思考,本文认同并使用“士大夫政治”这个概念。

论刘邦的货币改革

刘邦建立汉政权后,针对"秦钱重难用"的问题进行货币改革,对秦半两减重,所铸行的是小半两钱而不是"荚钱"。尽管当时已有榆荚大小的钱,但数量并不多。"荚钱"的大量泛滥是刘邦以后的事情。刘邦进行货币改革,顺应社会发展趋势,废除秦朝已经过时、不合实际的货币制度,使当时社会中实际通行的"小半两钱"成为合乎法律的货币。同时改革废除了秦代中央集权的铸币政策,实行"令民铸钱",由民间自由铸造货币的措施,对争取民众支持、聚集力量,夺取楚汉战争的胜利是有意义的。另外,这次货币改革,对汉初社会经济的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汉代前期货币制度进一步改革奠定了基础。

刘邦汉国号考原

“汉”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的国号之一，也是现今中国主体民族的族称。公元前２０６年，项羽败约，本汉中郡名立刘邦为“汉”王；而刘邦在愤怒、无奈之中接受汉王封号，以及后来定有天下之号为“汉”，则都与萧何的劝谏“语曰‘天汉’，其称甚美”有关。

汉高祖的荒诞、痛苦与性格的多维度——以《史记·高祖本纪》为中心

司马迁以无畏的批判精神,揭露了当朝开国皇帝汉高祖,在反秦起事以先制造的种种荒诞的天命在我的舆论,露出麒麟下的马脚;他的"大丈夫当如此也"的梦想成功,却又带来无法解除的痛苦;又用"互见法"全方位展现其人性格多维,蕴涵成功的原因与个性无赖的多元化,褒贬互陈,否定多于肯定,值得深长思之。

西汉《商贾律》探析

汉初为了防御匈奴入侵代郡、雁门等地区,西汉政府开始限制汉匈之间的物资流通,损害了从事汉匈贸易的商人集团的利益,他们与边地分封势力结合发动了叛乱,西汉政府在镇压叛乱的同时颁布了商贾律,严厉禁止商人与匈奴及地方势力勾结,结果激起了更大规模的反叛。高祖在镇压叛乱的同时极力满足商人利益,争取地方势力的合作,随着朝廷对代郡、雁门地区的牢固控制,《商贾律》随即失去作用,《商贾律》与重农抑商政策无关。

明代的《汉书》经典化与刘邦神圣化的现象、原因与影响

明朝开国之君朱元璋的独特身世,使其对汉高祖刘邦高度认同,由此兴起了一场《汉书》经典化和刘邦神圣化的运动,《汉书》从史学意义上的典籍一跃而为政治意义上的经典,刘邦也从宋元时的无赖形象陡升至圣人和偶像的地位。这一运动对明代君臣的行为取向、政策指向、史学倾向和文学转向等各个方面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沛谯英雄的两次崛起与汉王朝的兴亡

"沛谯"又称"谯沛","汉魏二祖"和自己的功臣集团两次从这一地区崛起,于400年间,一首一尾,书写了汉王朝从建国到终结的历史。沛谯地方位于黄淮海平原。这里自战国晚期起,已经拥有富足的经济基础和充备的文化资源。楚文化的长期积累,在这里形成了新的重心。汉初梁国的文化优势,也对这里的人才形势有所影响。刘邦集团和曹操集团虽然都崛起于沛谯,而前者多"布衣"、"白徒"、"亡命无赖",往往只是以个人身份追随刘邦,后者则以"诸夏侯曹"为代表,以宗族势力参与政治军事争搏,且其中颇有豪富。这一情形与东汉豪族势力的兴起有关。

《史记·高祖本纪》采录汉高祖传说析论

《高祖本纪》采录了诸多有关汉高祖刘邦的传说,这些传说应产生于汉高祖刘邦起义反秦之际,与汉初尊刘活动有关,并且在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为维护西汉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传说是司马迁采录进《高祖本纪》的,并非后人增窜。司马迁采录这些传说入传的原因有许多,既是为了文本的完整,性格命运的突显,也是为了将西汉与殷、周、秦并列,纳入殷、周、秦、汉的大历史系统,以"通古今之变"。

电视剧《汉刘邦》对《史记》的继承和创新

历史剧代表作《汉刘邦》以《史记》所载史实为依托,着力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广阔图景,在此基础上又通过真实再现与艺术虚构的有机融合,参照借鉴《史记》的对比手法设置富于对比性的画面,对《史记》人物的传奇性予以淡化,塑造了刘邦与项羽的艺术形象,既凸显了真实性与创造性有机结合的美学思维,更体现出电视剧创作对《史记》历史素材汲取所表现出的较为科学辩证的态度。

刘邦的审美情操与汉初美育的发端

作为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平民天子,刘邦个人的审美情操的养成,经历了一番脱胎换骨、浴火重生的磨炼过程。从典籍记载的史实入手,分析探讨刘邦审美情操形成的原因,可从中考察刘邦的美育观念的思想萌芽、美育理念的美学内涵和美育举措的审美理想,及其对于汉初美育发端起到的引领时代社会思想潮流的积极作用。

长风呼啸 马蹄声碎——司马迁笔下的楚汉相争

秦朝灭亡后,刘邦与项羽两人争夺天下,司马迁称之为平乱诛暴的统一战争,史称楚汉相争。司马迁在《史记》中,通过汉中对策、下邑划策、成皋对峙、垓下决战的描述,反映了项羽凭的是力、善于征战,而刘邦凭的是智、用谋略取胜,最后刘邦集团谋略智计战胜了自矜武力的项羽集团。

西汉帝王与经学及文学

给西汉文学和经学带来深远影响的帝王当推汉高祖刘邦和汉武帝刘彻。刘邦是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刘彻是汉王朝政治制度发生重大变革时期的皇帝,他们对文学的态度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了西汉文学的走向。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文化意蕴——兼谈韩信形象的流变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是广泛流行于民间的一句谚语,"成也萧何"与史实相符,但韩信被杀,罪魁是刘邦,而非萧何。萧何设谋助吕后除韩信,有利于汉家政权。所谓"败也萧何",则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过程,后世史传文学和小说戏曲中清晰地描绘了这一流变轨迹。从汉至南宋时期,诸本史传对韩信被杀的态度由赞同逐渐转变为同情;宋代之后的小说戏曲中,又将杀韩信的责任由刘邦逐渐转嫁给萧何。经历这样一个流变过程,"败也萧何"的文化内涵方逐渐形成。韩信败亡的责任由刘邦转嫁给萧何的根本原因在于汉民族意识。

秦末楚汉战争的重新评价——为项羽翻案

评价项羽,首先应有全国观、全局观、总体观。就历史事实而言:无项羽,则秦未可灭;无项羽,灭秦后则难以分封重建天下秩序。这两件事在全国、全局中起主宰作用。在秦末扰攘之中,项羽是唯一的新秩序的建立者,也是无可替代的新秩序的代表者。《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只书写项羽有"灭秦"之功,不承认其分封之功,而且书写为"暴乱",并贬为非"正统"。应为项羽翻此案。就秦末而言,刘邦则是新秩序的破坏者。

项羽“善遇”刘邦原因析——兼与韩兆琦先生商榷

鸿门宴上项羽之所以"善遇"刘邦,根本原因在于鸿门宴前、鸿门宴中、鸿门宴后十四五个月内,项羽就没有认识到刘邦的威胁性,没有认识到刘邦会是他日后独霸天下的敌手。那种认为项羽在鸿门宴之所以"善遇"刘邦,是因为项羽恭敬慈爱,是因为刘邦是武安侯、待定关中王的认识,项羽杀不了刘邦的认识,是不正确的。

从刘邦对“甬道”的学习解读其学习特点

产生于秦汉时期,作用特殊的“甬道”,尽管应用范围有限,但其在秦汉之际发挥的作用却令人瞩目。通过对刘邦在楚汉战争中对“甬道”知识学习的梳理,既可以对刘邦的学习历程做出准确的勾勒,又能真实地解读其学习特点。不仅是对“甬道”这一历史文化现象的再认知,更是对“刘项原来不读书”的再认知,帮助我们对刘邦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西汉前期避皇帝之名并不严格

中国古代从西周始实行一种回避君主、尊长之名的制度。秦朝建立皇帝制度后,此制度形成定制。此后,逐渐完善到严格、严厉化。近代以来一些学者、史家便以是或否避讳某代君主名作为判定地下发掘带字实物所属时代的极重要因素,如对秦国、秦朝、西汉初、前期物品的断定。其实,诸多考古资料证明秦国到西汉前期避君主名并不严格,因此,不应该以是与否回避某君主之名,作为判定某地下发掘实物是与不是哪时代物品的标志。

刘邦胜项羽之舆论因素分析

舆论对于战争具有重要影响,刘邦作为一名出色的政治家,深谙此道,注重引导和控制舆论走向。楚汉战争中,刘邦能够取得最终胜利,与其善于利用舆论战术有着密切关系。起事之初,刘邦利用迷信,神化出身,通过发挥舆论传播的影响力,构建其领袖地位的合法性,吸引众人追随。起事之后,借舆论宣传之力,树立其"宽大长者"、"仁慈爱民"的光辉政治形象,实现收揽民心之目的。对峙之时,从道德层面声讨项羽,使之成为众矢之的,达到控制舆论之目的,并为发动战争寻求舆论依据。决战之际,刘邦再造舆论,瓦解项羽军心,挫敌锋芒,最终取得胜利。与之相对,项羽则轻信谣言,不辨真假,猜忌臣下,人才流失,民心丧失,舆论倒向刘邦,终致失败自杀。因此,赢得战争,不仅需要雄厚的军事实力作为后盾,更需要舆论宣传中的精神征服,对舆论的成功运用是刘邦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

徐州历史文化的典型特征及对后人的重大影响－简论汉代文化的基础与轴心（一）

徐州历史文化的典型特征，可视两汉文化为徐州历史文化的基础，刘邦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农民皇帝，他所代表的汉代文化，又即刘邦文化，体现了两汉文化的基础与核心，他非凡的领导才能，卓越的政治才干，聚集人才的人格力量，构画出刘邦文化的特色是：智谋韬略是日后发迹的起点，仁爱宽厚奠定民心社会基础，重用英才治理天才，利用矛盾化解矛盾，重视皇储教育。

“安刘必勃”略考

对《史记》所载刘邦遗言"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提出怀疑的根据是:第一,周勃任太尉是惠帝六年,而不是刘邦死后即任命;第二,从后来相关丞相的任免中,均未提及刘邦的遗言;第三,刘邦的宠妃戚姬、爱子如意均遭毒害,亦可反证刘邦无决定死后政局的才力;第四,退一步讲,若刘邦真有"安刘必勃"的遗言,以吕后的政治毒辣,会从她家族的前途考虑,将周勃予以诛灭,因为当时只有吕家具备危及刘氏天下的实力,"安刘"势必要"危吕",但吕后竟然对周勃委予重任,可见刘邦根本没有"安刘必勃"的交代。同时也探究了"安刘必勃"说产生的背景及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