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刘承幹护书始末考述(1938—1940)

1937年南浔沦陷后,嘉业堂藏书被日本军部以“保护”名义实行监管。随后日本各方积极联络刘承幹,试图在军队胁迫下收购嘉业堂藏书。刘承幹在确保藏书安全的情况下尽力与各方斡旋,并趁机将藏书秘密转移至上海租界,随后售予代表中国政府的文献保存同志会。本文根据上海图书馆、国家图书馆所藏相关人物函札日记,考证刘承幹在1938—1940年间保护藏书不被劫掠毁坏的历史细节:一方面探究抗日战争中日本各方在华“收书”的方式与经过,另一方面呈现私人藏家在战争期间保护传统文化的功绩与贡献。

刘承干及其藏书梦

浙江湖州的刘承干凭着对书籍的热爱和责任感,倾万贯家财于藏书活动,为后人留下了宝贵财富。

嘉业堂主刘承干的藏书人生

近代浙江湖州吴兴南浔镇人刘承干一生痴心藏书,醉心刻书,用心护书。他倾巨资藏书刻书聚书60万卷、20万册,并精心设计建造嘉业藏书楼用以庋藏。在战乱频仍、内忧外患交织的民国时期,嘉业堂藏书最终难免散出的厄运。刘承干的藏书思想与实践远远超越了传统藏书家,彰显了一代藏书家矢志守护祖国宝贵文化遗产的高尚情怀。

试论刘承幹为中国藏书文化所做的贡献

本文介绍了刘承兴办嘉业堂藏书楼的历史背景,分析了其藏书刻书的特色和他本人的藏书思想,对嘉业堂的历史地位和刘承为传承祖国文化所做出的贡献做了较客观的评价,最后对嘉业堂"聚而复散"的原因作了简要分析,希望能为文献学研究和中国古代藏书文化研究提供一些线索与信息。

嘉业藏书楼史略

嘉业藏书楼,系刘承幹于1920年所建,因清帝溥仪所赠"钦若嘉业"九龙金匾而得名。该楼规模宏大,藏书丰富,书楼与园林合为一体,为民国期间最著名的私家藏书楼之一。文章论述了藏书楼的缘起、典籍收聚、兴盛、衰落又重获新生的过程。

刘承干的藏书活动与藏书特色

"藏书"是我国古代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途径,历来受到知识分子的重视。愈是乱世,人们愈是怀念文化的繁荣,私人藏书在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在清末民初达到鼎盛。刘承干,作为"民国私人藏书第一人",在国家危急存亡的关头,兴建藏书楼,耗费巨资购书藏书,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保存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其藏书活动颇具特色,对后世也有一定的影响。

人间自有书痴在:刘承幹与《宋会要》因缘纪略

清嘉庆年间徐松辑自《永乐大典》的《宋会要》稿本,经缪荃孙艺风堂、张之洞广雅书局和王秉恩等递藏,民国初为嘉业堂主人刘承幹花巨资购得。刘两次请人整理,都不成功,却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刘承幹慷慨地供人阅读研究。至少有三批日本学者或阅、或抄录部分内容,也有国内学者阅后研究出成果的。20世纪30年代初,在董康、叶恭绰、傅增湘等学者的介绍和努力下,《宋会要》稿本终于由北平图书馆所购藏,成为国藏之物。经过北平图书馆组织的编印委员会整理,编成《宋会要辑稿》并于1936年底影印出版。从此这部海内孤本化身千百,流传于世。

嘉业堂藏《永乐大典》始末

《永乐大典》作为明代举全国之力编纂的一部集中国典籍于大成的类书,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和学术价值。在嘉业堂所收藏的珍贵古籍中,就包含《永乐大典》这样的珍品。有赖于章一山推荐、商贾求售及友人赠送,嘉业堂所藏《永乐大典》数量颇为可观,至全部出让前达42册之多。而收集《永乐大典》的过程,亦是刘承幹对古籍学术价值重新认识的过程,最终推动了刘承幹藏书刻书事业的发展,促使其充分利用《永乐大典》来进行古籍的刊刻,为保存文献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刘承幹刻单疏本《春秋正义》所附《校勘记》得失考述

单疏本《春秋正义》具有极高的文献校勘价值,清末刘承幹嘉业堂曾据日本抄本刻十二卷,并附有《校勘记》上下卷。文章从创新、继承与不足三个方面的分析考述,认为刘氏校勘之得有六:首次以单疏本《春秋正义》校阮刻十行本;记录单疏本《春秋正义》另一传本异文;暗示单疏本《春秋正义》与阮校所据八行本之关系;未全采阮校之考订结论;赞同单疏本《春秋正义》与阮校文字相同者;即使二者不同,亦择善而从。其失亦有三:所参阮校本是后刊合刻本,而非初刻单行本;摘录阮本校记时多有错误;单疏本与阮本异文出校多有遗漏,尚不足体现单疏本蕴藏之价值。

嘉业堂刻本《危太朴集》编刊考

刘承嘉业堂刻本《危太朴集》虽刊印于民国初年,但其编刊工作可以追溯至光绪、宣统间缪荃孙搜集抄校危素诗文集,缪荃孙的校勘成果大抵为嘉业堂刻本所继承,且嘉业堂刻本跋语亦当是缪荃孙代笔。《危太朴集》又有作为试印本的朱印本传世,覆按朱印本可知《危太朴集》的刊刻经历了两次改版重印,除发现大量危素文未辑,故加刻《危太朴续集》十卷以外,尚有诗集部分因编刊疏漏而不得不局部换版重刊的情形。故而《危太朴集》的编刊也存在疏漏甚多、换版频繁的弊病。重理嘉业堂刻本《危太朴集》编刊始末,不仅可以明确该本的校勘价值,亦可为刘承翰、缪荃孙二人的合作恩怨提供鲜明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