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度刘郎与贞元朝士:宋人对刘禹锡玄都观诗的接受

中唐时期,《幽明录》所载刘阮天台事开始作为故实进入诗歌,这影响了刘禹锡玄都观二诗的写作。晚唐孟棨《本事诗》首次将二诗缀合为一个完整故事,宋初《太平广记》抄录了《本事诗》的相关记载,在玄都观诗流传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苏轼首次将刘禹锡玄都观事纳入诗词写作,创造了“前度刘郎”这一经典表达,开启了玄都观诗在宋代的形塑。周邦彦的书写实现了“前度刘郎”在宋词中的经典化。南渡以后,“兔葵燕麦”与“贞元朝士”又成为诗人们偏爱的表达,其中寄寓了强烈的迁逝之悲和沧桑之感。

刘辰翁词的“词史”意义

"词史"是清代学者提出的词学话语,意指兼具"实录"精神与"《春秋》笔法"之词作。刘辰翁以"入世"的态度,用比兴的手法将个人经历与国家命运艺术化;在旧日习俗的回忆中,发抒文化失落的伤痛;咏叹、褒贬时事,有意识地表现出以词存史的精神,他的词可称"词史"之作。

李清照《词论》浅谈

李清照《词论》勾勒了词至北宋的发展简史,历评前辈与同辈词人,提出了“词别是一家”的重要观点,强调词与诗别,在词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词论》意在为时人作词设立标准,故不可不要求严格;“别是一家”不仅在于词要协音律,更在于词的内容特色,着眼于词专主情致,长于抒情的特色;《词论》是苏词和柳词流行于北宋词坛的必然产物。

刘师培对传统楚辞研究的继承与突破

刘师培是近代楚辞学史中比较突出的一位学者。他的楚辞研究有三个特色:第一,针对"宗经",提出"宗骚"的观点,打破传统楚辞批评对经学的依附关系,提高了楚辞独立审美价值和历史地位。第二,援引西学中的"文学地理论",分析南北文学不同的成因,肯定楚辞是南方之文的代表。第三,植根小学,考订楚辞异文,但在校雠过程中又综合运用多种考证方法,体现了西方人文科学中的实证精神。刘师培的楚辞研究显示出综合融通的趋势,体现了楚辞研究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学术转型,在楚辞学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刘勰论《诗》、《骚》

《诗经》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在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向来有着特殊的地位,这一特殊地位也充分体现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对《诗经》,刘勰一方面充分肯定其作为儒家经典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又着眼文学创作而将其还原为诗歌创作的成功和典范之作,进而总结出文学创作的根本规律:以情为本,文辞尽情。对"楚辞",刘勰一方面着力澄清汉代以来以经立论的楚辞观,同样还原其作为文学作品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则强调其"笼罩雅颂"的"惊采绝艳"之美,从而要求文学创作"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

苏柳词关系论

本文考察苏词之于柳词的细部关系及其词史意义。认为早期苏词与柳永俗词大有渊源 ;词艺成熟期的苏轼一方面蝉蜕于柳而颇以柳永俗词为病 ,明确显示出与之对峙的姿态 ,另一方面又对柳永词中表现“诗人之旨”的雅词以表而出之的态度和策略由对峙而超越之 ;苏、柳对峙已孕育着北宋词坛上词宗清真的嬗递之迹。

试论宋代词人享乐心理的雅俗分趋——以柳永、苏轼为例

宋代词人普遍怀有及时行乐的享乐心理，但因对于快乐的理解与追求有所不同，遂形成泾浊渭清、雅俗分趋的格局。柳永是趋俗一派中的代表，苏轼是高雅一族中的典型。柳永的享乐心理包含着合理的思想文化内涵，苏轼的享乐心理直指人最终的精神家园。这源于他们对“何为快乐”的独特体认。趋俗是柳永文化人格沾染市民文化因素的结果，尚雅是苏轼的精神境界承传雅文化因子的结果。二者虽然雅俗异貌，但其內核都可以归纳为对“快乐权”的追求，因而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与启迪作用。

谈刘熙载的品格论

刘熙载的论词主张以品格论为核心。品格论可概括为 4个方面 :第一 ,“论词莫先于品” ;第二 ,词品“莫要于有关系” ;第三 ,词品本于人品 ;第四 ,苏、辛词品格最高。品格论密切了词和社会生活的关系 ,进一步把词推向了言志抒怀的轨道。它的局限性是 :否定柔情词时表现出来的封建礼教思想和轻视词的艺术特征的观念。

《须溪词》遗民心态的变异及溯源

研究刘辰翁及其《须溪词》者众多,然而就刘辰翁志节言,一致认为是位出色的爱国者,对前朝的忠贞始终不渝,直到终老。其实检阅《须溪词》,刘辰翁的遗民心态也非全如此。刘辰翁《须溪词》的遗民思想、隐逸心态也是发展变化的。特别是他后期的某些心态相对全词的主体遗民思想而言,确实又带有变异的色彩。虽然这种现象比较微妙,不容易查考,也不能遮掩词人的总体精神风貌,但无疑也是当时词人的实际情感思想的表现,客观上为我们比较全面真实地研究刘辰翁《须溪词》的遗民心态提供了新的探测点,而这却正是历来评家所忽视的。

《须溪词》人物交游初考

刘辰翁是宋末元初江西词派的代表作家。本文从当时的文献资料出发 ,以《须溪词》所涉往来人物为范围 ,考察并梳理了他与邓剡等九人之间的交往过程 ,从中既可以看出他对南宋遗民的态度 ,也可以看到他对降元者宽容的一面 ,这对我们准确了解刘辰翁入元前后的生活和思想情感 ,是有益的。

多型文化视野中的苏词复雅

在多型文化视野中对苏词的复雅进行考察,我们发现,苏词复雅的本质意义就是以苏轼为代表的雅词文化对以柳永为代表的俗词文化的改造和修正,它们之间是渗透与反渗透的关系。

刘辰翁元宵词述论

宋末元初遗民刘辰翁是辛派词人后期的代表人物,其元宵词为宋代词人之冠。他的元宵词超越了宋代节序词佳人伤春和男士悲秋的传统,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隐含了深沉的寄托,深刻地反映出宋元易代之际的时代风貌和遗民心理,在词史上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

一则有关苏轼词学观的词话辨析

黄昇《花庵词选》苏轼《永遇乐》题下注是一则反映苏轼词学观的词话,长期以来为人们所忽视。词话中针对柳永的词风俚俗、赋的写法加以批评,主张雅正,主张诗的写法,实际反映了当时词学界提倡词的诗化韵味的艺术准则,可以看出当时词学的发展与变化。

《须溪词》魏晋六朝典故运用的心理探因

《须溪词》大量运用了魏晋六朝典故,典故源自四个方面:《世说新语》、魏晋六朝史书、小说类书笔记、魏晋诗文。其中《世说新语》用典高达100余次,魏晋六朝史书中的人物典多至130余人次,引用魏晋六朝作家近30人60余条诗文。典故的选择与运用实际就是心境的折射,魏晋六朝大量的典故运用,反映出刘辰翁异代共鸣的时代心理、文化现象(活动)中的接受心理和典故意象化的创作心理。

“自成一家”与苏轼关注柳永词的文化动因

苏词的"自成一家",是对词体所蕴涵的文化价值的重新建构。苏轼关注甚至有意排斥柳词的文化动因中,既有以士大夫的高雅情志规范词情、革新词风的创新意识,又有在文化整合的生态环境中自我价值建构的自立意识,目的是在"柳七郎风味"之外,建立起士大夫雅词阵地。

宋代词人“生命意识”的文化心理解读——以柳永、苏轼为例

唐宋词人的生命意识不外乎两种,一种是“闲愁”自来,一种是对生命的理性把握。在生命意识的认知上,“耻感文化”的心理标杆来自于他人和外部的评价机制,“罪感文化”则是个体生命对自己的内在约束。柳永和苏轼是这两种文化心理的代表,解读二者的异同,可以对宋代词人的生命意识有更全面的认识。

论刘辰翁的时序词

刘辰翁作为宋元之际一位有着强烈民族气节的遗民,一生所创词作众多,其中时序词具有鲜明的特点:送春词或隐或显地寄寓了自己的亡国之悲和遗民之恨,节令词或深或浅地发抒了自己对异族统治的忧伤无奈和对未来无路的彷徨苦痛。此外,多用色调灰冷的意象,自然天成的语言和劲健豪硬的风格,以及用经用史、以词载史的创作方法也是其词的重要特色。

浅析刘辰翁元宵词的黍离之悲

刘辰翁的元宵词,以描写元宵为主,感时伤世,将雨、月意象的多种所指巧妙地与灯节结合起来,寄寓黍离之悲,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南宋遗民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

“大江东去”和“晓风残月”——宋词二首浅析

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和柳永的《雨霖铃》是北宋词史上的两首绝唱,前者豪迈奔放,荡气回肠;后者柔情婉约,缠绵悱恻。这两首词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北宋词两种不同的风格,表现了不同的题材和艺术特点。

论柳永词对苏轼词的影响

在众多词论中,柳永和苏轼的作品时常以妍丽和豪宕的不同词风作对举品评。然而,实际上苏轼的词在慢词体制、曲调以及铺叙手法、题材内容、豪放词风、抒情取向等方面,都表现出对柳永词的学习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