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咸同汉学的探索与调整——《论语正义》《戴氏注论语》比较研究

刘恭冕与戴望是晚清咸同时期重要的汉学家,《论语正义》《戴氏注论语》是其时代表性的汉学著述。以同治年间刘恭冕、戴望在金陵书局的交往为背景,比读二书,可知二人作为咸同典型的汉学家,皆秉持追求独立判断以求真义的精神,并对《论语》展开了浩大的训诂考证工作。但是,刘恭冕与戴望在注解时却选择了不同的体例,结果使得《论语正义》的汉学考证色彩得以彰显,《戴氏注论语》的汉学考证色彩被遮没。这种差异性源自刘恭冕、戴望对《论语》注本的构想不同:刘恭冕在乾嘉为群经作新疏风潮下撰写《论语正义》,意欲大力发扬汉学训诂考据方法,提供集大成的《论语》义疏成果;戴望在咸同经世思潮推动下撰写《戴氏注论语》,意欲提供可以革除世敝、维护圣教的经济之学,因此有意调整支离的训诂考据以避免遮蔽义理体系。二书的异同离合,展现了戴望与汉学主流考证学复杂的关系,体现了咸同汉学的不同学术风貌,反映了经世思潮下汉学的发展与流变。

从乡土中走来的荷花舞——《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荷花舞》的发展

陇东民间舞蹈《莲花灯》在陕甘宁边区时期由刘志仁创作并改编成《荷花舞》,成为新秧歌运动的代表。而我国著名舞蹈家戴爱莲先生目光如炬,在新中国成立后将《荷花舞》进行新的创造推向国际舞台,受到世界舞坛瞩目!80多年来,《荷花舞》从民间舞蹈演变为二十世纪中国经典舞蹈作品,其中凝结着先辈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对荷花舞的传播及其演变进行梳理,发现《荷花舞》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号召文艺工作者向民间艺术学习的直接产物;正是在《讲话》精神的影响下,《荷花舞》在中国近代舞蹈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王道世界·受命改制·太平之境——《戴氏注论语》《论语述何》关系初探

沟通《论语》《春秋》经义,宣说《论语》反映孔子制作《春秋》,运用三科诸义阐释《论语》,发挥其他公羊义理说解《论语》,是《论语述何》的四个重要内容。《戴氏注论语》通过援引多种典籍勾连《春秋》《论语》经义,反复申言《论语》反映孔子制作《春秋》,大量运用通三统、异内外、张三世义法推阐《论语》,发挥建五始说、经权说、讥世卿说阐发《论语》,对《论语述何》的这四个核心内容作了深入的继承与大力的拓展。在此基础上,戴望通过更广泛沟通《论语》《春秋》,将《论语》转变为贴近《春秋》、宣说王道的经籍,表达了其对儒家外王面向的强烈追求;通过强化孔子当素王《,春秋》创设新法、主张改制革新、为后王立法的特质,指出孔子在《春秋》中注入了改制的理念,表达了其更迫切的改制愿景;通过强化三世渐进义与三世之太平世,指出孔子在《春秋》中寄寓了太平之治的理想,表达了其对太平之境的渴求。由此《,戴氏注论语》强化了公羊改制以致太平的思想特征。细酌戴望对王道世界、改制革新、太平之治的强烈诉求,与其遭遇太平天国战乱、感知同治中兴改革氛围相关。

“讲故事的人”——记忆诗学与《一日三秋》

《一日三秋》作为刘震云的新作,延续其一贯的“生活流”叙事方略,但又表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新质。人物在漂泊中寻找安身立命之所在,延展出在路上的漂泊故事。文本的情节讲述,则在多重互文中体现出互鉴的戏仿故事。笑料的充斥,让生活的表象赋形为笑书,内里的虚无却折射出反讽的悲喜故事。三者审美品格的互参,让“讲故事的人”派生出因时间距离的拉开而获得记忆的复活与增殖,形成饶有风味的记忆诗学传承。

吕后出宫人与代王刘恒“独幸窦姬”发微

窦姬作为吕太后赏赐代王刘恒五名宫女之一,来到代地后立即受到刘恒的"专宠",其中固然有窦姬俊美、伶俐之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因为窦姬曾是侍奉吕太后之人。出宫人以赐诸侯王是建汉以来的第一次,也是吕后的首创,其政治意义非同一般。事实上,吕太后出宫人以赐诸侯王与她嫁吕氏诸女为诸侯王后的目的是一样,那就是通过这些宫女来笼络并进而监控诸侯王的思想行踪。洞悉时局的刘恒"独幸窦姬"是一种巧妙的自我保护,是向远在长安的吕太后传递自己的忠诚和顺从,从而避免重蹈刘恢、刘友甚至刘如意之覆辙,为日后登临大宝、开启"文景之治"提供了可能。

出土文献所见北魏早期的士族制元素--杨琏、刘玉墓志比较研究

出土文献是研判中古历史的第一手素材,北魏早期史料匮乏赖以补充和校正。新见北魏杨琏墓志是透视北魏前期社会历史的重要素材,然其丰富内涵惟有结合同籍人士刘玉墓志方能深入解读。二人同为西恒农胡城人士,先祖为汉将李陵部众,出击匈奴兵败被俘,从此流落草原诸部,艰辛繁衍生息,直至北魏辗转投靠,以匈奴化汉人的姿态成为代人集团之特殊成员。他们顺应士族化趋势,伪冒郡望,攀附弘农名族,反映时人门第速成之功利心态。其近世功绩履历构成实际的姓族门资,杨琏高居华腴等级,刘玉跻身甲乙丙丁层位,彰显北魏遴选士族体制至上、酬赏勋绩的特性。他们根据世资拥有相应的仕进通道,即以禁卫武官释褐,而后外放地方郡县。两方墓志洋溢贵族气息,其中反映北魏早期士族制成就的节点尤为关键,说明士族化是个漫长曲折的过程,绝非孝文帝厘定胡汉姓族一纸改革诏令那样简单。

论晋代乱世文学中刘琨诗文的悲情

晋末社会动乱,国家动荡不安,百姓朝不保夕,文人命同鸡犬。黑暗的现实致使众多文士回归老庄,但社会中仍出现了敢于面对黑暗现实的爱国诗人。刘琨是其杰出的代表,其诗文充满乱世悲情,主要表现在乱世亡国之悲、个人命运之悲、人格气节之悲上。形成其悲情风格的原因,主要有乱世时局与坎坷人生、儒学复振与士人反思、对楚辞系列"悲怨"风格的继承等。

论吴忠信对刘曼卿使藏的评价及其缘由

作为民国历史上第一位前往西藏的"女特使",刘曼卿对于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的恢复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以戴传贤为代表的民国名人曾给予很高评价,时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却作出了不算太高的评价。之所以如此,表层缘由在于其"传统思想浓厚",而深层原因则在于其欲借由此事,表达对戴传贤的一些不满,同时隐约传达自己的政治诉求。

《六书故》运用钟鼎文考释文字评议

在中国文字学史上宋元之际戴侗的《六书故》较早地使用钟鼎文考证文字 ,校补《说文》 ,向来学者毁誉不一。从《六书故》运用铭文考释文字的 2 0个例字结合甲金文及其他材料来看 ,发现《六书故》的考释大部分是可信的 ,而这正基于戴侗所具有的正确的文字发展史观。

论刘师培的清代学术史研究

为了深入探讨刘师培在清代学术史上的贡献,从学术史的视角反映刘师培在清末民初的社会地位和影响,通过文献资料的搜集、研究,得出如下结论:20世纪初期,刘师培在章太炎等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从时间、空间等不同角度对清代学术史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对其中许多重要问题,如汉学的描述和清代汉学的变迁、戴震的研究、扬州学术、清代学术的评价等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在同代学人中造成了很大影响,对此后的清学史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盛世丹青——刘宇一和他的绘画创作

面对宇一的历年画作 ,可以排成一个大型的方阵 ,其中贯穿着一条线 ,就是对主题性绘画的追求和色调的清新明丽。诗人艾青说 :“我生活 ,故我歌唱。”那么 ,宇一呢 ,当然是奋挥手中的巨笔 ,再创新的辉煌。这是时代的要求 。

《九章筭术》正负术“无人”辨

《九章筭术》方程章提出了正负数完整的加减法则,其大典本、杨辉本均有"正无人负之,负无人正之","正无人正之,负无人负之"等语。戴震认为"无人"讹误,将其改作"无入",汪莱、李潢曾提出异议,然而从1963年的钱校本到2004年笔者的汇校本增补版的所有版本都从戴校。实际上汪、李二君的意见是对的。人训偶,伴侣。"无人"就是"无偶"。原文不误。

刘邦身世考辨——兼与王云度先生商榷

针对王云度先生所说的"刘邦是私生子"、"与太公并无血亲关系","刘邦从小备受家里人歧视",并说这是"司马迁透露给我们的信息"云云,本文提出质疑:探讨龙文化与刘邦的"造神"依据、司马迁的"天人观"以及刘邦与家人的关系诸方面,指出王先生的"新说"系源于对司马迁《史记》文本的误读,其结论不能成立。《高祖本纪》所载"龙种"传说,目的是为刘邦"应天受命"。

护国运动与贵州——纪念贵州护国运动一百周年

以反袁(世凯)、反帝制复辟、维护共和制度为目的的护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光辉篇章。护国运动中,以云南首义、贵州响应两件大事最为突出,两件事均离不开贵州的作用。

《春华秋实集》与《元末明初浙东三作家研究》序

《春华秋实集》是一本旧体诗词创作集,王永宽著。序言作者在肯定这本创作集多有成绩、内容丰富、佳句沓来、且多白描手法的同时,着重探讨了近体诗采用平水韵这种古格的传承问题。《元末明初浙东三作家研究》是一本研究刘基、宋濂和戴良的专著,魏青著。序言作者认为此书多有佳处,全书资料扎实,不少见解颇具功力,更有发前人所未发的创获;序言中还探讨了历史上的遗民问题。

戴复古两首七绝中“文章”之涵义考辨

"文章"一词的涵义古今有别。有学者认为,戴复古写给刘克庄二首七绝中的诗句"天下文章无用处"和"八斗文章用有余",其中的"文章","非指诗歌",并强调,在戴复古的眼中,是刘克庄的"文章""使他获得了更多的声誉,而非他的诗歌"。这是忽视了"文章"这一词语古今涵义的区别,以现代人关于"文章"的概念看待戴诗中"文章"涵义所造成的误解。其实,联系戴复古与刘克庄的交游经历,体察戴氏那二首绝句中"文章"的语境,可知此处"文章"之词义,绝非将诗歌排斥于外,而是包含其诗文,甚至主要是指其诗歌而言的。

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对戴震理欲观的评析

理欲观是戴震义理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戴震义理学区别于程、朱正统理学的关键 所在。清末民初,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等学者大力阐扬戴氏义理学,力图恢复戴震的完整形 象,促使戴学成为显学。他们所共同关注者即为戴震的理欲观。由于阐释角度不一,所作的评析 差异较大。章太炎从政治视角理解戴震理欲观,认为戴震与程、朱并无根本冲突,双方是在政治 和伦理的不同层面上阐发各自观念。刘师培则分别用中、西学两种标准衡量戴震理欲观,既赞赏 其义理基于训诂,从而能超越宋儒的长处,又点明其不及西学严密的瑕疵所在。梁启超以哲学概 念评判戴震义理学,认为戴氏之理欲观是用“情感哲学”代“理性哲学”,与欧洲文艺复兴思潮在本 质上“绝相类”。这些评析,皆对中国近代思想、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成为规范戴震研究 的某种“范式”。

孔子改制与《论语》研究——刘逢禄至戴望的《论语》学

清代今文家一致认为,孔子作《春秋》寓改制之意,此种观念不仅体现在他们的《春秋》学上,也体现在他们的《论语》解释上。从刘逢禄的《论语述何》、宋翔凤的《论语说义》,至戴望的《论语注》,都贯穿着此种共同的主题。不过,这些学者在解释的过程中有所差异,刘逢禄的解释着眼于“句”,宋翔凤的解释着眼于“篇”,而戴望的解释则从字开始,进而扩展到篇。总之,他们的企图都在建构一种可信的改制解释体系,不过,具体细节的差异却彰显出《论语》改制观的共同特征,即解释时都强调了思想的共通性引申,而忽略知识学的关联。这种解释特征,为晚清康有为的《论语》研究及其变法观念提供了考察的线索。

《魏晋胜流画赞》发微

《魏晋胜流画赞》是顾恺之一篇非常重要的画论。对于此文的真伪也多有争辩,然而殊少从文体发展的角度进行辨析。从文体的角度来看,《历代名画记》中所存《魏晋胜流画赞》实为顾恺之赞序集佚,由此,《魏晋胜流画赞》、《论画》是否题目互误的讨论也将得到推进。

从刘展到来瑱——论唐肃、代时期维持江、淮转运线路的努力

本文通过对发生在唐肃、代时期的刘展之乱、来之死两次事件的深入剖析,指出,这两次事件的起因并非是因为奸佞谗言。而是体现了在安史叛乱这样危急、复杂的情况下,唐中央政府维持其转运东南财赋线路的努力。而正是通过这样的一些努力,保护和维持了唐后期仰给东南财赋格局的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