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东南督抚的地方自治思想探究——以李鸿章、张之洞和刘坤一为中心

当义和团运动渐趋高潮时,坐镇南方的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地方督抚在中外几种政治势力的怂恿下,因不满清廷的政策而各自萌发了"独立"、"自治"想法,但他们随着时局变化很快又放弃了这一想法,转而全力经营"东南互保"。东南互保时期的"独立"、"自治"思想,因其所处的特殊政治形势而凸显出地方政权与中央政权之间的离心力,尽管其中偶尔迸发出一丝"革命"火花,但终未能突破晚清地方自治思潮的政治界限。它实质上是晚清地方自治思潮的延续和发展,反映了晚清中央政权所面临的深重政治危机。换言之,晚清地方自治思潮的持续发展和以地缘情结为基础的"省界"(区域)观念的不断深化是东南互保形成的重要思想诱因。

甲午战争中地方督抚之间及与清廷的备战交往——以刘坤一、张之洞为中心

甲午中日战争期间,两江总督刘坤一被清廷诏令进京,授命钦差大臣节制全军,湖广总督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以此为界,二人经历了地方督抚之间及清廷与地方之间备战交往的两种模式。他们以自身利益为基准、以国家大局为底线进行备战交往:均为地方督抚时,双方利用"合办江防"的电旨巩固自身防区,表面上交往尚属融洽;换至地方与中央合力备战的角色,他们却因地位、局势之变而矛盾迭出。以战争结果观之,因备战体制落后,且囿于"内轻外重"的权力格局,这两种备战交往均未获成功。

刘坤一与晚清两淮盐政改革

刘坤一是晚清时期两淮盐政改革的重要人物。在两江总督任上,他针对淮盐积弊采取较为积极、谨慎的态度,适时、适度的予以改革和调整,有所为、有所不为,逐步解决淮盐行销问题。刘坤一督江之初,枭私、邻私日炽,派捐、加价严重,淮盐衰落,危机日甚。面对错综的局面,刘坤一从可行的方案出发,咨商川督、鄂督,实行减川配淮,力图实现淮盐入楚;疏销裁捐,反对盲目增引、加价,休养盐商,提高淮盐品质;缉捕枭私、邻私,剿抚并用,查禁私盐。刘坤一的一系列盐政改革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为淮盐的行销提供了相对有利的环境。虽然这些措施并不能解决淮盐疲敝的根本问题,甚或只是形式上的修补而已,但是,他的改革方略仍是值得我们肯定的。

刘坤一与晚清江苏教育近代化

刘坤一是晚清重要的封疆大吏,曾经三次担任两江总督.19世纪70年代,刘坤一开始从一个传统保守的官僚转变为开明务实的洋务分子,他倡导新式教育,创办新式学堂,积极地推进江苏近代教育,使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走在全国前列.

湘系集团流变中的刘坤一与彭玉麟关系考

刘坤一和彭玉麟均系湘系集团的重要成员,分别隶属于集团内部的新宁支系和曾国藩嫡系。二人前期在集团领袖曾国藩的领导下为维护集团利益保持了友好交往。曾国藩去世后,湘系集团逐步进入多元化支系领导时期。受集团内部支系利益驱动,获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与巡阅长江钦差彭玉麟在职责交集、利益争夺中生发矛盾,直至刘坤一被劾去职。刘、彭二人结怨是湘系集团领袖权力出现真空、内部支系矛盾和冲突的产物,也可成为审视特定时期湘系集团涣散的重要表征。

甲午战后是谁密保了袁世凯

甲午战后是谁向清廷密保袁世凯?一般认为是李鸿章,本文依据有关档案资料进行考证,认为是两江总督、湘军领头人物刘坤一向清廷密荐了袁世凯,而非李鸿章.

冯子材与刘坤一之恩怨探析

镇南关大捷前,冯子材任职广西提督其间,曾奏参系出湘军的道员赵沃,但后者却得到了同为湘系的两广总督刘坤一的百般袒护,冯子材遂与刘坤一结怨,并因此而受到刘坤一的倾轧和陷害,险遭不测之祸。

论刘坤一的洋务外交思想

刘坤一是晚清时期一个重要的地方官员,也是洋务运动后期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历任江西巡抚、两广总督、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坐镇东南,屹然为中国之重"。1901年,他与湖广总督张之洞联衔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更成为晚清新政的基本方针。对于这样一个清末封建统治阶级中学习西法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史学界的研究是明显不足的。本文试就刘坤一洋务外交思想的发展过程、洋务外交思想的特征做一简要论述。

论清代秘密社会治理——以刘坤一治理会党策略为中心

刘坤一作为湘军要员,在太平天国、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时期,他积极为清政府如何治理会党出谋划策。随着曾国藩、曾国荃等湘系大佬逐渐淡出政治舞台后,为了平衡湘淮两系实力,刘更是成为湘军首脑、清政府的柱石,因而他的策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总体上来说,他的策略与其他统治者尤其是曾国藩有相似的地方,但某些方面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他主张首从区别对待,剿抚并用,强化保甲制度,妥善处理流民问题,实行文化控制,重奖剿灭会党有功人员。这些主张体现了刘作为封疆大吏的政治智慧,对维持清朝统治起到一定效果,但由于认识的局限他无法提出从根本上消灭会党的策略。

背道中的卫道:评述“东南互保”的爱国性质

"东南互保"是在义和团运动发展到高潮,帝国主义列强加紧对中国进行武装干涉和侵略的情况下,以刘坤一、张之洞为首的东南督抚与以英国为主的帝国主义列强,出于各自的需要而相互利用的产物。"互保"表面似为非法且与朝廷诏旨相抵触,但实质却与晚清传统的对外妥协、退让政策相一致。另外,"互保"并没有进一步的"丧权辱国",相反,它在一定程度上还维护了国家主权,并且确保了江南地区的相对安定。可以说,"东南互保"在妥协中有抗争、在退让中有抵制、在离经背道中有其守经卫道的爱国一面。

刘坤一与清末教育改革

刘坤一是清末重要地方高级官员 ,在晚清政坛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后期洋务派主要成员之一 ,刘坤一在教育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改革建议和主张 ,并积极付诸实践。他主张改革科举制度 ;设文武堂以培养人才 ;主张“中学宜兼西学” ;奖励游学 ;鼓励私人办学等。这些主张对清末教育改革产生了积极影响 ,其中有些对今天仍具有借鉴意义。

刘坤一海防思想和实践

晚清海防是以维护政治稳定和本土安全为目标,其得失成败与地方督抚海防思想和实践密切相关。晚清重臣刘坤一海防思想和实践在海防近代化过程中占有一席之地,其海防思想经历了萌芽于江西巡抚时期、形成于两广总督时期、完善于三督两江时期的嬗变历程,其海防实践聚焦于练兵、培养人才、造船、制器及筹饷等方面,其海防思想和实践体现了海防目标的变化性、海防建设的务实性及海防策略的多样性等特点。刘坤一海防思想和实践的时代局限性是:“夷夏之辨”等传统观念制约其认识列强的深刻性和效法西学的彻底性;南北洋集团之间的矛盾制约其南洋海防事业的发展并使得南北洋海军难以真正形成合力;地方缺乏独立的人事权、财政权及军权使其许多海防思想难以付诸实践。

抵拒洋务到斟酌邦交:刘坤一与洋务运动时期的中日关系

刘坤一在近代中日关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洋务运动时期,刘坤一在政治地位日益提升的过程中,由抵拒、消极对待洋务到客观认识洋务,日益注重处理对外关系。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日外交事件不断增多,刘坤一成为东南地区最为重要的处理外交事宜的地方督抚之一,但刘坤一未能像李鸿章一样对日本形成具象化、客观化的认识。随着《中日修好条规》的签订和中日关系的不断发展,刘坤一对日本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强调斟酌邦交成为他主持对外交涉事宜的一条主线。刘坤一的宦海生涯中,对日外交成为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他对清政府的外交政略也产生了较为重要的影响。

刘坤一外交观念的形成原因初探

刘坤一在中国晚清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对他的研究却显得过于单薄 ,特别是在他的外交思想方面。本文详细地从开放的国际环境 ,友朋的影响 ,主动了解西方 。

近卫笃麿与19、20世纪之交的中日关系

东亚同文会首任会长近卫笃麿出身贵族,是活跃于日本明治时期的重要政治家。他对东亚问题抱有极大兴趣,作为"日清同盟论""支那保全论"的提倡者,与不同背景的清朝人物有过交往。1899年和1901年,近卫笃麿两度赴中国视察,可以说正是实践其对华政策理念的劈山开路之旅。从现存近卫往来书札所反映出来的中国人圈子,也基本以这两次访华为界:最先打交道的中国人,是戊戌政变后流亡海外的康、梁;1899年游历华中、江南,与张之洞、刘坤一等东南大吏建立关系;1901年访问华北,其交际圈扩展至荣禄、王文韶、瞿鸿禨、袁世凯等中枢大僚及奕劻、载沣、善耆、毓朗等满洲权贵。近卫笃麿以公务私谊为纽带,将人际关系渗入现实政治层面,对19、20世纪之交中日关系的发展产生不容小视的影响力。

刘坤一在湘系集团领袖地位之确立——基于军事举措的考察

刘坤一在光绪五年实任两江总督时,试图在湘系集团内确立领袖地位,但以失败告终。光绪十六年再任两江总督时,他通过笼络湘军各支系主将,增强了自己在集团内的向心力;通过诵功、荫庇,树立了自己在集团内的声望;通过调整两江军事领导层,最终夺取了两江军权。到甲午战争时期,刘坤一在湘系集团内的领袖地位基本确立,其领导的湘系集团成为当时仅次于李鸿章淮系集团的军政势力。

上海制造局:影响“东南互保”进程的一个关键因素

义和团事变发生后,围绕上海制造局及吴淞炮台安全问题的纷争,成为"东南互保"发起的一大诱因;这一纷争点在后来保护章程的具体谈判中,成为中外双方持续争论的一个焦点,并影响到"东南互保"最终的实现形式。因清政府对外宣战,清军急需军火供应,当时华北最大的军工生产基地天津机器东局被毁,同时外国对华实施武器禁运,上海制造局的战略地位愈发凸显,并在以和平为基调的"东南互保"进程中扮演了一个相当关键且特殊的角色,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发展现状。

李鸿章、张之洞等致刘坤一书札五件考释

刘坤一与李鸿章、张之洞是晚清时期的重要疆臣,他们掌控地方社会、经济之大柄,影响中央内政、外交之决策,堪为晚清时期的重要政治人物。刘坤一担任两江总督时期,李鸿章、张之洞、李文田等人与他时有书信往来,且多讨论当时政治、外交诸多事务。湖南图书馆现藏有多件李鸿章、张之洞及李文田等晚清名家致刘坤一的书信。部分书信尚未公开发表,内容隐秘,文献价值重大。笔者选取其中五件进行整理,将此函札标点,并结合相关资料予以考释。这五件书札中,李鸿章、张之洞所写四件信函主要涉及中俄、中法及中日关系,从中可考察刘坤一与他们互动时的基本态度;李文田致刘坤一之书信则涉及李鸿章与刘坤一"全面对抗"时局下的朝政变局。

刘坤一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持久战”战略思想

晚清重臣、湘军宿将刘坤一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担任钦差大臣督师抗战,提出了对日"持久战"军事思想,其基本依据为:彼劳我逸,宗社攸关。基本内容为:在"以守撑持,坚忍胜之"宗旨下实施"避其锋芒,养精蓄锐"、"形格势禁,制变设奇"、"兵民相耦,重视根本"与"因势利导,商结外援"的策略。总而观之,刘坤一论对日"持久战"军事思想在当时不失为一种积极而有见地的反侵略战略思想,在遏制日本继续深入进攻的嚣张气焰,稳定国内政权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庚子赔款中央与地方争论补议

《辛丑条约》签订日到第一个还款日的近5个月时间里,以刘坤一和张之洞领衔的各地督抚接连致电西安行在军机处,商讨中央能否对地方筹款予以折扣,减少还款金额,减轻地方负担。清廷先是允诺督抚所提建议,予以折免三成,随后以还款方式由按半年改为按月偿付为由,否定地方提议的减免方案。本次争论牵涉行在军机处、在京谈判全权大臣、地方督抚、总税务司等多方关系,反映了庚子事变后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和政局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