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遐思”与“旧梦”——一个被遮蔽的钱谦益

《柳如是别传》以柳氏命名,流布近六十载。陈寅恪在书中不止一次故作抑扬之词,称钱谦益不是本书主角,以掩饰钱谦益作为核心章节“复明运动”真正主角的事实,实有待发覆。陈寅恪自认为与钱谦益之间有着特别的因缘,对其也存有强烈的身世类同感与学术、文化认同感。他自言于昆明得钱氏故园红豆之后“重读钱集”,“借以温旧梦、寄遐思”,即是明确指向了钱氏本人。此外,《陈寅恪集》中三次出现的“夏五”一词至为关键,却很少引起学界注意;有的学者已经认识到《柳如是别传》中“红豆”意象的重要性——它不仅牵引全书结构、寄托情感,且《咏红豆并序》与《题〈有学集〉并序》一并构成全书的著述之眼,但“红豆”意象却须与“夏五”合观,才足以挖掘出它对于“陈寅恪—钱谦益”心史对应性的核心内涵。“夏五”一词实为陈寅恪有意留下的破译其撰写《柳如是别传》真实意图的暗码。

从《柳如是别传》看明清易代之际江南文人风貌

陈寅恪倾晚年之力所撰写之《柳如是别传》,自以笺释"钱柳因缘"为中心。然该书除却极力彰显其"颂红妆"主题外,也对明清易代之际的江南文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并重点分析了他们在面对改朝换代这样巨大转折时,其复杂的思想情感变化以及灵魂深处的搏斗,为今人理解历史大变迁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特征、不同抉择及最终命运提供了很好的镜鉴。

黄甫及生平事迹考辨——对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一则重要考证的补正

陈寅恪先生《柳如是别传》发覆钱谦益、柳如是反清复明事迹,抉幽入微,颇具识见,但其有关黄甫及就是徽州人黄澍的推测,及由此得出的顺治六年冬黄甫及游吴盖为受张天禄秘使联络钱谦益抗清等一系列的推论,不免有误。黄甫及本名黄申,淮安人,与黄澍并非一人。黄甫及在明末任职鸿胪寺,明亡后为孤节遗民,放浪形骸。黄甫及多交故国遗老,虽有反清复明之意,但其访钱谦益,与清初的反清复明活动并无必然的联系。

《柳毅传》龙女形象新论

唐传奇《柳毅传》就题材来源说,应该是受到印度佛经中龙女报恩故事的影响并且在其中国化、文人化的过程中产生的。《柳毅传》在歌颂柳毅的"义"的同时,还为我们描写了一位崭新的但又与中国传统思想相契合的"知恩图报"的龙女形象。而龙女和书生柳毅的婚姻其实就是龙女报恩思想的体现,这和龙女故事的报恩原型也是一脉相承的。

胡适与陈寅恪的口述著作媒介考察

胡适与陈寅恪晚年都各自完成了一部重要的口述著作,分别是《胡适口述自传》和《柳如是别传》。从麦克卢汉的媒介观来看,胡适是热媒介文化代表,而陈寅恪是冷媒介文化代表,《胡适口述自传》是一种热媒介形成的著作,而《柳如是别传》则是冷媒介形成的著作,它们各自表达着不同的媒介文化意义。这种情况的形成,与两位学者文化知识结构的形成发展过程及特点具有密切关系。

略谈《柳如是别传》中陈寅恪的文学思想

从文学角度解读文史大作《柳如是别传》,认为其众体兼备,亦文亦史,深刻体现了传记文学的"实录"精神。同时,作者既采用了"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等传统释诗方法,又深入人物内部世界进行心理分析,研究了与柳如是相关的诗人词客,特别是对柳如是诗词创作阶段与特点的梳理分析,为后人继续开展相关工作打下了基础。

新见云间派李雯尺牍考述——兼补《柳如是别传》

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中曾引“云间派”文人李雯的两篇尺牍,以间接证明陈子龙曾与柳如是有过交往,但限于通行本李雯《蓼斋集》尺牍于内容上存在讳改,信中提到的人名无法确认,陈寅恪先生只能作一推论。近年新见孤本抄本尺牍《李舒章尺牍》一册,正好可以看补通行本之阙,遭到讳改的人物正是与作者同在幾社的两位社友,由此纠正《柳如是别传》之前对于这两篇尺牍写作的时间及相关推论的说法,并结合尺牍中的诸多线索,推测云间派早期与钱谦益互动的可能。

以王言褒忠臣:柳宗元《南霁云睢阳庙碑》的骈体写作用心

柳宗元《南霁云睢阳庙碑》是褒扬安史忠臣的重要作品。唐肃宗于至德二年(757年)对张巡、许远、南霁云进行褒赠,并命于睢阳为三人立庙。然而迟至近五十年后,这些忠臣祠庙才得以树碑。树碑之迟反映了中唐朝野对待忠义之士的不同态度,即中央大力褒扬,而地方的回应不无冷漠。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叙》、柳宗元的《南霁云睢阳庙碑》,对于忠节观念的强化,起了显著的推动作用。《南霁云睢阳庙碑》所采用的四六骈俪之体,是唐代翰林学士撰写王言朝命的通行文体。柳宗元用这样的文体创作碑文,呼应了中央朝廷对忠臣的褒扬之义。作为褒忠之作,《南霁云睢阳庙碑》着重树立中央权威,而《张中丞传后叙》则具有更为丰富的思想内涵。深入理解《南霁云睢阳庙碑》的现实用心和文体选择,对于认识韩愈《张中丞传后叙》这一忠义书写经典之作的思想价值也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陈寅恪的历史解释--以《柳如是别传》及《论再生缘》胡适眉批本为例的讨论

陈寅恪的历史解释,是为了“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重建古人面对各种情境时种种可能的做法以及表达的意向。通过“象征化过程”“隐形的条理”“诗文写作的机制”三种进路,或可了解陈寅恪诗史互证的工作。陈寅恪的历史解释相当重视历史的层次,常以出典追索具体情境,亦常以诗文写作的特定方式,追索人际网络的分合。这种对“心史”的解释,胡适似不完全同意。1958年,胡适在台北获读油印本《论再生缘》,并留下若干眉批。在陈寅恪用其非凡的想象力与“隐形的条理”进行历史推论之处,胡适每每打上问号,或径批为“穿凿”。陈寅恪认为研究者应与“通习古今事变之君子”为同一层次,他的解释既是个人情感世界的,也是历史的;而胡活认为“假设”可以大胆,但求证必须小心,其眉批正代表这方面的原则。这批未曾公布的材料,隐隐显示了民国历史考证学派对历史推论方法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