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民之际教育变革的另类风景——《世态与心态——晚清、民国士人日记阅读札记》所引发的学术思考

田正平所著《世态与心态——晚清、民国士人日记阅读札记》聚焦于现代中国转型时代的“教育变革”,提供了理解清民之际日记资料的教育学视角,为反思现代中国整体历史发展进程打开了新视窗。尤其是对刘大鹏面对教育变革时的心理及应对情绪的分析、将胡适视为为国族寻求出路的精英与教育家角色的定位,以及对竺可桢作为一代大学领袖高尚品格与精神向度的展现,都显明作者把握住了作为社会分层和个体学养形成中具有枢纽性意义的教育环节的重要作用。从后设视角来看,在处理日记这类特殊史料时,应具备跨学科的视野和意识,参证各类材料,才能呈现新问题;而对个案的考察也应摒弃过于主观的思维旧习,还原个体存在的历史语境,客观呈现他们的内心世界,此外,对清民之际知识精英们的省思不能仅停留在思想的还原层面,还需继续追问他们所承担的社会职责和历史使命,其思想的职守及特殊的历史情境对于这一思想完形的造就作用。

老官山汉墓天回医简《治六十病和齐汤法》含细辛方剂组方配伍规律研究

目的:探讨老官山汉墓天回医简《治六十病和齐汤法》含细辛方剂组方配伍规律。方法:运用文献学方法,对本书含细辛方组成药物进行考证、梳理;通过分类统计各药物使用频次、频率等,结合方剂主治,对含细辛方组方配伍规律进行总结、提炼。结果:本书15首含细辛方共配伍药物39味,累计运用92次;其中使用频次最多的三味药为蜀椒与桂各11次、姜9次。按功效分类,与细辛配伍使用最多的为温里药,其使用总频次为41次;使用频率排第二的药类为化痰药、补虚药和清热药,各使用7次。按药性分类,与细辛配伍使用药物药性以温热类药物为主,共使用63次。结论:本书含细辛方配伍规律是以同类药物相辅相成运用为主,异类药物相反相成运用为辅。“细辛-花椒-桂-姜”的配伍结构辛温散寒、通痹止痛,既切中病机,又针对症状,是本书细辛方以同类药物相辅相成运用为主的配伍规律的体现。

区域性当代建筑理论研究的路径与文本转译的理论基础

在积极建构中国当代建筑理论体系的背景下,以提供区域性的基础支持为目的,对区域性当代建筑进行以省域为单位的深入化、特性化理论研究。针对这种研究的路径,以及研究中建筑作品与建筑理论转译的理论基础展开探讨,借鉴微观史学的研究、叙事路径及诠释学、图像学的研究方法,形成了以文字文本、建筑作品、建筑观念为研究对象的深入化、特性化研究路径,明确了建筑作品与建筑理论之间转译的诠释学、图像学基础。提出了转译中应注意的建筑图像文本的阐释具有多样性、图像文本的客体解读具有与主体信息不同的可能性、以文字为主、图像为辅的建筑理论诠释方式等三个问题,为以省域为单位的区域性当代建筑理论研究明确了研究路径,阐明了转译问题的理论基础。

刘禹锡与牛僧孺、裴度、李德裕唱和诗的多维互动考释

刘禹锡于永贞新政受挫后,二十多年间处于贬谪之中,虽然他积极进取,以唱和诗为政治交往工具,但终究未获得多大的实效。他与牛僧孺、裴度、李德裕的唱和,并不仅仅是诗人间的艺术观照。刘禹锡对三者的不同情感态度,在唱和诗中有较为明显的体现。他与三人的唱和在题材方面可以说无所不涉,在艺术手法方面则强化了用典的特征。刘禹锡与三人的唱和是政治交往的手段,因此对刘禹锡的诗风有一定的影响。

刘绍攽《诗经》学阐释思想初探

刘绍攽《诗逆志》作为其研究《诗经》的主要著作,其《诗》学以“陶性情,劝善恶”的儒学传统诗教为要旨,中和汉宋二家,旁举博征清人论说,体现出汉宋兼采的审慎态度。同时刘绍攽以训诂音义来疏解文本表义,并以考据史实与探阐义理来挖掘圣人深旨,以文本语境与历史语境的双重考证来深化《诗经》教化育人、移风易俗的社会性功用,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解《诗》非“汉”即“宋”的偏颇之见。

韩愈阳山之贬成因考释

韩愈阳山之贬的原因向来众说纷纭。两《唐书》所载其“上疏论宫市”一事应作为韩愈此次贬谪的导因。从历史之客观记载与人物之主观态度分析,以之构罪于韩愈的并非传统所论的幸臣李实,而是在德宗朝已阴为党羽的韦执谊、王叔文等永贞党人。柳宗元与刘禹锡虽无加害韩愈的主观故意,却有泄情于韦、王的嫌疑。韩愈对于韦、王诸人卑鄙行径的怨愤与控诉,也如实反映在了其后创作的诗文中。

《素问入式运气论奥》的成书、版本及东传日本考述

《素问入式运气论奥》是研究运气学说的入门之作,由刘温舒撰著,成书于北宋元符年间,元、明、清及民国均有多个刻本、抄本或影印本,元代古林书堂曾将其与《补注释文黄帝内经素问》合刊。室町时代末至江户时代初,该书东渐日本,受到幕府和医家的重视,庆长、元和、宽永、正保、宽文等年间均有和刻本刊行。日本学者依据该书创作了诸多相关书籍,促进了原著的传播与传承,反映出这一时期日本学界研究运气学说的情状。

《诗经》“杞”释说——兼辨《名医别录》之“榉”

《诗经》与植物“杞”相关的载记共有7处,同名异物的存在使得其整体类分与具体所指具有复杂性,诸家对此亦颇具分歧。综合观之,《诗经》之“杞”可分为3类:第一类是《四牡》《湛露》《四月》之“杞”,其为枸杞(Lycium chinense Miller);第二类是《将仲子》之“杞”,其指旱柳(Salix matsudana Koidz.);第三类是《南山有台》《杕杜》《北山》之“杞”,其是枫杨(Pterocarya stenoptera C.DC.)。《名医别录》之“榉”即为枫杨,《中国植物志》误将之释作榉树[Zelkova serrata(Thunb.)Makino]。

唐代白居易编撰《白氏六帖》中的医药学知识

唐代白居易编撰的《白氏六帖》三十卷,是现存“唐代四大类书”之一。《白氏六帖》之“医”“药”“疾”“疾疫”“兽医”等部,收录了唐中期以前大量的医学文献史料及相关医药学知识,包括医人的医德与医术、药物学知识、疾病学知识、瘟疫知识和兽医学知识等内容。该书文献来源极其广泛,包含儒家经学文献、史地文献、诸子著作、政府律令、地理、辞书、诗赋、文集等,充分反映了类书中医学知识的政治教化作用和在科举考试中的应用。由于书中征引的唐以前部分史籍、医籍已散佚,所以《白氏六帖》中辑录的医学文献史料成为辑补、复原、校勘唐以前医学著作和研究唐以前中国医学史的珍贵资料。

陈师道苏诗师承论辨析

陈师道对于苏轼诗歌“始学刘禹锡”“晩学太白”的看法,在宋代的苏诗评论中广为人知。《后山诗话》在流传过程中虽有散佚,但此论为陈师道所倡应无疑义。对此论断进行深入查考,可以看出,此论虽有不够精密之处,但却是有其事实基础的。这种查考辨析的过程,有助于更好地把握苏轼诗歌的发展演变,也可以为古代文学批评材料的使用提供一个具体的范例。

魏晋南朝时期沛国相县刘氏家族的世系和迁徙

魏晋南朝时期,沛国相县刘氏是一个活跃于政坛、极有影响力的家族。以曹魏时期的刘邠为第一世算起,魏晋南朝时期的刘氏家族历经十三世而绵延不衰。尤其是在东晋和南朝时期涌现出的刘惔、刘瓛、刘显、刘臻等代表人物,在政坛和文坛均取得了耀眼的成就,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随着战争的频发、南北割据的形成,沛国相县刘氏在两晋之际历经了由北至南的迁徙,于刘惔之时寓居京口。

前度刘郎与贞元朝士:宋人对刘禹锡玄都观诗的接受

中唐时期,《幽明录》所载刘阮天台事开始作为故实进入诗歌,这影响了刘禹锡玄都观二诗的写作。晚唐孟棨《本事诗》首次将二诗缀合为一个完整故事,宋初《太平广记》抄录了《本事诗》的相关记载,在玄都观诗流传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苏轼首次将刘禹锡玄都观事纳入诗词写作,创造了“前度刘郎”这一经典表达,开启了玄都观诗在宋代的形塑。周邦彦的书写实现了“前度刘郎”在宋词中的经典化。南渡以后,“兔葵燕麦”与“贞元朝士”又成为诗人们偏爱的表达,其中寄寓了强烈的迁逝之悲和沧桑之感。

越南阮朝诗人裴文禩对苏轼及其诗歌的接受

苏轼及其诗歌在东亚汉文化圈的影响深远。其中,越南阮朝诗人裴文禩在诗歌技法和人格力量方面,受到了苏轼的深远影响。他将苏轼在古风创作上的特点归纳为“逸宕”,且在汉文诗歌创作中追步苏轼,包括袭用苏诗字面、追次苏诗之韵、摹仿苏轼古体诗风格。基于对苏诗的感受和模拟,裴文禩对苏轼的接受渐入人格精神层面,汲取并继承了苏轼“以气为主”的理念。故此,他在诗歌创作、人生态度等多个方面,尤得力于苏轼,是为遗留海外的苏轼及其诗歌的后世嗣响。

黄晖与胡适、刘文典交游新考——兼谈《论衡校释》的成书

桐城学人黄晖以一部《论衡校释》享誉学界。学生时代,黄晖曾在西北大学前身之一的国立北平大学学习,因为同乡的缘故,胡适、刘文典对其十分照顾,《论衡校释》的成书及传播与胡、刘二人密切相关。1950年,湖南大学校长李达、西北大学校长侯外庐同时向黄晖发出邀请,黄晖因“母校”缘故最终选择西大。当时有人怀疑《论衡校释》作者另有其人,黄晖终因流言被降为副教授。《论衡校释》是一部“会校”与“通释”相交融的作品,既是黄晖个人努力的结果,也是一代学人集体智慧的结晶。

从《艺概》看刘熙载对苏轼诗词的评点

刘熙载在《艺概》一书中对东坡诗词之论尤深。刘熙载对苏轼的评述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认为苏诗渊薮源于老庄、创作中采用“打通后壁说话及翻案”和“空诸所有及无中生有”的方法且诗歌具有“清新旷趣”的风格特点。第二阐述“似花还似非花”为苏词写作的关键、清新为苏词的本色和苏词具有他人难以企及的地位。刘熙载采用自己对苏轼诗词提出见解、对比并举苏轼和其他诗人、将苏轼诗词作为评判他人作品的标准三种方式表达对苏轼的推崇。刘熙载对苏轼诗词的肯定源于两人在儒佛道思想的影响下对人生态度和作品创作有共同的旨趣、两人同为至情至性之人和受到清代诗论家论苏诗词风气的影响。

傅增湘与朱文钧交往事迹钩沉

傅增湘与朱文钧同为近代著名藏书家,二人交游或始于1921年,止于1937年朱文钧逝世,历时十余载。两人以书为缘,交往活动有集会、借书、校书、鉴定版本等。傅增湘对朱文钧在古籍收藏、鉴定方面的功力颇为赏识,朱文钧家藏善本对傅增湘的校勘事业也帮助良多。本文从两人书信、题跋、日记、年谱、书目等文献中辑录相关信息,梳理出二人之间的交往脉络,还原一代藏书家之间的书缘及友谊。

《续古今诗苑英华》考辨

文章在综合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编撰者、编撰时间、书名、所续对象、选录时间范围、卷数、传播及影响等项,对诸家历史文献记载《续古今诗苑英华》的歧异信息进行考辨,考察造成歧异的原因,更正和补充已有研究成果的纰漏。

西方近代民族观念和“华夷之辨”的交汇——再论刘师培对拉克伯里“中国人种、文明西来说”的接受与阐发

清末,以刘师培为代表的革命派知识分子热衷于传播法国汉学家拉克伯里的"中国人种、文明西来说"。所以如此,在于刘师培关注政治行动的学理依据,西方"一民族一国家"的近代民族观念为其"排满建国"理想提供了理论基础,而拉克伯里学说则提供了史实上的支持。不过刘氏对拉克伯里学说的接受,虽以具有西方近代特质的民族观念为支撑,但中国固有的"华夷之辨"的民族意识也深深浸染着他,从而使他的民族观念呈现中西交汇的特色。此一交汇具有内在的矛盾性,在当时并未得到很好的解决。

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对戴震理欲观的评析

理欲观是戴震义理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戴震义理学区别于程、朱正统理学的关键 所在。清末民初,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等学者大力阐扬戴氏义理学,力图恢复戴震的完整形 象,促使戴学成为显学。他们所共同关注者即为戴震的理欲观。由于阐释角度不一,所作的评析 差异较大。章太炎从政治视角理解戴震理欲观,认为戴震与程、朱并无根本冲突,双方是在政治 和伦理的不同层面上阐发各自观念。刘师培则分别用中、西学两种标准衡量戴震理欲观,既赞赏 其义理基于训诂,从而能超越宋儒的长处,又点明其不及西学严密的瑕疵所在。梁启超以哲学概 念评判戴震义理学,认为戴氏之理欲观是用“情感哲学”代“理性哲学”,与欧洲文艺复兴思潮在本 质上“绝相类”。这些评析,皆对中国近代思想、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成为规范戴震研究 的某种“范式”。

刘师培戏曲观研究

从戏曲的起源——古之乐舞与祀神,戏曲的发展与成熟——戏与曲剧的关系,刘师培戏曲观对王国维乃至后来戏曲史学者的影响,刘师培戏曲观的形成与戏曲改良思潮之间的关系等几个方面考察了刘师培的戏曲观,认为刘师培的戏曲观具有开拓性、系统性、完整性和现实性等特点,应充分认识其在中国古典戏曲理论史上的地位和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