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刘师培入端方幕府风波

刘师培1907年春接受章太炎的邀请赴日本参与《民报》编辑。《民报》作为同盟会总部的机关报,影响巨大。但也因办刊资金困难,产生了许多猜忌与矛盾。章、刘二位书生在1907年下半年在生存困难的窘困下,由章太炎策划,刘师培夫妇实施了“诱窃官金”计划。计划实施的结果,是章、刘失和,刘师培最终为两江总督端方收买,并在1909年春天公开入端方幕府,章太炎也陷入“以万金出卖革命”的舆论风潮之中。辛亥革命前的日本同盟会总部,风云际会,大浪淘沙。刘师培的选择与命运,最终成为大时代中令人扼腕的陈年旧事。这些陈年旧事,随着新史料的发现而不断被充实被丰富。

论《左传》传例的发展及刘师培对其的发明

我国早期图书没有凡例,需要读者去总结它文字背后的意义,有时要超越文本本身,进而推导出作者言外之意。《春秋》经“例”成为经学义理阐释最为显著与重要的内容。杜预明确提出《春秋》《左传》都为史记,否定所谓的时月日例,批评一字褒贬说,认为《左传》除日食、大夫卒而外别无他例,提出新凡旧凡说。在刘师培之前,对杜《注》的批评主要在训诂、章句与辑录汉说方面,而义例方面的成果很少,《左传》“例”学亟待突破。刘师培否定杜预的凡例说,同时将《左传》与《公羊传》《穀梁传》划分界限,系统地归纳总结《左传》传例。刘师培在解释《左传》与《春秋》关系和体例特色时体现出通变观念,但经学观念限制了他在古史研究方面进一步深入发展。

历史教科书与新史学——以夏曾佑、刘师培为中心探讨

20世纪初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年间,中国历史教科书大量出版面世,这些历史教科书的编纂与出版,除了学制的因素之外,与新史学思潮有很密切的联系。一方面,新史学为历史教科书提供了思想资源、史学观念,促进了历史教科书的编纂和出版;另一方面,历史教科书的编纂和出版体现了时代与社会的需要,促进了新史学思潮的广泛传播;双方体现了一种互动的促进关系。

论刘师培的“骈文正宗”观

清末民初,以骈文为代表的传统文学逐渐淡出,白话文学潜滋暗长。在这样的背景下,刘师培系统提出了"骈文正宗"的文学观。"骈文正宗"观有扬州学派阮元、汪中等前人的理论和创作启发,有自六朝以来骈文发展的史料来源,更有刘师培本人独特的文论阐发,是其文学本质观的具体理论表述。"骈文正宗"观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六朝文学的文学史地位,具有文学和美学的意义,以及特定时期的思想政治意义。

“文质”与“南北”: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探析

本文认为,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作为中国现代文艺批评的发轫之作,依循着一种理论视角,将南北之分视为超越于历史的先在框架,依此展开对中国文学史的叙述,与将文化、文学的南北之分视为历史特定阶段的传统南北论述之间存在着范式上的断裂。但同时刘氏此论在现实关怀与学理逻辑的纠葛中,并未贯彻其文选派宗旨,在"文/质"对立之中给予后者以更多同情,在与彼时思想史、政治史的密切互动之中,呈现出一种溢出文论史的暧昧性与复杂性意义。

刘师培近代“私德”“公德”思想述论

在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中 ,刘师培积极致力于伦理道德近代化。他无情鞭挞封建“公德”“私德”之弊端 ,深刻揭露其产生的历史根源 ,从学理上界定了近代“公德”“私德”内涵 ,强调在养成良好“私德”基础上 ,重构以近代“公德”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其思想具有明显的反封建特色 ,有利于塑造近代理想人格 。

刘师培的赋学思想

刘师培无赋学专论,赋学观点散见于他的各种学术论著中。其以经学语境、史学规范和小学基础为根基的诸多赋学观点和思想,对我们探究赋体新的研究角度和方法有很大的价值。与多数赋论家倾向对具体作者、作品的诠释与评价不同,刘师培注重在更为广阔的文学视野中探讨"赋"这一文体的性质、变迁和功用。系统研究他的赋学思想,可以对赋有更全面的认识和了解。

清代诸子学兴盛与文章发展史观的变迁——以章学诚、刘师培文章史观的接续与发展为例

中国古代文章理论观念的提出与变化,往往有学术思想变迁的理论基础和推动作用,诸子学的影响就是其中的重要部分。清代诸子学研究逐渐兴盛,章学诚、刘师培身处不同时期,二人自觉将诸子学与文章学的思考结合起来。章学诚明确提出战国文章在文章发展史中的地位问题,刘师培则承接章学诚,明确阐发了战国文章的价值,这一论述直接影响了20世纪以来的散文史研究;章学诚围绕战国诸子对文章体貌流变的论述略引端绪,之后刘师培则站在文章发展史的高度,由"辨章学术"从而梳理文章发展之源流、规律,这是当代研究值得借鉴的新视角。

刘师培“正名”思考的乌托邦瞬间

"正名"问题贯通了刘师培"变节"之前的思想脉络。刘师培一方面看到中国的意义系统在西方冲击之下需要依照"公例"来修正,另一方面也意识到在西方所主导的世界格局中,此一公例只会将中国置入这一霸权性关系,因而他的"正名"冲动意在同时"克服"中西弊端,也引导他走向无政府主义革命。刘师培的"正名"冲动呈现出晚清知识分子回应中西古今冲突的独特方式,此种冲动的兴衰起伏正相符于刘前后变化的轨迹。"正名"可以说激发出一个新的"起源"瞬间:名物之间的关系的重新整理与确认,而且这一"视野"的边界不单是中国,甚至涵括进整个世界。刘师培激进的"乌托邦"政治观正是更大的"正名"问题的表现形式之一。而刘师培、章太炎和鲁迅关于"语言"问题思考的同异也暗示着他们对于中国未来的不同设想。

伦理重构中的时代性与超越性——刘师培伦理道德思想析论

在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中 ,刘师培积极致力于中国近代伦理道德重构 ,批判改革“三纲之说” ,倡导改良家族伦理 ,崇尚功利 ,追求自由、独立、平等的资产阶级伦理道德 ,体现了浓厚的时代性。转向无政府主义后 ,他又明确提出了根除家庭伦理、破“功利之谈” ,倡导绝对平等的无政府主义伦理观 ,与前此迥然不同 。

晚清国粹潮流中的章太炎与刘师培——交谊·学术·思想

章太炎与刘师培都是晚清国粹大潮中的大师级学者和政治上的活跃人物,二人学术造诣深厚,志趣相近,在交谊上经历了从友善到分道扬镳的过程。对于刘师培背叛革命,学界聚讼纷纭,但大多忽略了章太炎的责任。在学术上,二人致力于驱散儒家经学的神圣光环,开创了近百年来理性研究经学的先河,此外,对近代诸子学、史学等学科也颇有贡献。在思想方面,二人均以国粹派学者信仰无政府主义,并将分属于保守和激进的这两个范畴相辅相成地结合起来,这反映了其思想的深邃,还是矛盾?实在值得深究。

批评今文经学派——刘师培在四川国学院

近世著名国学大师刘师培于1911年9月随端方入蜀,1912年元月受聘于四川国学院任副院长,同时主讲于四川国学学校,至1913年夏离蜀。他在蜀中为时甚短,但学术成果颇丰,讲学的影响尤为深远。他的治学途径与方法基本上属于古文经学派,却超越了门户之见,体现一种纯粹的学术追求,并对以廖平为代表的今文经学派的学术观点进行了尖锐而深刻的批评。这为四川学界带来了新的学术风尚,活跃了四川学术,使蜀学丕变,大大促进了四川国学运动的发展。

思想自由与个性解放——刘师培论魏晋

魏晋六朝思想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刘师培的研究在此领域中具有奠基作用,从各个方面对于魏晋六朝的地位进行了肯定,开启了从思想自由的角度进行论述的先河,后经鲁迅等的发扬,魏晋六朝思想遂成为现代文学中重要的研究领域。文章对刘师培在此领域中的开拓性地位进行揭示,对其在魏晋思想研究史上的历史地位进行肯定。

刘师培赋学批评述略

近代赋学批评在西方理论及传统批评理念的双重影响下,呈现出向现代转变的趋势,其中以刘师培的赋学批评为最.刘师培在植根于传统学术批评的同时,援引西学,构建了较为完备的赋学批评体系.其赋论打破了“诗源说”的户牗,将赋看作“风雅遗音”“史篇变体”,兼源“诗”“史”;其论赋的最大特色是高度重视小学在作赋中的作用;其评赋,确立了以楚辞为中心的评价体系,并将赋体纳入其文章学的系统,以佐证其骈体正宗之说.无论是在赋学体系的构建上,还是对赋体审美特质的关注上,刘师培赋学批评均呈现出向现代批评转换的趋势。

刘师培“失路人”辨析

刘师培叛变革命后有无愧疚心理,学界没有提及。陈奇先生对刘师培《秋怀》诗中"况我失路人"的理解很笼统,且望文生义。考察此一时期刘师培的诗歌、思想,发现"失路人"并非刘对叛变革命的反省、愧疚,更可能是对之前革命行为的悔悟。刘师培此一时期的目标乃是功名与学术,抛弃革命理想,投入个人的研究圈子,励志绍继祖业。端方幕府的生活改变了刘师培,幕主端方及幕僚中的传统士大夫影响刘师培回归到传统治学之中。

鲁迅的魏晋文学研究及与刘师培、陈寅恪相关研究之比较

鲁迅的魏晋文学研究,尽管一些学术论断并非首创,由于抓住了这一时期文人的心态与其创作风格的关系,并提出一些富有创见的见解,因此对20世纪的相关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鲁迅从文人日常生活角度出发来阐释这一时期文学演变的思路,别有洞见。比较分析鲁迅与刘师培、陈寅恪、朱光潜、钱钟书等人的相关论断,可见他们各具特色的治学理念和内在的一致性,即对"士与中国文化"这一经典命题的关注。值得注意的是,学术界对鲁迅在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权威性的认定,并未导致在研究中对鲁迅模式的真正模仿和拓展提高,实际状况大多是把鲁迅论断简单地作为理论依据,其最终的理论框架往往沦于庸俗社会批评的套路,个中缘由值得反思。

刘师培对康有为变法理论的经学驳难

刘师培对"古文伪经说"的驳难主要在两个层面上进行,一是从梳理今古文经的关系入手,阐发自己的看法;二是以《左传》研究为核心,批驳今文学家的说法。整体而言,驳难确在某些方面击中了要害,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中发挥了应有作用。但这一驳难毕竟是在传统领域中进行,缺乏经学以外的现代学术资源的介入,加之受制于双方固有的学术门户,所以存在较为明显的局限性。

清末民初革命派的近代人格思想——以刘师培、蔡元培为考察中心

清末民初,刘师培与蔡元培围绕革命与建设深刻批判了封建畸形人格。前者主张积极入世而不媚世,讲求自强不息和尚武精神,崇尚公德,献身国家。后者则强调理论上重视道德,界定近代人格内涵,人人具有独立精神,在遵循公德与私德、义务与权利统一前提下尚公德、重义务。他们希望藉教育、修身、政党和践履等方法达到塑造中国近代理想人格,促进社会进步之目的。

西学与刘师培的国粹研究

刘师培的国粹研究服务于反帝救亡、反清共和的革命大业。西学,特别是近代西方的进化论,是其研究活动的灵魂。他通过对传统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字学、伦理学、地理学的研究,多侧面地阐明社会进化论原理,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必然性、合理性提供理论依据。他的国粹研究虽然存在着贬低西学、美化传统文化的效应,但总的说来是与时俱进的。

刘师培形象初探

刘师培是处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传统知识分子,前人研究多关注于他的思想流变、国学成就、影响他革命与变节的内外因素,对于他的整体形象却较少关注。在科举时期、革命时期、幕僚时期和北大任教时期,刘师培的人物形象区别甚大。他兼具文人和政客两种身份,而儒雅的文人气质贯穿一生,传统文化的浸染、被政治和时局的摆弄、好友和家庭的影响、个人的性格节操、对功名的追求、疾病的缠身等都对他的形象塑造起了一定作用。刘师培形象的变幻也从侧面反映了在近代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变迁下,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的冲突和胶着,传统知识分子走向现代化的艰难与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