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醒龙《圣天门口》的方言书写艺术

刘醒龙以方言为母语的母语意识非常强烈,并将这种意识通过自觉不自觉的方言书写物化在他的创作中。其长篇小说《圣天门口》在方言运用上就很有特色。小说中的方言书写不时点缀出独特地域的鲜明标记与乡土色彩,用方言描绘的颇具特色的地域自然环境、劳动生活场景与民俗文化画卷,让读者真切感受特定地域人们的独特认知方式,及其蕴含的文化意蕴。同时将方言本身作为地域认同标记和乡情密码进行描写,以助小说的叙事进展。作家在小说中用方言表现故事演进的地域环境,描绘原生原态的风俗画图,塑造栩栩如生的人物群像,充当提高效果的表达材料,体现沁透骨髓的母语意识,使整部小说在语言风格上颇具鄂东和武汉的地域特色。而且为了提高表达效果,他运用随文直接加注和借助上下文描写的方法,帮助读者消解方言有可能造成的阅读障碍。

由“小众”到“大众”:《圣天门口》从小说到电视剧之变

根据刘醒龙长篇小说《圣天门口》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遭遇到了"叫好不叫座"的现实尴尬。作为刘醒龙思想精髓集大成者的小说,从"民间"角度,追求"民间的心灵史",塑造了梅外婆、董重里等具有新的介质的人物形象,凸显出了作者有异于传统意识形态的历史观;而张黎、刘淼淼导演的同名电视剧打造的却是一部关于草莽英雄杭九枫在革命导师傅朗西教导之下不断"成长"的革命历史传奇,以企图获得当代影视艺术激烈竞争态势下的大众传播效果。同名电视剧"思想"的严重萎缩及其诸多"硬伤",是其失败的重要原因。

“新时期文学”的场域竞争——以刘心武小说为个案

一直以来,描述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是文学史书写的主要模式,这种书写模式为文学史的合法存在提供了可靠的依据。然而,一种文学现象替代另一种文学现象的确定性书写极易忽略文学现象更替过程中的诸多偶然因素。从空间的角度考察"新时期文学"的偶然性、操作性恰能弥补注重规律性书写模式的遗憾。

“乡村”之外、“大善”之后及“启蒙”之道——从刘醒龙的三部长篇看其创作之得与失

刘醒龙的小说创作在当代文学中有其鲜明的个性与追求,他在题材上对乡土社会的关注,创作理念上对"高贵"与"大善"的追求,以及在创作方法上对现实主义的坚守等都是其文学创作的重要特征。然而,偏执地陷入乡村伦理的陷阱而对都市片面的否定,固执地追求文学的"高贵"而回避现实社会的苦难与沉重,以及虽向往于作为知识分子的启蒙之道却缺少坚实的批判力量等问题又构成刘醒龙创作中的软肋,考察并指出这一点对于刘醒龙乃至整个当代文学无疑是具有启示意义的。

刘庆邦小说的审美倾向分析

朴素、简单而丰富、冷幽默是刘庆邦小说的审美追求。刘庆邦小说用朴素的方法进行民间日常生活叙事,简单的情节与丰厚的内涵统一起来,加之冷幽默的运用,在平凡的人间世象中发现颤抖的灵魂,重建了小说与现实的良性关系,得到了读者的认同与信任。

后现代语境反衬下的年红儿童书写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年红先生在其长达半个世纪的儿童文学创作中,始终保持着朴素的写作风格,即规范本体、剪截浮词,以便整饬情理、提炼寓意。在后现代语境下,年红一反流行思路,坚守“一人一事一道具”的写作模式,不急不慢,诚笃实在,与“后现代”背道而驰。其作品集《流花河》体现出作家对于海外华人儿童的成长烦恼、品德修养、人生态度以及生命意识等深切的关注。其创作经验与教育思想值得人们借鉴和深思。

底层世界的人性审视与人文关怀——刘醒龙小说创作分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进步,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无数农民选择了背井离乡前往城市,希望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无数高楼大厦是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工用汗水建造的,作为一名长期描写底层世界百姓生活的学者,刘醒龙始终站在普通百姓的立场,以自身的生命历程为基础,充满温暖地关注着底层人民的生活,通过一部部小说来描绘他们的生活,表现出底层世界的人性审视与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