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王言体”立“辞命体”——晚清学者刘熙载应用文概念的名与实新论

基于“辞命”从“国书”分化出私人书简的文体新变,刘熙载提出“若出于一人而亦曰辞命”的“辞命”观,立“辞命体”而不是“王言体”为应用文的源头。他从“辞命”作为“六辞之命”的本源出发推出“应用文”概念,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视“辞命”既是一个文种又是一种体裁的双重“辞命”观,突破了传统“辞命”观的一维视角;以“一人”二字淡化“辞命”作者的官方身份,凸显个体的“人”在写作活动中的主体作用,由其“文道”通达其“人道”;把应用文分为“上行”“平行”和“下行”,突显应用文是以作者和读者的有效沟通为目的的特殊文体,超越了唐宋以来对应用文体单向认知的局限;游离于“公文”的传统谱系,为应用文体裁和章法的独树一帜建立了“辞命体”传统谱系。他通过游离公文的“王言体”,摆脱传统骈体应制文表达的束缚;确立应用文“辞命体”,追求文本表达的有效性,保障了他对应用文命名和分类的名与实相符,为今人构建应用文所当蕴含的“文道”和“人道”传统提供了全新的研究思路。

刘熙载“本位”说考辨

“本位”是刘熙载在《艺概》中提出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然而研究者却关注较少。“本位”语源于禅语,后逐渐衍为文学批评术语。刘熙载对之前“本位”概念进行了整合,提出了“本位”说,并建构了“避本位”“离本位”“犯本位”“称本位”等相关概念。刘熙载“本位”说的意涵是合乎儒家六艺标准的文学宗旨,揭示的是作品义旨与叙述方式之间的融摄。“本位”说是刘熙载构建的衡量文人作品高下的批评准则,对近现代学术产生了影响。

从《艺概》看刘熙载对苏轼诗词的评点

刘熙载在《艺概》一书中对东坡诗词之论尤深。刘熙载对苏轼的评述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认为苏诗渊薮源于老庄、创作中采用“打通后壁说话及翻案”和“空诸所有及无中生有”的方法且诗歌具有“清新旷趣”的风格特点。第二阐述“似花还似非花”为苏词写作的关键、清新为苏词的本色和苏词具有他人难以企及的地位。刘熙载采用自己对苏轼诗词提出见解、对比并举苏轼和其他诗人、将苏轼诗词作为评判他人作品的标准三种方式表达对苏轼的推崇。刘熙载对苏轼诗词的肯定源于两人在儒佛道思想的影响下对人生态度和作品创作有共同的旨趣、两人同为至情至性之人和受到清代诗论家论苏诗词风气的影响。

由杜诗评点看刘熙载的诗学理论——《艺概·诗概》评杜文本细读

刘熙载对杜甫诗歌的艺术特质和艺术本源从多方面进行了颇具新意的评点。刘熙载的思想根基是古典的,评点方法是传统的,但他在古典中有创意,于传统中有新变。与以往对杜诗的评价相比,他以审美的眼光看待杜诗,其评点是在"胸中具有炉锤"、熔铸百家之后的审美观照,亮点聚焦,因之更具独特的美学蕴涵。

范伯子诗学渊源考论

范伯子是晚清诗坛上"以布衣而名满天下"的本色诗人,其诗学理念也呈现出传统诗学大结裹期重总结、善融通等诸多特点。"瓣香前哲无休歇"是范伯子诗学涂辙的法门自述,在其所标举的诗家楷模中,除却备为称道的李、杜、韩、苏、黄诸家之外,桐城派与同光体似乎与范伯子的诗学渊源最为密切。后世学者的研究目光也大都聚焦在范伯子与桐城派、同光体诗学理念的纠结异同上,往往忽视了范氏家族一以贯之的庭训家法对伯子诗学理念的开启熏染之功,也低估甚至忽略了范伯子素所敬仰的"太初师"曾文正与授业恩师刘融斋在其诗学取法轨辙上留下的深刻印迹与导夫先路的重要影响。

古典文论的现代解释伦理——以刘熙载《艺概》研究为探讨平台

以刘熙载《艺概》的当今研究为平台,来探讨古典文论的现代解释伦理,有两个意图:一是谨防谈古籍的现代解释伦理时空对空,不接地气,酷似无靶漫射;二是确实想为包括《艺概》在内的古籍今释觅一新路,以举一反三。假如"要在原典语境提纯概念本义",委实能为刘熙载"诗意"概念执行美学洗礼;假如"要在传统谱系还原思辨本味",委实能劝勉同仁不无条件地以今喻古;假如"要在人格根基敬惜先哲本色",委实能提示后学宜沉潜于古籍赖以发生的心理动因深究——此文值矣。

中国古代艺术理论史揆要

在先秦,真、善、美密不可分,艺术与诸子学说更是交织在一起,它们从美与艺术的外部规律入手,构成了整个中国古代美学和艺术理论的母体,但实用艺术理论则因其远离哲理而首先独立。尽管儒家将其补入经典,《考工记》仍顽强地体现出实用艺术本体论的独有属性。魏晋南北朝是中国美学和艺术理论发展史上第一个转型时期。人们的认识已不局限于诸子美学,也不满足于外部规律探讨,而拓展和深入到艺术各个门类。在唐代,门类艺术理论进一步发展,构成中国古代艺术理论的核心范畴得以形成。宋代以后,各种艺术门类基本健全,理论上同样显示了前所未有全面和成熟,涌现出一些具有总结性的有关艺术的审美特征和创作问题的著作。晚清学者刘熙载的《艺概》一书之所以值得重视,是因为著者标举"观其全"和"兼通",用"艺"这个词将文、诗、词、曲、书法等艺术形式囊括其中,与后世谈论的艺术学基本概念暗合,在艺术理论史上,体现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独有特色。

刘熙载“厚而清”艺术理念评介

刘熙载“厚而清”的艺术理念,既是浙、常词学旨趣的整合,也是“李杜”诗歌艺术的整合,更是陶潜情结的转移印证。“厚而清”词说的哲学基础是理学,自蕴着求新变的机制,既是道德本心的象征,也是存养工夫的体现,充分体现了刘熙载在人文合一中尤重人品、在“道艺合一”中尤重“知道”的道德批评特色。

对刘熙载论《左传》叙事艺术的阐释

纷者整之、孤者辅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俗者雅之、枯者腴之,是刘熙载《艺概》对《左传》叙事艺术的重要总结。但这六个方面各为何意?都具体就《左传》哪些叙事而言?作者未说,引用者不讲,多数读者不免糊涂。因此笔者不揣冒昧,拟结合自己读《左传》的一些体悟,对刘氏这些观点作若干阐释,以期对《左传》研究有所推动。

刘熙载年谱(三)

刘熙载是我国晚清时期著名的学者、文艺理论家和书法家,平生不喜为宦、不喜交游,惟以著书教学为己任。就是这样一位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书法史上极有影响的人物,迄今惜无年谱问世。本文多方钩稽文献,作此年谱,就教于学界同仁。

刘熙载年谱(一)

刘熙载是我国晚清时期著名的学者、文艺理论家和书法家,平生不喜为宦、不喜交游,惟以著书教学为己任。就是这样一位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书法史上极有影响的人物,迄今惜无年谱问世。本文多方钩稽文献,作此年谱,就教于学界同仁。

刘熙载楚辞学的研究方法

刘熙载在研究楚辞时,运用了以意逆志法、多重比较法、举借概括法等方法,从而形成了一套颇具特色的文学批评法。

刘熙载年谱(二)

刘熙载是我国晚清时期著名的学者、文艺理论家和书法家,平生不喜为宦、不喜交游,惟以著书教学为己任。就是这样一位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书法史上极有影响的人物,迄今惜无年谱问世。本文多方钩稽文献,作此年谱,就教于学界同仁。

刘熙载年谱(四)

刘熙载是我国晚清时期著名的学者、文艺理论家和书法家,平生不喜为宦、不喜交游,惟以著书教学为己任。就是这样一位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书法史上极有影响的人物,迄今惜无年谱问世。本文多方钩稽文献,作此年谱,就教于学界同仁。

刘熙载行迹考

刘熙载是我国晚清时期的著名学者、文艺理论家和书法家,然而其生平事迹人们却所知不多。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刘熙载自己作品提供的信息有限;二是其不喜交游,朋友记载得也少。但是通过对大量相关文献考索,还是可以把握其行踪的。刘熙载除了在京城作官和主讲龙门书院外,还设馆山东禹城、河北定兴,赴武昌江汉书院和广东学政任。这些行踪或相关记载语焉不详,或鲜为人知。笔者一一补充、钩稽,旨在还原历史,让人们了解一个具体实在、活生生的刘熙载。

刘熙载与举奢哲、阿买妮诗歌创作观之比较

本文从创作对象、创作原则及创作主体必备条件三个方面 ,对汉族诗学家刘熙载与彝族诗学家举奢哲、阿买妮的诗歌创作观进行比较。刘熙载认为“无一意一事不可入诗”;诗“不可一作不真”、“往活处炼”;“诗品出于人品”。举奢哲、阿买妮则提出诗要“浓墨描事象 ,重彩绘心谱”;“要把人写活”、“主脑要抓准”;“学识是主骨”。双方的诗学观点既有相同又有相异之处 ,而不同之处恰是汉族抒情诗学繁盛 ,彝族叙事诗学发达的客观表现。

刘熙载辞赋创作主体论浅探

作为中国古典美学的集大成者,刘熙载在理论上格外重视辞赋创作主体的活动,从赋家的创作心理、创作过程到赋家自身的人格修养和魅力,都有独到的论述。对人品的重视折射出刘熙载儒家功利性的文艺观。

刘熙载的书品人品论——从“狂狷”、“乡愿”谈起

刘熙载是清朝中叶后期著名的书法理论家及书法批评家,其书论收在《艺概.书概》及《游艺约言》之中。刘熙载论书极重人品,并据人品为书法立品,“狂狷”和“乡愿”即其中的二品;他仰慕圣贤,心仪“狂狷”,痛斥“乡愿”,从而构成了其书品人品论的梯级。他的“书如其人”论旨在劝人坚持操守,“迁善”、“改过”。

刘熙载诗论的人文关怀

刘熙载的诗论以儒家思想为根基,关注现实人生。他以悲天悯人的情怀,以人为本,将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个体精神的和谐理念融贯在艺术审美批评的实践之中,体现了艺术审美与人文关怀的有机结合,从而丰富了中国古代诗学的人文底蕴。

袁昶日记中有关刘熙载的文献

袁昶是刘熙载的学生,其《毗邪台山散人日记》虽是读书日记,但其中也记载了刘熙载及其读书治学相关的一些内容,尤其是记载了刘熙载的一些行迹和逸事,以及文学和书法方面的内容。《毗邪台山散人日记》鲜为人知,其记载有关刘熙载的文献极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