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以鬯的新马经验与南洋叙事

刘以鬯曾于1952年至1957年在新马地区担任华文报编辑,这段新马经验对其创作生涯产生独特影响,也开启了南洋叙事的新风格。在新马期间,他结合在地经验创作了一系列带有南洋色彩的实验小说,这对新马华文文学的本土化及现代主义发展起到助推作用。纵观刘以鬯的南洋叙事,他具有立足本土的关怀意识,体现出对族群身份与社会现实的多元观照。一方面,他身为“南来文人”,自中国香港南下新马的个体流散经验在新客叙事中格外凸显;另一方面,他为南洋华侨群体发声,谱写华侨头家的奋斗,同情华侨底层的悲辛;同时,在跨族群叙事中,他又表现出多元的跨族尝试、跨族隔阂与跨族融合议题。

跨越1949:刘以鬯与香港文学

战后的香港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生存发展提供了一种较具包容性的空间。刘以鬯香港的文学活动不仅延续了在大陆难以存身的种种中国文学传统,让五六十年代的香港自觉接通了与中国文学、世界华文文学的联系,而且以极强的"在地性"的现代主义文学探索,沟通了上海、香港这两座现代城市的文化资源。将此时期香港文学置于战后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现、当代"中国文学的内在联系以及一体相关性无疑会引起许多重新思考。

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的奠基之作——刘以鬯《酒徒》细读

刘以鬯是一位纯粹的都市行吟诗人,深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大师的影响。他的《酒徒》等小说注重反映物化现实对人性的扭曲,展示香港社会边缘人的异化生存、病态人格,堪称是都市游魂的心灵史。刘以鬯笔下的"游荡者"是怀着生存焦虑和情色欲望的"零余人",总想回到过去的快乐时光,更想摆脱商业社会的泥淖,但最终无计脱身而去,只好带着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枷锁挣扎求存,靠酒精和女色来排遣寂寞、麻醉自己,渐渐丧失了生活目标与存在价值。《酒徒》活画出了香港特定时代里的精神忧郁以及繁荣表象背后的精神废墟;一方面具有极高的审美创新价值,另一方面又存在着思想上的某些局限性。

刘以鬯小说简论

刘以鬯的小说创作存在"娱乐自己"与"娱乐他人"二维价值取向,在进行"娱乐他人"的通俗创作时他仍坚守严肃文学的信念,实践着"娱乐自己"的文学主张。由于他的强烈的创新意识,他在文学现代意识的传达与文体实验方面成就斐然。

花团锦簇 美不胜收——论刘以鬯的微型小说创作

刘以鬯的微型小说创作在小说的结构、叙事的方式、体式特征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实践,主要表现在欧·亨利式的结尾、使用“阴差阳错法”、版块对比和异彩纷呈的写作形式等方面,为微型小说这一文体的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新”“异”叙事下的本土观照——论刘以鬯对法国“新小说派”的选择性吸收

有"香港文坛教父"之称的作家刘以鬯毕生致力于"求新求异",其"实验小说"创作借鉴西方现代派文学理论,充满了探索性和先锋性。笔者结合他的一系列"反小说"创作,分析了刘以鬯对法国"新小说派"的新锐创作观及主要创新技巧如"客体写作"、"跳跃"、"环合"、"复现"和"开放性创作"等手法的吸收与借鉴,并指出其"求新求异"的叙事背后立足香港本土,着力表现香港社会现实以及小人物命运的深刻创作主旨。

酒徒与刘以鬯的身份同构

虽然小说并不等同于自叙传,但《酒徒》中主人公"酒徒"和作者刘以鬯在某种意义上有着身份同构性,他们都在半梦半醒之间进行绝望的挣扎与反抗,坚守心中的一方文学净土;不同的是,酒徒无力挣脱困境只能在酒中继续沉沦下去,而刘以鬯却逐渐找到了解除身份焦虑的途径。

隐蔽的身影——刘以鬯《吵架》的叙事学分析

作为香港文坛的资深作家,刘以鬯的小说创作始终以创新为基点。他选择性地吸收、借鉴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技巧,并与中国传统文艺形式相结合,从而使其小说现代性与民族性共存。在商业高度发达的香港,刘以鬯仍旧坚守着"严肃文学"这块净土,以"纯文学"的立场走在香港以至中国当代"实验小说"的前列。其中,《吵架》就是其富有新意的"反小说"的小说,在叙事技巧与艺术构思上,体现了刘以鬯小说的"奇"与"变"。

《西厢记》经典的现代重构与史诗化——刘以鬯《寺内》文本新编的特色和意义

小说《寺内》由著名戏曲剧本《西厢记》改编而来,语言风格独特又充满诗意,最具特色的是作者在叙事中加入议论抒情,不断暗示主题,令读者可以理性地把握其爱情史诗的内涵,而非沉溺虚构情境。由此实现了用小说形式对这一经典戏曲的重构,扩展了这一经典文本本身的跨文体释读的可能。

论穆时英都市小说对刘以鬯《酒徒》的影响

穆时英都市小说对刘以鬯《酒徒》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刘以鬯在"取人之长"的原则下,以创新为目的,对穆时英都市小说中的颓废主题、女性形象、小说诗化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借鉴和吸收,成功地写出了一部富有现代气质又能保持民族作风、具有中国气派的东方意识流小说。

古典题材的现代诠释、表现与改造——论香港作家刘以鬯的“故事新编”

香港文坛的一员宿将刘以鬯 ,创作了取自古典题材加以现代诠释的“故事新编” ,以现代人的感觉、观念和新的手法重新剖析和审视传统的古老故事和神话传说。作者强调形式是文学的本质 ,把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结合起来 ,巧妙而自然地运用到反映社会生活的小说创作之中 ,使其意蕴深刻 ,颇耐咀嚼。他以旺盛的创造力、不竭的想象力给予小说新的生命和希望 ,并在题材、结构、语言等方面表现出卓越的创新精神 ,为香港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

内在真实的探求——论刘以鬯及其《酒徒》的现代性

在香港文学史上,刘以鬯以其不断追求探索和突破创新的精神,凸现了他的另类本色。其实验小说注重反映物化现实对人性的扭曲,展示香港社会里人的真实生存状态,特别是激烈的生存竞争、物欲横流的病态社会中香港人的生存焦虑以及病态人格。长篇小说《酒徒》的现代性体现了刘以鬯实验小说不断追求锐意创新的特点,他实质上是试图寻找一个能更真实地反映人的内在真实的现代小说世界。

浅析刘以鬯和新感觉派的联系

香港作家刘以鬯在"横和纵"的借鉴下,写出了大量具有现代性的实验小说。但是很多研究者只注意到他在"横的借鉴"方面,即对西方现代技巧的借鉴,却忽略了他在"纵的借鉴"方面,本文特指与中国大陆二三十年代新感觉派的联系,即使有少量的学者论述到,但笔者认为仍有拓展的空间。因此本文将从对都市的生存体验、文本的介入以及文本与都市生活的同构等分析两者的一致性。

西方的铺路石与东方的艺术探索者——伍尔夫与刘以鬯的诗化小说之比较

伍尔夫、刘以鬯在小说创作中都崇尚诗化小说,而且在小说诗化理论的建构到文本实践的过程中,都作了大量的探索和实验,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艺术成就。他们对诗化小说的成功探索与实验,为小说艺术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宜昌民间三国故事的思想倾向及其成因

宜昌民间三国故事具有较为鲜明的"拥刘反曹贬吴"的倾向,这种思想倾向至少在北宋年间就已出现。它既是封建正统观、道德观及相关历史因素影响的结果,也是古代宜昌人民渴望仁政、反对暴政的思想感情的反映。元末明初之后,受《三国演义》的影响,这一思想倾向得到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