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词坛的“尊柳”与“抑柳”

在明末清初 ,词坛上存在着一股浓厚的尊柳之风 ,“作者非冶容不言 ,选者非目佻不录”。但到康熙初年 ,词坛风气开始发生蜕变 ,出现了批评冶艳词风和抨击学习柳词的思想倾向 ,它的代表人物就是毛先舒。康熙中叶以后 ,柳永词在清代词坛的影响趋于衰退 ,以朱彝尊为代表的浙西派主张师法南宋 ,试图以姜夔。

北宋时期柳永词的传播与接受

柳永词在北宋的广为传播,有赖于新的传播环境的形成和传播者群体的出现。由于柳词本身具有雅俗不同的特质,使得柳词的传播效果和反馈评价呈现出复杂性。

李清照《词论》浅谈

李清照《词论》勾勒了词至北宋的发展简史,历评前辈与同辈词人,提出了“词别是一家”的重要观点,强调词与诗别,在词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词论》意在为时人作词设立标准,故不可不要求严格;“别是一家”不仅在于词要协音律,更在于词的内容特色,着眼于词专主情致,长于抒情的特色;《词论》是苏词和柳词流行于北宋词坛的必然产物。

论柳永体对民间词的回归

柳词具有俗、雅两大属性,但俗词属性为其本质属性。科举在柳永的心目中,已经不是传统的儒家含义,而是情爱的附属品。花间体、南唐体等只是借用词体民间形式的外在形式,骨子里源头却在传统的诗歌作法,柳永体是对民间词的一次回归。慢词长调、铺叙手法和口语入词都源于民间词。柳永体的雅词体制是词体向东坡体的过度环节。

论金代全真道士词人对柳词的接受

王重阳、马钰等皆为读书种子,以诗词修真传教自证度人,游艺不害修道,这是接受柳词的前提。得道后的王重阳对柳词的接受方式,是通过柳词的"象喻性"以隐喻方式言说修"真"悟"道"的体验。其接受的内在契合根据,则在于全真之"心游不离身游"的"游"观,这就使得感性的现象界最终又归宿于内在的体验和开悟,于是"道成肉身"的宗教体验也就有可能契合于审美体验的"主客泯灭"、"物我两忘"。"全真乐道"的优游之乐虽不离弃感性之"身",但却是以否定世俗情感价值和世俗之乐为前提,这样,王重阳等对柳词的接受内核实际内在着一种"否定论美学"的指向。金代全真道士词人对柳词的接受,具有揭示金词词史格位的意义。

从词选、词话看柳永词在宋代的传播

通过对宋代词选、词话著录柳永词情况的考察,可以见出,柳永词在士人文化圈中通过一般词选、词话传播的整体状况较为落寞,但在歌妓、平民文化圈中通过通俗词籍———唱本的传播及口头的传播则异常火爆。这种二水分流、泾渭分明的状况鲜明而生动地表明了宋代柳永词传播过程中雅、俗两种审美趣尚的分野。

论六朝小赋对柳永词的影响

柳永前期的艳词和歌妓词多是对下层歌妓的美丽姿色、气质、高超的歌舞技艺的描写和对她们内心情感和愿望的揭示,从审美水平、表现手法和创作技巧上都受了汉魏六朝小赋的沾溉。后期的羁旅行役词则从题材到创作方法都是从六朝纪行小赋继承和发展而来的。柳永将赋体文学所擅长的铺叙手法引入倚声填词之中,为慢词创作开辟了新途径。

论金、元二代柳永词的传播与接受

金、元二代,柳永词通过选本的传播由彰显归于消歇,士人对柳永词的接受也呈现出潜隐状态。但消歇不等于消逝,潜隐不等于停滞,某些微小的信息已经透露出柳永词选本传播蓄势待发、东山再起的必然性,此期士人对柳永词的接受则更多表现为深层理解与心理认同。

棒杀与捧杀——试析对柳永词的两种极端评价

柳永词因其对歌妓舞女的露骨甚至色情描写而在宋代被人以淫艳鄙俗之名棒杀,但在当代的批评中,其词却又被拔高到为妓女写心、代女性立言的高度。这两种评价都不免走入极端。诚然,柳永词在男性视角下的女性描写有局限性,但其花情柳思、俚俗之体对宋词的发展亦有深厚的涵养;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由男性掌握话语权,女性缺乏自己的声音,在男性意识的笼罩之下是不可能出现真正代女性立言写心的词作的。

柳永词的用典及其诗化倾向

考察《乐章集》,我们发现其各类题材用典的频率都较高,特别是都市题材的词作用典频率更高。柳永作为第一个专职词人,因其在创作时大量运用典故,使词具有了"诗化"、"雅化"倾向,使"词"逐渐被文人认可而登上"大雅"之堂。

柳永黄庭坚俗词之比较

柳永、黄庭坚的俗词,大部分都是艳词,但二者在表现上各有特色。柳永站在市民立场,其俗词是骨子里的俗,感情真挚,语言本色,极有情趣。黄庭坚站在封建浪子的立场,其俗词只是表层的俗,且时含挑逗情调与亵诨心理,加上对方言土语的过分依赖,不免有点生涩鄙俗。

几度夕阳红——柳永和晏殊词的夕阳意象比较

"夕阳"意象作为饱含文化信息的情感符号,历来为中国文人所偏爱。生活在同一时期的柳永和晏殊对"夕阳"这个传统意象都情有独钟。但是同一意象入词,在二人的手里有着不同的处理方法与主观色彩,从而产生不同的效果,表达词人不同的情感。

论柳永现象

柳永是中国词史上第一位专业词人,第一位大量创作慢词长调的词人,第一位俚俗词派的代表词人。他的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突出而罕见的现象,可称为“柳永现象”。“柳永现象”的出现标志着词的发展进入了慢词长调繁盛的时代,标志着中国文学进入了通俗文学与传统雅文学分庭抗礼的时代,也标志着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商品经济繁荣、市民阶层大为壮大、职业文人开始出现的新时代。

一则有关苏轼词学观的词话辨析

黄昇《花庵词选》苏轼《永遇乐》题下注是一则反映苏轼词学观的词话,长期以来为人们所忽视。词话中针对柳永的词风俚俗、赋的写法加以批评,主张雅正,主张诗的写法,实际反映了当时词学界提倡词的诗化韵味的艺术准则,可以看出当时词学的发展与变化。

欧阳修、柳永、秦观词集版本著录补正

饶宗颐《词集考》和唐圭璋《宋词四考》对宋代词家的词集版本有详细著录;黄畲《欧阳修词笺注》之《附录四:版本考》、薛瑞生《乐章集校注》之《附录三:版本述略》和徐培均、罗立刚《秦观词新释辑评》之《附录一:著作目录》则分别对欧阳修、柳永、秦观词集的版本情况作综合考察。而诸家著录或考察的结论有异:同一种版本,或两家著录而另一家阙如,或一家著录而另两家阙如;或著录时不著收藏地点、不细考同一版本的流传状况等。综合各家著录或考察的结论,欧、柳、秦之词集版本著录情况,实有加以补正的需要和可行性。

从诗词分野看柳永词的词史意义

柳永是北宋第一位专业词人。他不仅在思想上没有看轻看贱词,而且在创作中大大改变了从晚唐五代到北宋以来词的狭小格局和境界,在对士大夫情感的抒发和词境开拓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对苏轼等北宋中后期词人的创作起到了重要的借鉴作用,在词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大江东去”和“晓风残月”——宋词二首浅析

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和柳永的《雨霖铃》是北宋词史上的两首绝唱,前者豪迈奔放,荡气回肠;后者柔情婉约,缠绵悱恻。这两首词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北宋词两种不同的风格,表现了不同的题材和艺术特点。

楚辞对柳宗元贬谪诗歌的影响

楚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对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家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屈原对楚辞的贡献使得楚辞更加完美,影响更大,使得如屈原般的文人不自觉地接受楚辞的创作风格。柳宗元的贬谪诗歌创作受到楚辞的影响,二者之间具有传承的关系。

论柳永词对苏轼词的影响

在众多词论中,柳永和苏轼的作品时常以妍丽和豪宕的不同词风作对举品评。然而,实际上苏轼的词在慢词体制、曲调以及铺叙手法、题材内容、豪放词风、抒情取向等方面,都表现出对柳永词的学习与借鉴。

柳词与花间词的“救赎”

花间词和柳词在文学史上都被看作是艳情文学,但二者本质上实有不同。柳永的艳情词注入了对男女私情的个体化的真切体验,带着较为鲜明的平等意识和新爱情观,从而替花间词赎了"好色"之罪,而且柳词直率的情感表现、"骫骳从俗"的创作取向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审美精神走向言情化、世俗化有着潜在的深刻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