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震云对古典小说资源的创造性转化

刘震云近期的文学创作践行了一种立足民间、贯通中西又赓续传统的写作路径。刘震云融通古典小说技法,借世情小说的笔法勾勒现代生活,于嘻笑与荒诞之中展现几代人难以化解、表达的精神顽疾。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立场,融合古典与现代创作技巧,利用现代西方小说技巧设置叙事陷阱以模糊真实与虚构的界限,将文本引入双重时空。立足民间,精准地把握当代人精神病症的“气息”,并将其具象化为日常生活进行表达,展现中国民间生活哲学。通过赓续传统小说笔法,刘震云实现创作的自我“超克”,亦为当下现实主义创作提供了思路。

论刘震云乡土小说的流民书写

刘震云对中国当代乡土地域的写作产生重要影响,尤其对河南北部地区旧中国流民现象的表现十分典型。刘震云小说剖析流民现象中“出走”的文化主题,探析其形成的深层原因。“流民现象”在刘震云的乡土书写中不仅突显其对于故乡景观的个体性观照,也表征其对于农村地域文化经验的深刻考察与阐释。

论刘震云小说的语言表现风格

刘震云的小说创作之所以能够在当代大获成功,与小说的题材内容和艺术特色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而其独特的语言表现风格亦是关键因素之一。刘震云的小说在词语的运用、句式的选择及修辞文本的构建等方面,体现出朴素、幽默、繁丰的语言表现风格特点。而其语言表现风格的成因,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禀赋气质、思想性格和成长经历等是刘震云小说语言表现风格形成的主观原因,地域文化和社会时代等是刘震云小说语言表现风格形成的客观原因。刘震云小说传承了延安时期文学的语言表现风格,成就并彰显了新写实主义小说的语言特色,对其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论刘震云90年代以来长篇小说创作风格的嬗变

刘震云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长篇小说创作始终聚焦于底层个体的生存境遇,“民间”底色是他所有长篇小说的底色,但他的长篇小说创作跨域很大,小说的创作风格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故乡系列”长篇小说和《一腔废话》,结构庞杂、技巧多变、语言繁复,刘震云从早期的新写实书写走向了先锋式实验;从2003年的《手机》开始到2017年的《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刘震云又表现出对现实生活的观照和对社会大事件的叙述热情,小说创作回归写实的同时又彰显出大众文化特质;2021年的新作《一日三秋》充满了魔幻色彩,刘震云在魔幻与现实的结合中又走向了魔幻现实主义。

论刘震云官场系列小说的“权力”特征

从日常生活角度,分三个方面探讨刘震云官场系列小说的"权力"特征:一、权力在日常生活中以日常权威和权力崇拜的形态出现;二、权力的运作方式:权力和日常生活通过社会关系网络产生互动,"关系"是其互动的润滑剂;三、权力游戏的动因是争权夺利和琐碎的日常生活事件,权力游戏是荒诞和无意义的。

习以为常和迷茫不解处见丑恶与悲惨——论刘震云小说中的鲁迅因子

刘震云被称为一位鲁迅式的作家。他执著于从日常生活、社会生活、历史生活中揭示民族精神的奥秘,体现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强烈的忧患意识,其小说创作中有着非常明显的鲁迅因子。他在对国民奴性和权力崇拜的批判与反思,冷峻叙事风格的运用,敢于直面现实、直面人生的创作态度以及对正统历史观的颠覆与戏谑的文体品格等方面,继承了鲁迅精神的遗传因子,鲜明地体现出与鲁迅跨越时空的契合。

探寻人性的幽微——论刘震云小说的创作思想

刘震云的小说通过描写灰色庸俗的生活方式,表现生活丑陋、病态的本相,观照沉潜在人物精神世界中的对权力的崇尚,彰显的是国民性格中的民族痼疾,为人们提供了审视历史的新方法以及重新认识、反思民族历史与文化的独特视角。

从文化离散视角论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以刘震云小说的译介为例

近年来,"新写实主义"代表作家刘震云在海外不同国家屡获文化殊荣,足以证明其作品在异域文化里的接受度和影响力。本文以刘震云小说的译介为案例,从涉及跨民族、跨文化内涵的"文化离散"视角,来探讨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作品选择、译者模式、翻译策略及译介路径;并重点分析在协调中国文化传播与文学可读性及与异域大众文化融合之间的关系时,华人离散译者群体能起到的重要作用。

权力场上的人性角逐——论刘震云早期中篇系列小说

刘震云早期的中篇小说《新兵连》、《单位》、《一地鸡毛》、《官人》、《官场》、《头人》等系列作品都渗透出一种有关权力的思考,作品刻画了一个个在权力重压下被扭曲的“官”或“民”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为获取权力或为权力所驱使,在权力的角斗场上疫于奔命,成为主体意识沦丧的灰色人群。通过对灰色人群生存状态的审视,刘的“新写实”叙事文本极大丰富了当代文学对人性内涵的表达,揭示了国人真实的文化心理和当前面临的精神困境。同时,这些作品蕴含的矛盾也表明作家思想的犹疑及其对传统现实主义写作观念的新思考。

“历史”的缩减与重构——论刘震云的“故乡系列小说”

刘震云的"故乡系列小说"在其写作道路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就具体文本而言,"故乡系列小说"不但体现了崭新的历史观念,同时,也呈现了全新的创作技法。在结合先锋的延伸与题材的选择,"历史"的反讽与民间的还原,语言的游戏与形式的重构以及乡土异化四方面内容的前提下,刘震云"故乡系列小说"带给我们的正是一种全新的历史叙事。

论刘震云官场系列小说的反讽叙事

反讽是刘震云官场系列小说叙事的显著特征。刘震云官场系列小说的反讽叙事主要体现在言语反讽、情境反讽以及性格反讽三个方面,同时又蕴含着独特的审美意蕴:刘震云表面采取冷静客观的叙事态度,实质暗含了深刻的批判与反思,并对其笔下的"小人物""官人"形象给予了深切的关注和同情,而这与他平民的创作视角密不可分。

从刘震云小说管窥新写实主义

"新写实"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逐渐被评论界认可的同时,"新写实小说"的概念界定也随后被达成共识,诸如:中止判断,悬搁起理性的先入之见和精神预设,"反对观念的渗透和张扬、主张零度情感的介入、再现生活的原生态·还原生活"等,而刘震云被称为新写实主义的代表人物。通过对刘震云《一地鸡毛》、《单位》等写实作品的分析,我们可以管窥到新写实主义的全貌。

“新时期文学”的场域竞争——以刘心武小说为个案

一直以来,描述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是文学史书写的主要模式,这种书写模式为文学史的合法存在提供了可靠的依据。然而,一种文学现象替代另一种文学现象的确定性书写极易忽略文学现象更替过程中的诸多偶然因素。从空间的角度考察"新时期文学"的偶然性、操作性恰能弥补注重规律性书写模式的遗憾。

民间世界的日常生活书写——刘震云新世纪长篇小说综论

刘震云的长篇小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来考察,即九十年代和新世纪。其小说创作视角往往汇聚在日常生活周围,构建日常生活诗学。他并不拘泥于还原现实和重述故事的浮泛观照,而是洞幽烛微的汇聚和提升,写来力透纸背,犀利尖新。刘震云强化了寻找的情节和思想内蕴,而其根蒂就在日常生活意义的认可和探求。和对这一世界的进入相一致的是,说话成了他构建世界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主要方式。小说中的风俗人情和日常生活里的村市智慧呈现了古老中国的现代世界。

论刘震云小说的结构特点

独特多变的叙述结构是刘震云小说创作的突出特点,主要表现在叙述人称的多变、以写实为主调的"生活流"式结构、以想像为基点的心理时空结构等方面。

一部别开生面的官场讽喻小说——《我不是潘金莲》新探

刘震云的小说《我不是潘金莲》,在众多官场小说中可谓别开生面。它不是一部揭批官员徇私枉法、"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小说,也不能算是一部关注上访问题与底层大众疾苦的小说。它实际上是一部写"做官"如何戕害了官员的身心健康、扭曲了官员的人格尊严的小说。小说最后的"正文"提醒人们,脱离官场、另谋职业,过一种悠闲自得的、有尊严的生活,倒不失为一种明智的人生选择。小说这样写,对那些已做官的或想做官的,不啻泼了一瓢清醒剂,其变相地针砭现行的官僚体制,针砭国人热衷于做官之时弊,讽喻和警醒已做官者或想做官者之用意,是不言而喻的。

论《单位》和《一地鸡毛》的成长主题

刘震云的小说《单位》和《一地鸡毛》是单位题材成长小说的经典。主人公小林从刚入单位的大学生逐渐成长为合格的单位人,其中蕴含着成长主题:成长的主体经过他人的命名和自我的定位,认识到"成长"在单位中的必要性以及它与改善私人生活的关联,逐渐由被动改造到主动改造。在这一"成长"历程中,小林通过对单位等级秩序的认同而逐渐成长,单位也通过特有成长仪式而接纳考验合格的他。

《一句顶一万句》的小说与电影言说

将《一句顶一万句》的小说和电影进行对比研究,可以看出两种媒介所呈现的不同艺术景观以及各自优长。小说上下两部主题意蕴一以贯之,显示两部紧密为一体。电影截取下部为切入口,在保留原作创作精神的基础上充分展开。通过缩减、变形、新编故事情节、遵循"快乐主义"的视觉文化原则、利用电影独特的语言来表现主题。参考小说文本对电影言说方式进行研究,分析两种媒介所呈现的不同艺术景观及各自优长,有利于受众更好地把握作品的主题意蕴,有利于两种艺术形式互相取长补短。

乔典运和刘震云乡土小说的冷幽默

河南作家乔典运和刘震云把幽默作为一种进行深刻反思的手段,通过故事情节、人物行为语言等的戏剧化处理,揭示所蕴含的文化精神。乔典运的作品多以寓言的形式,把深刻的思想包含在故事情节里,用冷静的语调表达一个富含讽刺的意义;刘震云的作品善于运用反讽、戏谑的语言,把严肃的事件戏谑化,以玩笑与戏拟的手段对历史重大事件进行重新叙述。

刘庆邦小说的审美倾向分析

朴素、简单而丰富、冷幽默是刘庆邦小说的审美追求。刘庆邦小说用朴素的方法进行民间日常生活叙事,简单的情节与丰厚的内涵统一起来,加之冷幽默的运用,在平凡的人间世象中发现颤抖的灵魂,重建了小说与现实的良性关系,得到了读者的认同与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