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丹被释放时间考辨

关于刘志丹被释放的时间,迄今仍未形成一致而又准确的表述,目前四种主要说法,缺乏可靠的历史事实依据,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澄清。综合运用多种文献资料,特别是新发现的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考辨可知,1935年11月7日、12月13日或其后释放刘志丹不可能,11月18日至20日之间、11月29日或30日释放刘志丹难以成立。11月7日,中共中央到达瓦窑堡,后经过核实、调查、审理,应是在11月13日或14日释放了错捕的刘志丹等人。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高规格纪念刘志丹原因探析

刘志丹是陕甘根据地主要领导人,牺牲在红军东征前线。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对刘志丹进行了高规格纪念,其原因主要有三:第一,中共中央抵达陕甘根据地后,虽然在处理“陕北肃反”问题上存在局限,造成刘志丹政治上受到猜疑和组织上遭遇排斥,但是刘志丹顾全大局,全力维护中共中央领导权威,积极协助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开展工作。刘志丹与张国焘对中共中央迥然不同的态度给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留下深刻印象。第二,延安时期中共中央通过对土地革命时期党史重大问题的重新认识和定性,逐渐认识到刘志丹在中共党史上的卓越贡献和重要地位。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中共中央领导召开西北高干会对刘志丹在党史上的历史功绩作了充分肯定和评价。第三,刘志丹在领导革命斗争过程中体现出的坚定信念、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顾全大局等政治品质和个人修养与中共中央对党员的要求高度契合。总之,延安时期中共中央高规格纪念刘志丹,既有中共中央对土地革命时期党史拨乱反正重新定性后对刘志丹历史贡献重新定性和评价的客观历史因素,也有树立党员楷模、加强党建的现实需要。

从危局中挽救中国革命:毛泽东领导巩固陕甘根据地的历程及作用

长征期间,张国焘公开挑战中共中央权威,导致红军公开分裂,使毛泽东遭遇中国革命“最大的困难”,也导致中国革命处于严重危局和困难境地。中共中央抵达陕甘根据地之际,根据地外部正遭遇国民党规模空前的“围剿”,内部“陕北肃反”也在恶性膨胀和蔓延。这导致陕甘根据地出现严重危机。毛泽东抵达陕甘根据地后立即投入根据地反“围剿”工作,化解了根据地面临的军事威胁,给根据地巩固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与此同时,毛泽东及时介入对“陕北肃反”问题的处理,制止了肃反进一步膨胀和恶化,保全了刘志丹等一大批陕甘根据地党政军干部。这为陕甘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土地革命时期,陕甘根据地的存亡事关中国革命成败。陕甘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扭转了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期间被迫不断转战的窘境,为中共中央和各路主力红军保留了硕果仅存的“落脚点”,也为中国革命复兴提供了重要根据地。毛泽东在领导巩固陕甘根据地过程中发挥了重大而不可替代的关键性作用,是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的重要范例。

论南梁精神

南梁精神是土地革命时期陕甘边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培育的革命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丰富的内涵是陕甘边革命者历史使命、道德情操的集中反映。南梁精神就是陕甘边苏区精神,与中央苏区精神及其他苏区精神既有共性,又有其个性和特色;南梁精神与中央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同为延安精神的先河和源头;南梁精神是老区精神的重要构成部分,对庆阳老区精神的发展具有开创之功。研究和弘扬南梁精神对于推进现代政治文明、经济建设和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刘志丹、谢子长早期军事活动的历史考察和再认识

渭华起义失败以后,刘志丹、谢子长等从1929年春到1932年2月经历了开展兵运活动、接收改造绿林武装、成立"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到建立正式红军"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所经历的兵运活动、接收"土匪"武装、接受军阀部队收编以及三嘉原"缴枪事件",长期以来,人们有不同的看法(包括当时的中共陕西省委)。其实,在系统廓清刘志丹、谢子长军事活动的前提下,开展兵运活动、收编"土匪"武装是在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一种有益的尝试;接受军阀部队的收编是一种"借水养鱼"的策略。而三嘉原"缴枪事件"则是改造"土匪"武装、建立正式红军过程中的一个"曲折"。

“地方军事化”、兵运与红军组建——刘志丹与陕甘红军的形成(1929—1931)

刘志丹创建陕甘红军与“地方军事化”格局密切相关。在陕甘“地方军事化”格局中,乡村护卫组织、民团、地方军阀、省级军阀垄断了地方社会不同层级的军事权力。刘志丹的“兵运”工作就是在这种“地方军事化”格局中动员有生力量,组建红军。但是,刘志丹在民团、地方军阀中的“兵运”工作,由于受到“地方军事化”的负面影响,屡遭失败,最终不得不退而求其次,依靠土匪、哥老会等社会边缘力量建立游击队。但是这支以社会边缘势力为基础的游击队,受到了陕西省委的严厉批评,最终在内部遭到“整顿”后成立的陕甘游击队,是对刘志丹“地方军事化”策略进行否定的产物。

陕甘边红二十六军建军前史研究——与陕甘边历史研究中一些观点的商榷

八七会议后,在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斗争过程中,陕西地方党组织和刘志丹、谢子长等开始了建立革命军队的探索。他们在这个探索过程中创立了“三色”革命理论,并进行了不同的实践,最终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红二十六军是在刘志丹南梁游击队和晋西游击队会合后建立的红军陕甘游击队基础上,先后汇集各路兵变、改造的农民武装,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所以,红二十六军是多源合流而形成。从西北反帝同盟军到红二十六军成立时期,部队尚未形成如何正确处理内部分歧的机制,发生了“三甲塬缴枪”事件。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建立时期,正是王明“左”倾路线在党中央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中共陕西省委几乎全盘接受了“左”倾路线,导致红军陕甘游击队南下关中建立根据地和开展游击战争屡遭失败。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频频更替,是中共陕西省委执行“左”倾路线的结果,并非所谓“刘阵营”“谢阵营”斗争的结果。

从“右倾机会主义者”到“正确路线代表”——刘志丹在中共党内政治境遇探析

刘志丹在中共党内的政治形象和历史地位曾发生过重大变化。刘志丹在创建西北红军和根据地过程中,抵制了中共上级党组织"左"的指示和命令,因此陕西省委及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都认为刘志丹存在程度不等的"右倾"思想。这造成刘志丹在中共党内屡遭打压和排挤,甚至因"陕北肃反"被关入监狱,几乎遭受杀身之祸。中共中央长征抵达西北根据地后虽然制止了"陕北肃反"的蔓延,释放了刘志丹等肃反受难幸存者,但是并未纠正关于刘志丹"右倾"的政治定性。西北高干会上,中共中央高度肯定刘志丹在创建中共西北红军和根据地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和建立的功勋,并被树立为中共西北根据地正确路线的典范。西北高干会确定的关于刘志丹在中共党内的历史地位在后来被逐渐巩固和加强。刘志丹在中共党内政治沉浮是中共对自身认识发展变化的反映,比较集中反映出中共在一定时期政治路线、政策发展演变的复杂历程。

陕北民歌中的刘志丹

刘志丹是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在红军和人民心目中具有崇高威望。陕北民歌以其独特的形式,生动而朴实的语言,形象、逼真地记录和描述了刘志丹为创建、发展、巩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艰辛历程,这不仅丰富了陕北民歌的内容,而且为人们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口述史资料"。

《张闻天年谱》若干史实考证

最新修订出版的《张闻天年谱》中仍有若干史实错讹或因未能廓清史实而记述不确之处,从历史事件之间相互联系和印证角度予以考辨,现谱中记载的1935年11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参加人员不包括张闻天和朱理治,不符合历史事实;张闻天率中共中央机关到达瓦窑堡的时间并非1935年11月10日,而是11月7日;现谱中记载,1935年11月30日朱理治参加了为陕北肃反中被错捕人员平反举行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但参照此期间朱理治的活动可知,他没有参加这个会议;经与其他材料印证,现谱中关于1936年1月8日张闻天等向刘志丹传达中央任命他为红28军军长的说法也不正确。

1935年初西北根据地形成原因探析

1935年初,为了粉碎国民党大规模军事"围剿",在陕甘边、陕北根据地主要领导人关于西北革命意见日趋一致,西北革命逐渐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干部队伍,陕甘边、陕北根据地遭受党内错误路线干扰相对减弱等有利因素的交互作用下,2月5日,陕甘边、陕北根据地部分主要领导人齐聚赤源县周家硷,召开周家硷会议,成立了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初步实现了中共领导的西北根据地的统一。西北根据地的形成对推动西北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论渭华起义的历史地位

1928年5月至6月爆发的陕西渭华起义,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北方领导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武装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精心组织领导的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壮举。它开创了群众武装斗争与革命军队相结合实现武装割据的新形式,进行了创建苏维埃政权的伟大探索,积累了开展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奠定了创建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实践基础。

中共中央释放刘志丹具体时间考

中共中央制止'陕北肃反'释放刘志丹的具体时间长期存在不同说法.一种观点指出,1935年11月7日中共中央机关抵达瓦窑堡时立即释放了刘志丹.另一种观点认为,1935年12月13日毛泽东抵达瓦窑堡后才释放了刘志丹.上述两种说法都缺乏坚实历史依据难以成立.其他一些说法也需进一步考证.中共中央在下寺湾即指派王首道等赶赴瓦窑堡接管陕甘晋省委保卫机关制止'陕北肃反'继续蔓延,抵达瓦窑堡后成立以董必武为首的五人小组审查肃反问题.在张闻天领导下,经过五人小组工作,推翻了原中共陕甘晋省委政治保卫局戴季英等以逼供信方式加在刘志丹等身上的各项'罪状',并大致于1935年11月18日至20日之间释放了刘志丹等被关押在瓦窑堡的肃反受难幸存者.

刘志丹牺牲之“谜”考辨

1936年红军东征期间,担任红28军军长的刘志丹牺牲在山西前线。关于刘志丹牺牲的具体情节现存在四种迥异说法,即"政治谋杀说""重伤不治说""神秘死亡说"和"意外阵亡说"。这四种说法都有所谓"知情人"见证材料为依据,故而真假难辨,影响深远。"意外阵亡说"史料权威,主要史实能互相印证,因此真实可信。刘志丹阵前牺牲主要由三个原因交织在一起造成:一是刘志丹因"陕北肃反"背负着沉重的思想和政治包袱,导致其欲在阵前自明心迹;二是刘志丹所率部队实力较弱,促使他亲临前线指挥,危险性陡然增加;三是军事情报有误,刘志丹部对三交镇敌情和地形判断失误。刘志丹牺牲原因成"谜"并引起关注主要因该问题与"文革"后中共党史问题反思、当代思想多元化和现实政治关系微妙且密切相关。

1928年刘志丹在商洛的革命活动及其意义

商洛是刘志丹走上革命道路后第一处开展农村革命实践的地方。1928年许权中率领部队进驻商洛期间,刘志丹遵照中央精神和陕西省委指示,在洛南县积极开展农民运动。商洛洛南县农民协会的成立、按照军事编制的农民武装建制等,是刘志丹大胆主动的创举,是在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改变中国乡村社会和国家基层政权组织、建立农民武装的尝试。这段历史为刘志丹成长为党早期的高级领导人奠定了坚实基础。

以歌唱刘志丹为代表的陕北革命民歌的价值与意义研究

以歌唱英雄刘志丹为代表的陕北革命民歌因其鲜明的红色革命思想,为陕北民歌的发展注入新生的力量,在近现代音乐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大批艺术家对陕北革命民歌采集、利用,创作出很多被世人传诵的经典音乐作品,推动了我国民族音乐的发展,为世界民族音乐的多元化和我国新音乐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刘志丹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刘志丹作为领导陕甘地区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的创建发展实践中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自觉信仰者,他在武装斗争和革命根据地建设、加强统一战线和开展群众路线的革命实践中丰富了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成果,并成为一位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