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州八记”零札

柳宗元的“永州八记”以几个关键词贯穿其间,成为一组既独立成篇、又彼此关联的游记散文。作者所谓“游”,不仅是游览,更是道家式的神游。作者所谓“得”,不仅发现了山水,也完成了体验和创作。作者得到了遨游之“乐”,也未能摆脱“惴栗”之情。对“造物者”的矛盾态度和“记”的主观故意,都与他的现实处境有关。

柳宗元心理空间原点与审美观照方式的矛盾探究——基于“永州八记”与《囚山赋》等骚赋对读

“永州八记”是柳宗元代表性的山水游记散文,其骚赋《囚山赋》同样作于永州,此二者虽同写一地之景,却在空间感上有大小之异、原点定位之区分,在观察视点上有俯察仰观之不同、“旷如”“奥如”之别等种种矛盾。正如章士钊在《柳文指要》中所指出的,“将《永州八记》与《囚山赋》对读,同一地也,而所处者感情之向背,如此其风马牛不相及”,然此种“乐”“囚”心情之差却是“罪人”身份的自陈和“羁囚”心理的经久延续而呈现出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

柳宗元曾祖父柳从俗墓志考释

传世文献中,柳宗元的曾祖父做柳从裕,新出土《唐故朝散大夫柱国行景城郡清池县令柳府君墓志铭》则做柳从俗。新出土墓志补充了柳宗元曾祖母、祖父辈等世系信息,提供了更为准确、详细的世系情况,所以,做“从裕”当是后人的误刻误写,考证做“从俗”为是。

甘为“民役”的柳宗元

本文围绕中唐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柳宗元“以民为本,甘为民役”的政治理念,就其来源、形成与发展及其实践与成就作了多维度的分析和论述,充分肯定了柳宗元“民役”理念的哲学、政治和社会治理价值,对其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作了积极的评价。

工业文化视域下柳州祭祀柳宗元的内涵意蕴及当代价值探析

祭祀柳宗元是柳州的文化传统,旨在纪念柳宗元开创柳州文风之先、为民造福、平等待民的功德。新时代,应从加强顶层设计,提升功能定位,挖掘柳宗元文化经济价值、教育内涵及其与柳州少数民族文化、工业文化契合之处等方面出发,积极探索传承弘扬柳宗元文化的新路径。祭祀柳宗元对厚植柳州城市文化底蕴,推进文化强市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柳宗元史传价值再认识

柳宗元的史传不仅有文学价值,还具备史学价值。柳宗元的史传具有史料学价值,其史传记载正史未载或忽略的内容,可补正史之阙。柳宗元的史传亦可印证中唐史学的发展状况,柳宗元的史传蕴含着浓厚的史学批评意识,涉及史学批评的道德标准以及如何看待历史事实以及历史变化动因等重要问题。柳宗元的历史文学成就也很显著,在史事整理上,他坚持实录理念,在史事的选取和整理做到言简意赅;在叙事艺术上,运用语言、神态、细节、对比等文学手法塑造传主形象,人物塑造风格朴素自然。

论茅坤对柳宗元“与故人书”的重估及其影响

在茅坤之前,柳宗元的“与故人书”往往被认为乞哀望援,格调不高,其评价以否定居多。茅坤仕途坎坷,中岁削籍,一腔郁愤,与柳宗元为近,乞哀望援,亦所不免,因而能够揣情度理,拨弃旧见,第一次全面肯定“与故人书”的文学价值。茅坤认为,柳宗元“与故人书”的“沉郁”风格,源自司马迁《报任安书》和杨恽《报孙会宗书》,实系“发愤著书”的产物。他还认为,柳宗元“与故人书”代表了其在古文运动中的最高成就,与此前带有六朝锦色的骈散相兼之作判然有别。这就从中国优秀文学传统的继承和中国散文骈散分流的宏大视角肯定了柳宗元“与故人书”在中国散文史上的重要价值,可以看作柳宗元散文批评的分水岭。清人基本接受了茅坤的新评价,并在此基础上更加深刻、详尽地阐明了柳宗元“与故人书”的审美价值。茅坤对柳宗元“与故人书”的重估是柳文经典化过程中的关捩,对清代柳文地位的提升具有先导意义。

空间视域下《永州八记》的再阐释

“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被贬永州,使其所处空间发生了巨大变化。《永州八记》是柳宗元贬谪永州时的代表之作,从空间角度解读《永州八记》有助于对其文学创作进行更深入地挖掘。在《永州八记》中蕴含着居住空间、游历空间、文本空间三层空间。居住空间是创作的基础,为柳宗元提供了游历的可能性,营造了佛意的思想环境。而与现实空间有巨大差异的游历空间,则真实反映出《永州八记》山水之乐下掩盖的内心之苦。文本空间则是柳宗元对自我的建构,他通过以自我为参照的书写,在《永州八记》中建构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文本空间,并对空间进行改造,将自己的理想精神和人格精神寄托于其中。

从选本编纂看桐城派对柳宗元文的接受情况

桐城派为清代重要的文学流派,其对柳宗元文的接受过程有一个由批评到赞誉的变化过程。方苞对柳文以批评为主;刘大櫆、姚鼐对柳文的评价比较客观,褒贬并存;曾国藩极力推荐柳文,其后桐城派逐渐肯定柳文。这种变化的出现与桐城派追求阳刚文风、对柳宗元政治遭遇的反思有关。

明代唐诗选本对柳宗元诗的接受差异及其原因

明代唐诗选家对柳宗元诗接受度普遍不高。明前、中期,受尊崇盛唐、忽视中晚唐思想影响,对柳诗选录多至48首、低至一首未取。接受度虽不高,但在明人辨体思想影响下,其五言古诗之简古淡泊仍为其赢得一席之地。明后期,文学观念转变,审美追求渐趋多元,柳诗选录呈小幅增长,但在中唐诗人地位普遍有所上升的明后期,柳宗元诗歌接受地位已有下降之势。这与明代社会文化环境、不同阶段文学观念的提倡等密切相关。

柳宗元柳州事迹的历史叙述——以韩愈为中心

柳宗元去世后,韩愈先后写了3篇纪念文章,对柳宗元柳州事迹进行了相关描述,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柳宗元为官柳州时期的政绩;二是“死后为神”,柳州民众为其建庙祭祀;三是作为著名文学家来指导后学,对岭南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后世文人对柳宗元在柳州事迹的叙述有所增加,但仍以韩愈的叙述为基础。韩愈对柳宗元柳州事迹的历史叙述,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柳宗元的历史地位。

顺应自然:柳宗元园林设计的核心理念

柳宗元是中唐时期著名的造园家,其在中唐社会文化转型的历史背景下较早地进行了园林设计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从《柳宗元全集》中筛选园林诗、园记等文献并提取园林设计的相关信息,结合相关史志和今人研究,通过文献研究、文本分析和归纳总结相结合的方法,从设计考察、设计分析和设计表达3个方面对柳宗元园林设计思想进行全面且集中的透视和解析。结果表明柳宗元进行园林设计遵循着基于自然审美的设计考察、自然特征的设计分析以及自然和谐的设计表达3个方面的设计路径,体现出“顺应自然”的核心理念。柳宗元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这种设计理解,为当今城市园林化、生态化建设提供了参考。

论回归儿童天性的教育及教育焦虑的纾解--基于《种树郭橐驼传》的教育价值意蕴阐释

当下,教育存有一种普遍的过度焦虑,根源在于教育无视儿童天性,将其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对立。我国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一文隐藏着激发和保持儿童天性的“机关”,对纾解教育的过度焦虑有一定启发。将《橐驼传》一文中的“植木之术”移之教育,发现其中蕴含了丰富的教育价值:“顺木之天以致其性”,以激发儿童内在生命成长动力;“本舒”“培平”“土故”“筑密”,以创造能保护儿童天性的教育环境;“莳若子”“置若弃”,以提供呵护儿童天性的适度情感支持;等等。在此基础上,为了摆脱“他植者”的过度教育焦虑,需要深度认识和理解儿童,把握儿童生命成长的本质需要;遵循儿童成长的规律,努力助推儿童实现“安所遂生”;平衡“纵容”与“无情”,理性支持儿童的生命成长。

“唐宋八大家”与《中庸》的升格

在《中庸》由《礼记》之一“篇”升格为“四书”之一“经”的过程中,中唐与北宋是两个关键阶段。在这两个阶段,涌现了中国文化史上赫赫有名的“唐宋八大家”。他们或多或少对《中庸》都给予了一定的表章。中唐的韩愈与柳宗元,人称“韩柳”,他们主要关注并讨论了《中庸》的“诚明”思想。北宋的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被称为“江右三杰”,欧阳修曾就《中庸》的性论批评过当时学界的空言高论之风;曾巩在继承欧阳修文论的同时,也引用《中庸》来解释《洪范》;王安石则很早就借《中庸》来论述过自己的人性论思想。“三苏”中的苏洵对《中庸》只有零星的关注,但苏轼则专门写过《中庸论》三篇,苏辙也曾以佛解儒,用《坛经》“不思善,不思恶”来解释《中庸》首章的“中和”思想。“唐宋八大家”因其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他们对《中庸》的关注与表章,在《中庸》升格过程中起到了强劲的助推作用。

方苞暨桐城派“抑柳为甚”论平议

方苞的柳文批评,外厉而内温。其外厉的一面引发了桐城派内部的强烈反拨,其内温的一面为桐城派内部的柳文批评转向导夫先路。方苞之后,桐城派的柳文批评由抑柳向尊柳发展,出现了刘大櫆、林纾、吴汝伦、吴闿生等尊柳批评家。清人有“方苞抑柳为甚”的判断,其实方苞并没有到否定韩柳并称的严重程度,他对柳宗元山水游记的称许,对柳宗元文学成就的知重,即使在明清时期的柳文批评家中也屈指可数。后来“方苞抑柳为甚”论泛化为“桐城派抑柳为甚”论,与实际情况更不相符。

柳宗元家族认同及贬谪心态析论

柳宗元遭贬,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折。柳氏家族成员从北周至初唐皆与统治阶级关系密切,故一直享有较高的政治与社会地位。但经历了柳奭被杀的挫折之后,柳氏家族的政治地位便一落千丈。柳宗元对家族的兴盛与挫折有深切的体会,他怀抱强烈的家族认同感,时时想在政治上振兴日益衰微的柳氏家族。柳宗元早期仕宦非常顺利,是其家族复振的最大希望所在,然而永贞时期的被贬使得他所有的希望化为泡影。贬谪期间家族成员的去世、迁葬先祖坟茔心愿的落空,亦增添了他对家族的愧疚感。这种基于家族认同之上的忏悔心态,与他对自我信念的坚持,既互相对抗,又彼此交融,形成了他贬谪时期复杂心态重要的一面。

«永州八记»的空间书写与柳宗元的精神困境

«永州八记»是柳宗元被贬永州期间创作的山水游记,其文本呈现出明显的空间维度.«永州八记»在文本结构上打破了单一的时间顺序,呈现出立体化和空间化的叙事结构模式.除此之外,«永州八记»中呈现的山水空间还是柳宗元以永州地理空间为依托,将永州的景观与意象等通过艺术加工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文学审美空间.作品中建构的永州山水地理空间氛围透露出的幽深清冷,更是柳宗元谪居永州时期人生境遇的寄托与写照.

本事批评与文学阐释:柳宗元《谪龙说》新探

柳宗元的寓言在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地位,但并非他所有的寓言都是文学艺术的佳作。《谪龙说》受到学界的关注不多,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创作时间、创作意图上,对其艺术性很少关注或干脆不予置评。从内证(文本)和外证(史实)可推知,该文是柳宗元应王叔文的要求,为时居母丧的王叔文提供声援,创作时间大体为永贞元年(805)六月至七月之间,地点在京师。《谪龙说》与时事关系密切,是政治斗争的产物,艺术性不及柳宗元其他寓言作品。由此可知,文学创作固然不能脱离它产生的时代土壤,同时还要考虑“共时性”,否则在当时的历史时空里有存在的必要,离开具体的时空就难以“再创造”,只能成为僵死的古董。

论柳宗元哀祭文里的人生观

柳宗元提倡“文以明道”的创作理论,强调文章发挥“辅时及物”的作用,注重文章的抒情性与思想性。柳宗元的哀祭文,长歌当哭,所谓“长吟哀歌,舒泄幽郁”,是对逝者的追悼,更展现了中唐时的社会现实,寄托其人格理想,反映其具有哲理性的人生观,也正是这样的人生观指导着他的实践活动以及人生道路的选择。柳宗元人生观的形成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家庭环境、儒家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

柳宗元“民本官仆”思想的形成和实践

柳宗元在任永州司马漫长的政治贬谪岁月中,在深入民间了解百姓疾苦之后,逐渐形成了“以民为本”与“吏为民役”的为官思想。在担任柳州刺史期间,柳宗元积极革除当地奴婢买卖陋习;重修孔庙,宣扬儒家教化、发展教育以改良社会风气;凿井、植树以改善民生,促进了柳州的发展。但其崇尚佛教有一定的愚民色彩,固守儒家重农抑商的传统等与“民本官仆”思想背离,显示出一定的历史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