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州八记”零札

柳宗元的“永州八记”以几个关键词贯穿其间,成为一组既独立成篇、又彼此关联的游记散文。作者所谓“游”,不仅是游览,更是道家式的神游。作者所谓“得”,不仅发现了山水,也完成了体验和创作。作者得到了遨游之“乐”,也未能摆脱“惴栗”之情。对“造物者”的矛盾态度和“记”的主观故意,都与他的现实处境有关。

中国文人山水精神析论

人与自然山水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文人在创作文学作品时,或把自身情感投射到山水之上,使山水带有个人情感;或以山水为情感的触发点,借助江山风景创作出更多优秀作品。隐逸文人陶渊明较早从宇宙空间的角度去观览自然的变化,他试图在物我两忘的境界中摆脱现实生活的痛苦,这对孟浩然、王维的山水诗具有一定启发意义。入世文人则试图从万物的生长中汲取精神力量,他们更善于发现身边自然山水之美,以柳宗元《永州八记》为代表的游记散文揭示了身处困境中的文人是如何借助山水来消遣忧愁及摆脱痛苦的。宋代理学流行,以苏轼为代表的文人既能享受俗世的欢乐,又能神游物外、进入精神绝对自由境界。苏轼解决了千百年来入世文人难以解决的精神问题,为后世文人提供了可以效仿的范例。

柳宗元心理空间原点与审美观照方式的矛盾探究——基于“永州八记”与《囚山赋》等骚赋对读

“永州八记”是柳宗元代表性的山水游记散文,其骚赋《囚山赋》同样作于永州,此二者虽同写一地之景,却在空间感上有大小之异、原点定位之区分,在观察视点上有俯察仰观之不同、“旷如”“奥如”之别等种种矛盾。正如章士钊在《柳文指要》中所指出的,“将《永州八记》与《囚山赋》对读,同一地也,而所处者感情之向背,如此其风马牛不相及”,然此种“乐”“囚”心情之差却是“罪人”身份的自陈和“羁囚”心理的经久延续而呈现出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

柳宗元曾祖父柳从俗墓志考释

传世文献中,柳宗元的曾祖父做柳从裕,新出土《唐故朝散大夫柱国行景城郡清池县令柳府君墓志铭》则做柳从俗。新出土墓志补充了柳宗元曾祖母、祖父辈等世系信息,提供了更为准确、详细的世系情况,所以,做“从裕”当是后人的误刻误写,考证做“从俗”为是。

甘为“民役”的柳宗元

本文围绕中唐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柳宗元“以民为本,甘为民役”的政治理念,就其来源、形成与发展及其实践与成就作了多维度的分析和论述,充分肯定了柳宗元“民役”理念的哲学、政治和社会治理价值,对其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作了积极的评价。

工业文化视域下柳州祭祀柳宗元的内涵意蕴及当代价值探析

祭祀柳宗元是柳州的文化传统,旨在纪念柳宗元开创柳州文风之先、为民造福、平等待民的功德。新时代,应从加强顶层设计,提升功能定位,挖掘柳宗元文化经济价值、教育内涵及其与柳州少数民族文化、工业文化契合之处等方面出发,积极探索传承弘扬柳宗元文化的新路径。祭祀柳宗元对厚植柳州城市文化底蕴,推进文化强市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论柳宗元种植诗的创作特征

柳宗元以植物为书写对象,创作了独具特色的种植诗。柳宗元种植诗涉及内容广泛,不仅包括种植缘由、植物形态习性等方面,还有南方环境气候、风土人情的描绘,有栽培技术、中医理疗等知识的延展,容量丰富,画面感强烈;柳宗元种植诗对于生命进行深入观照,在植物昂扬生机的牵连下,柳宗元推己及人,上升到对百姓民众的关怀,形成生命力的赞歌;柳宗元承袭了楚骚屈韵的风格,在种植诗中营造了幽冷峭洁的诗境,通过亲手栽培植物与体悟生命真谛,为诗歌注入明丽苍秀的诗感,有别样审美体验。

韩愈阳山之贬成因考释

韩愈阳山之贬的原因向来众说纷纭。两《唐书》所载其“上疏论宫市”一事应作为韩愈此次贬谪的导因。从历史之客观记载与人物之主观态度分析,以之构罪于韩愈的并非传统所论的幸臣李实,而是在德宗朝已阴为党羽的韦执谊、王叔文等永贞党人。柳宗元与刘禹锡虽无加害韩愈的主观故意,却有泄情于韦、王的嫌疑。韩愈对于韦、王诸人卑鄙行径的怨愤与控诉,也如实反映在了其后创作的诗文中。

柳宗元史传价值再认识

柳宗元的史传不仅有文学价值,还具备史学价值。柳宗元的史传具有史料学价值,其史传记载正史未载或忽略的内容,可补正史之阙。柳宗元的史传亦可印证中唐史学的发展状况,柳宗元的史传蕴含着浓厚的史学批评意识,涉及史学批评的道德标准以及如何看待历史事实以及历史变化动因等重要问题。柳宗元的历史文学成就也很显著,在史事整理上,他坚持实录理念,在史事的选取和整理做到言简意赅;在叙事艺术上,运用语言、神态、细节、对比等文学手法塑造传主形象,人物塑造风格朴素自然。

论茅坤对柳宗元“与故人书”的重估及其影响

在茅坤之前,柳宗元的“与故人书”往往被认为乞哀望援,格调不高,其评价以否定居多。茅坤仕途坎坷,中岁削籍,一腔郁愤,与柳宗元为近,乞哀望援,亦所不免,因而能够揣情度理,拨弃旧见,第一次全面肯定“与故人书”的文学价值。茅坤认为,柳宗元“与故人书”的“沉郁”风格,源自司马迁《报任安书》和杨恽《报孙会宗书》,实系“发愤著书”的产物。他还认为,柳宗元“与故人书”代表了其在古文运动中的最高成就,与此前带有六朝锦色的骈散相兼之作判然有别。这就从中国优秀文学传统的继承和中国散文骈散分流的宏大视角肯定了柳宗元“与故人书”在中国散文史上的重要价值,可以看作柳宗元散文批评的分水岭。清人基本接受了茅坤的新评价,并在此基础上更加深刻、详尽地阐明了柳宗元“与故人书”的审美价值。茅坤对柳宗元“与故人书”的重估是柳文经典化过程中的关捩,对清代柳文地位的提升具有先导意义。

空间视域下《永州八记》的再阐释

“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被贬永州,使其所处空间发生了巨大变化。《永州八记》是柳宗元贬谪永州时的代表之作,从空间角度解读《永州八记》有助于对其文学创作进行更深入地挖掘。在《永州八记》中蕴含着居住空间、游历空间、文本空间三层空间。居住空间是创作的基础,为柳宗元提供了游历的可能性,营造了佛意的思想环境。而与现实空间有巨大差异的游历空间,则真实反映出《永州八记》山水之乐下掩盖的内心之苦。文本空间则是柳宗元对自我的建构,他通过以自我为参照的书写,在《永州八记》中建构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文本空间,并对空间进行改造,将自己的理想精神和人格精神寄托于其中。

论近现代中国文学史柳宗元评述的继承与时代新变

近代中国文学史著作中的柳宗元评述基本是继承和模拟中国传统诗文评,文学史的写作方式也与传统诗文评类似,具有抽象化、主观化、文学化等特点。文学革命兴起后,文学史的柳宗元评述发生了变化,柳宗元成为文学革命的代表、传统的柳宗元批评得到新的阐释。文学革命思潮推广的西方文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是柳宗元评述新变的主要影响因素。随着文学革命思潮的发展,革命者的定位与柳宗元出现疏离,部分文学史家对柳宗元评述作出变更和反思。以西方文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构建文学史、评述柳宗元,为文学史的写作和发展提供了经验。

论文化生态与柳宗元诗歌

柳宗元的诗歌特色与其家族有密切关系,振兴家族的失败与对家族前景的担忧,催生了柳宗元诗歌中的偏执心理;母亲的抚养教育与受到自己牵连而病逝贬所,催生了柳宗元诗歌中的危机意识。同时,柳宗元贬谪后经历了强弱势文化生态圈与阶层的移动,这个过程在柳诗中表现为对强势文化生态圈的怀念与对弱势文化生态圈的距离感,以及对弱势文化生态圈的弱势群体的特别关照。此外,柳宗元诗歌中的“长安”多扮演故乡的角色,这是由于他对长安文化生态的不同于刘禹锡的选择。

从选本编纂看桐城派对柳宗元文的接受情况

桐城派为清代重要的文学流派,其对柳宗元文的接受过程有一个由批评到赞誉的变化过程。方苞对柳文以批评为主;刘大櫆、姚鼐对柳文的评价比较客观,褒贬并存;曾国藩极力推荐柳文,其后桐城派逐渐肯定柳文。这种变化的出现与桐城派追求阳刚文风、对柳宗元政治遭遇的反思有关。

论杜甫与柳宗元诗歌对社会现实的呈现——以“三吏”与《田家三首》为例

杜甫的“三吏”系列和柳宗元的《田家三首》均展现了两人对官民冲突及农民困苦的深刻洞察,尽管他们都关注社会问题,但在创作视野、风格和哲学理念上却存在显著差异。杜甫的诗歌以情感色彩浓烈,风格沉郁顿挫著称,倾向于国家宏观视角,强调“小我”服从“大我”;而柳宗元的诗歌则情感克制,风格中庸清淡,更多地关注“小我”,展现个体在社会不公面前的尊严与抗议。杜甫对儒家理论的内化使其作品自然流露出对社会民生的关怀,柳宗元则系统提出“辅时及物”理论并以之为创作原则之一,主张文学应当反映现实并促进社会进步。两人的作品反映了唐代社会的复杂性,同时也揭示了“小我”与“大我”之间的伦理张力,共同构建了唐代社会历史的文学画卷。

论柳宗元情感书写中“怨”的遮蔽与升华——以《永州八记》为例

“怨”是古代文人书写较为常见的情感之一,也是其创作的内驱力之一。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从先秦开始就有人探索这种情感与作家创作之间的关系。发展到唐朝,柳宗元对此进一步深化,他提出创造主体要将自己内在的这种情感“呻呼踊跃以求知于世”。同时,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他将这种观点付诸实践。柳宗元被贬期间,因人生的苦楚与景观的偏狭带来的“怨”郁结在他心中,他通过临水自照和以乐转戚的方式将这种情感遮蔽掩盖起来,最后用议论点化的方式将内在的愁绪外化为人生的思索。柳宗元在情感书写的过程中对待“怨”的独特抒发路径在后世产生了一系列的回响。

明代唐诗选本对柳宗元诗的接受差异及其原因

明代唐诗选家对柳宗元诗接受度普遍不高。明前、中期,受尊崇盛唐、忽视中晚唐思想影响,对柳诗选录多至48首、低至一首未取。接受度虽不高,但在明人辨体思想影响下,其五言古诗之简古淡泊仍为其赢得一席之地。明后期,文学观念转变,审美追求渐趋多元,柳诗选录呈小幅增长,但在中唐诗人地位普遍有所上升的明后期,柳宗元诗歌接受地位已有下降之势。这与明代社会文化环境、不同阶段文学观念的提倡等密切相关。

柳宗元柳州事迹的历史叙述——以韩愈为中心

柳宗元去世后,韩愈先后写了3篇纪念文章,对柳宗元柳州事迹进行了相关描述,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柳宗元为官柳州时期的政绩;二是“死后为神”,柳州民众为其建庙祭祀;三是作为著名文学家来指导后学,对岭南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后世文人对柳宗元在柳州事迹的叙述有所增加,但仍以韩愈的叙述为基础。韩愈对柳宗元柳州事迹的历史叙述,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柳宗元的历史地位。

顺应自然:柳宗元园林设计的核心理念

柳宗元是中唐时期著名的造园家,其在中唐社会文化转型的历史背景下较早地进行了园林设计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从《柳宗元全集》中筛选园林诗、园记等文献并提取园林设计的相关信息,结合相关史志和今人研究,通过文献研究、文本分析和归纳总结相结合的方法,从设计考察、设计分析和设计表达3个方面对柳宗元园林设计思想进行全面且集中的透视和解析。结果表明柳宗元进行园林设计遵循着基于自然审美的设计考察、自然特征的设计分析以及自然和谐的设计表达3个方面的设计路径,体现出“顺应自然”的核心理念。柳宗元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这种设计理解,为当今城市园林化、生态化建设提供了参考。

柳宗元诗文在国外

柳宗元诗文在欧美、俄、日、韩等国家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今知西方汉学界最早翻译和评价柳宗元诗文的是英国著名汉学家翟理思,在其专著《中国文学史》中译释了《捕蛇者说》等散文,并作了深入的分析。还有英国学者查尔斯.巴德、美国新诗派诗人威特.宾纳、法国著名汉学家德理文、德国著名汉学家格罗贝、俄国著名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日本的著名诗歌理论家淡窗广濑等,对柳宗元诗文的研究都非常广泛而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