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洁”千古唯此人——章士钊《柳文指要》论柳文之“洁”

《柳文指要》是著名学者章士钊晩年撰写的一部解析柳宗元作品的学术专著。在《柳文指要》中,章士钊着重分析了柳文的艺术手法和艺术特色,认为柳文的最大特色是行文讲究“洁”。“洁”包括用字妥帖,意尽言止,文从字顺,谋篇布局精当等内容"章士钊认为,为文要做到“洁”,必先做到“诚”,不“诚”无“洁”,“诚”是“洁”的前提和基础。

试论柳宗元山水诗的个性特征

柳宗元由于其独特的生活经历、思想情感、气质个性等原因形成了其独具个性特征的山水诗。他的山水诗,或描绘清幽静深的图境,或感怀物土、思念亲友,或表现外在意蕴的闲静淡远,都或多或少地饱含了其内心强烈的思想情感,这些情感时而孤寂忧伤,时而悲怆慨叹,时而郁结幽愤。柳宗元终生遭贬,虽好佛老,但其主导思想是儒家用世之学,因而其倘佯自然山水之作大都表现出沉郁感伤的艺术风格,流露出很强的忧伤悲愤的感情色彩。

刘三姐歌谣创世古歌歌词本体初探

刘三姐歌谣创世古歌指狭义刘三姐歌谣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歌词本体,在内容上主要包括造天地日月、造人类及人类与自然灾害做斗争3个方面;艺术特征可以归纳为语言质朴、丰富想象力展现的偶尔为之、多样的句式与歌式结构、包含引歌与尾歌的结构形式4个方面;文化价值主要体现在习俗文化、历史文化及观念文化3个方面。

略论柳宗元文化品牌的构建

柳宗元所代表的历史文化无疑是柳州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圭臬,从战略高度构建柳宗元文化品牌,准确把握柳州的柳宗元文化特色,深化柳宗元文化内涵,在逐步恢复柳宗元文化遗迹的同时,融入其他地域文化元素开发相关文化产业,促进柳州城市文化建设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是提升柳州城市品位的首选之途。

柳宗元的儒家君子观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不仅在政治上建树颇多、文学上开一代文风,同时对君子的研究,有独特的视角和风格,对"君子"行义的本质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对"君子之本"、"君子之德"、"君子之教"三大方面有完整的认识。柳宗元不仅在理论上清晰地勾勒出君子的品性,而且认真实践君子人格,具有持久的魅力。

同气相求:贞元时期刘禹锡、柳宗元、韩愈的思想与创作

贞元前期,正当元稹、白居易、李绅定交,准备科举试,酝酿新的文学、政事活动之时,刘禹锡、柳宗元、韩愈在政坛、文坛上初步展示了他们的才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事业,从而成为贞元前期文坛、政坛的新秀。比较接近的思想认识,是刘、柳、韩定交的基础,由此也开始了其共同的政事活动和文学创作。考察这一细微之处,有助于认识刘、柳、韩的思想发展和创作成就。

论柳宗元赞体文的精神特质

柳宗元现存有五篇赞体文,它们在思想内容上有品评人物的史赞、幽怨含蓄的画赞、纪事言志的咏物赞以及祈福禳灾的佛赞。综观这些赞体文,它们因作者的道德操守、个性气度、学识涵养等因素而透露出了较强的精神特质。具体表现为"急生民"、"欲速其功"的以"生民"为核的睿识,文简意赅、思辨严谨的客观理性的辩证色彩以及言舒调缓、情激气盛的冷峻典雅这三个方面。

柳宗元与刘禹锡接受屈赋管窥

柳宗元与刘禹锡是中唐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由于有着与屈原类似的资质才能、时代境况、理想追求及政治遭遇,故他们对屈赋皆有着不同程度的接受。考察柳、刘赋作,他们在承继屈赋关心时政之忧世情怀、嫉恶刺邪之批判理念、九死未悔之斗争精神及志端行直之高尚人格等方面有着相同的一面。然在赋体形式、创作方法、内涵特质、赋作精神和赋体发展等诸多层面,他们的认识又有着明显的不同。

论林纾评点韩柳文

林纾的《韩柳文研究法》是一部专以韩柳文作为研究对象的论著,打破了自唐以来韩柳文批评多限于书话、文选、评点的散乱局面。"韩柳并举"和"韩柳相较"是贯穿全书的基本理念与线索,韩柳选文各有侧重,韩文取道胜,柳文取文胜。此书分类论文,梳理韩柳文承上启下的渊源关系,归纳其创作手法,彰显其艺术特色,对柳宗元山水游记的高度赞赏表现了对近代文学风尚的追随。林纾的韩柳文研究应在韩柳文研究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从《东坡志林》看苏轼的柳宗元观

以《东坡志林》中关于柳宗元的评论,探究整理了苏轼对于柳宗元其人、其诗、其文的评价,并将陶渊明与柳宗元进行比较,从中总结了苏轼其人的人生观与文学理论,认为苏轼既因袭历代文士学者的成论,在对柳宗元持身处世上的大节有亏表示憾恨痛惜的同时,也对柳氏文章的高才绝学予以推崇。

博采众长 自成一家——谈柳宗元寓言文兼收并蓄的特点

柳宗元寓言文兼收并蓄,学习中唐传奇从现实中取材的方式,运用写实手法,注重故事情节的展开和形象的刻划;在创作技巧上明显受到《孟子》的影响,使得作品具有先秦散文的论辩风格;学习《史记》刻划人物注重精确传神的特点,形成了自己寓言文简洁、冷峻的语言风格。

《唐宋诗人研究三种》述评

《唐宋诗人研究三种》包含三种著作:孙绍伯《柳宗元诗注》以柳宗元诗为主线,联动其文,注释详尽,征引广博,解读亦常有独到之处。原署程学恂的《韩诗臆说》短小精悍,是韩愈研究中颇有影响的著作。周景濂所著《苏东坡》主要包涵了传主生平经历与品性、创作两大内容,是近代以来最早的苏轼传记之一,颇有创获。此三种著作均为民国学人有关唐宋诗人的学术成果,前者系未刊稿,中者与后者曾于民国年间各以单行本出版。

柳宗元的创作主体论

贬谪以后文学创作的自觉使柳宗元对文学创作的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检讨,他认为创作主体应该做到三个方面的要求:一是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二是读百家书,旁推交通。三是感激愤悱,伸以歌咏。可以说柳宗元对创作主体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这些论说不仅对当时的古文运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为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灌注了新鲜血液,成为我们民族的弥足珍贵的一份理论遗产,确实值得后人珍惜。

试论柳宗元晚期诗创作心态

柳宗元在贬居柳州的晚期生活中 ,以诗歌形式抒发生命遭受沉沦的深哀巨痛和对命运进行抗争的九死未悔的追求精神。诗人源于人生感恨的激切孤直又幽独寂寞的性格导致诗人晚期哀伤、忧怨又不甘沉沦的复杂的创作心态 ,这种心态形成他晚期诗写物抒情 ,含痛楚于悲怆 。

论柳宗元谪居心理空间与诗境构造方式

本文着重从谪居心态方面探讨柳宗元诗歌的诗境构造方式。主要对柳宗元谪居后与释门的交游方面进行深入考察,探索了其山水诗的思想根源,同时通过与韦应物等诗人作品的比较,阐述其诗歌风格的独异性,从而较为准确与深刻地把握住柳宗元诗歌的思想意蕴和艺术风格。

谢灵运与柳宗元山水诗创作心态之比较

刘宋谢灵运与中唐柳宗元都创作了大量山水诗,谢灵运是山水诗鼻祖,山水诗自此历经隋朝、初唐到柳宗元生活的时代,自然产生新变。直至金元之际,诗评大家元遗山认为各朝各代诸多诗人中只有柳宗元最似谢灵运,其实二人同中有异,谢柳在寂寞心态上有着表面上的相似之处,实则在对待山水态度上以及此种心态在诗中呈现出来的风格上有着细微差异。

论柳宗元诗文创作与佛教关系

佛教在唐朝极为盛行,柳宗元生活在这样一个崇佛的时代,不可避免的会受到佛教文化影响。被贬到永州后,柳宗元寄居在佛寺里,使得他有更多机会与佛教接触。受佛学思想熏陶,柳宗元创作了大量包含佛理、佛意的诗文作品。本文从柳宗元与佛教接触的原因展开探索,进而阐述佛学思想对柳宗元诗文创作的影响,最后并对柳宗元在佛教思想影响下拥有的喧嚣中寻得宁静、逆境中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予以辨析。

柳宗元的悲怨文学

柳宗元的悲怨文学,在题材、形式、表现手法上有其因袭性和创造性。其因袭性主要体现在对《楚辞》借古咏今、悲秋咏怀、香草和臭物比兴、“消释模式”的借鉴;其创造性则表现在善于借友人、亲属不得志或去世实例哭诉自己的遭际,利用生活中的事物如地理、气候、植物、动物、器物等等,渲染、衬托、比喻自己的悲愁怨恨。

《始得西山宴游记》释疑

《始得西山宴游记》是永州八记的首篇,先是概括了“始得”前为排解忧愤徒步浏览永州山水的游历与心情,采用欲扬先抑的手法,为宴游西山做铺垫。文中的西山应是今日之珍珠岭,“西山之怪特”主要是指西山之巅所见景象及感受,“心疑形释,与万化冥合”包含了天人合一的深刻内涵。可见,西山宴游是作者永州十年的转折点。

以王言褒忠臣:柳宗元《南霁云睢阳庙碑》的骈体写作用心

柳宗元《南霁云睢阳庙碑》是褒扬安史忠臣的重要作品。唐肃宗于至德二年(757年)对张巡、许远、南霁云进行褒赠,并命于睢阳为三人立庙。然而迟至近五十年后,这些忠臣祠庙才得以树碑。树碑之迟反映了中唐朝野对待忠义之士的不同态度,即中央大力褒扬,而地方的回应不无冷漠。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叙》、柳宗元的《南霁云睢阳庙碑》,对于忠节观念的强化,起了显著的推动作用。《南霁云睢阳庙碑》所采用的四六骈俪之体,是唐代翰林学士撰写王言朝命的通行文体。柳宗元用这样的文体创作碑文,呼应了中央朝廷对忠臣的褒扬之义。作为褒忠之作,《南霁云睢阳庙碑》着重树立中央权威,而《张中丞传后叙》则具有更为丰富的思想内涵。深入理解《南霁云睢阳庙碑》的现实用心和文体选择,对于认识韩愈《张中丞传后叙》这一忠义书写经典之作的思想价值也有积极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