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刘少奇共产党员修养理论探赜

延安时期刘少奇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系统阐述了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并将其看作是在政治素质、理论学习、组织纪律和作风道德等四个方面的自我革命。在具体实践中,他强调提高政治素质是修养的重要指引,重视理论学习是修养的基本途径,加强组织纪律是修养的底线要求,淬炼作风道德是修养的必要补充,最终通过党员个人修养的提升,凝聚起党组织强大的战斗力。延安时期刘少奇共产党员修养理论作为保持共产党员纯洁性和先进性的教科书,对于新时代锤炼党员的政治品格、明确党员的学习方向、严肃民主政治生活以及涵养清正党风政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中唐碑中唐代书坛的正大气象

古代碑刻既是保存历史资料的重要文物,也是传承书法艺术的重要载体。陕西关中历代名家名碑,从《石台孝经》到《孔子庙堂碑》,从欧阳询《黄甫诞碑》到高僧怀仁集王羲之书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从篆书《美原神泉诗序》到行书《慧坚禅师碑》等,不仅完整再现了中国古代文字篆、隶、楷、行、草的发展轨迹,记录了中国汉字的书写史和风格演变史,对于研究中国古代书法艺术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灭刘氏者龚也”:南汉宦官政治新探

刘谦、刘隐出身岭南地方豪强,因为文化弱势而积极与士人合作,坚持士人政治。刘䶮在位期间一直没有解决权力合法性问题,难以改变相对于士人的文化弱势处境,从而对士人不满,质疑士人政治,逐渐以宦官制衡士人,终于在晚年形成宦官政治取代士人政治的趋势。宦官在刘晟摆脱内忧外患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解决了刘晟的权力合法性问题,从而真正崛起,推动南汉正式形成宦官政治,导致士人在南汉权力结构中的边缘化,让士人产生强烈的政治离心倾向,为南汉政权的覆灭埋下伏笔。

刘縯之死与舂陵军分化考论

在反莽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时,更始帝为消除潜在威胁,朱鲔等绿林将领为确保军政权位、尽忠更始帝,申屠建为尽忠更始帝、报私仇,李轶为获取更多军政利益,他们在不同动机下共同对刘縯实施谋杀,这是更始政权内部各利益集团矛盾激化所致。以刘縯之死为契机,更始帝分化舂陵军,任命刘赐为大司徒并指挥六部兵,将刘縯的下属划归其他将领,以官爵笼络刘秀的同时又有所防范;舂陵军内部也有不同政治抉择,刘良、刘嘉、刘祉等核心宗室成员与李通、李轶、李松等南阳豪族继续追随更始帝,樊宏、阴识、邓奉等选择留在南阳,而刘秀持节出使河北并谋求独立发展。尽管更始帝暂时消除了帝位威胁,但失去对绿林将领、刘秀的有效制约,这是更始政权败亡的重要因素,后南阳豪族势力被东汉政权吸纳整合。

蒙药高勒图宝日-6及其各单味药的研究进展

本文通过查阅近年来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进行分析归纳,从单味药、药理作用、含量测定等方面对蒙药高勒图宝日-6进行综述,为蒙药高勒图宝日-6的进一步研究和开发利用提供依据。

清代孤本戏曲三种述略

清代戏曲还有很多孤本尚未被学界充分发掘,且学界现有的叙述也会存在一些讹误,清代前中期创作的《古其风留人眼小说》《齐人记》和《双奇遇传奇》就是这样的孤本戏曲。现对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文献馆藏的这三部戏曲作品进行详细解读后,考证了学界有关叙述的讹误,较为全面地描述了三部戏曲作品的文献形态和故事情节,探讨了《双奇遇传奇》以友朋入戏的可能。

破“王言体”立“辞命体”——晚清学者刘熙载应用文概念的名与实新论

基于“辞命”从“国书”分化出私人书简的文体新变,刘熙载提出“若出于一人而亦曰辞命”的“辞命”观,立“辞命体”而不是“王言体”为应用文的源头。他从“辞命”作为“六辞之命”的本源出发推出“应用文”概念,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视“辞命”既是一个文种又是一种体裁的双重“辞命”观,突破了传统“辞命”观的一维视角;以“一人”二字淡化“辞命”作者的官方身份,凸显个体的“人”在写作活动中的主体作用,由其“文道”通达其“人道”;把应用文分为“上行”“平行”和“下行”,突显应用文是以作者和读者的有效沟通为目的的特殊文体,超越了唐宋以来对应用文体单向认知的局限;游离于“公文”的传统谱系,为应用文体裁和章法的独树一帜建立了“辞命体”传统谱系。他通过游离公文的“王言体”,摆脱传统骈体应制文表达的束缚;确立应用文“辞命体”,追求文本表达的有效性,保障了他对应用文命名和分类的名与实相符,为今人构建应用文所当蕴含的“文道”和“人道”传统提供了全新的研究思路。

唐严公贶、卢淑墓志考略

严公贶为唐代中期名臣严震之子、严公弼之弟,卢淑为严公弼之妻。严公贶墓志由时年71岁的柳公权撰文并书丹,是研究柳公权晚年书法艺术的珍贵实物资料;墓志内容补充了严公贶生卒年份、仕宦经历等信息,完善了严氏家族谱系。卢淑墓志由唐款撰文、严公贶书丹。两方墓志所载信息,有助于探讨冯翊严氏、范阳卢氏、河东柳氏等家族世系及其姻亲关系,也为寻找冯翊严氏家族其他成员的葬地提供了线索。

陕西西安长安区唐严公贶、卢淑墓发掘简报

2022年10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于长安区凤林北路东延伸段发掘了3座唐墓,出土陶俑、塔式罐、墓志等随葬品15件。根据墓志可知,M1墓主为卢淑,M2墓主为严公贶。严公贶为唐代中期名臣严震之子、严公弼之弟,官至通议大夫、左散骑常侍;卢淑为严公弼之妻。严公贶墓志为唐代著名书法家柳公权撰文并书丹,是现存唯一经考古发掘出土的柳公权晚年撰书的墓志。

一种技艺进步主义的性灵文学观--论刘衍文先生的《雕虫诗话》

《雕虫诗话》是刘衍文先生的诗文品鉴代表作。它是一部以创作为着眼点的评鉴著作,继承并发扬了性灵文学观念,以技艺为讨论的重点,重视作品的技艺完满胜于原创,与近代以来古典文学研究主流迥然有别。书中对具体作品的技法得失的讨论反映了刘先生特别的见解,虽然刘先生的见解仍有讨论的余地,但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突飞猛进的当下,刘先生这种细密的技艺研究可以还原中国传统诗文的创作机制,用以辅助技术,值得认真研究并发扬光大。

婚姻法视域下的延安文艺——以《刘巧团圆》《小二黑结婚》为例

自苏区至延安时期,中共对婚姻法的制定与宣传给予高度重视。去文牍主义的诉讼程序与广场化的司法方式,让民众获得权利并为自己发声。这一现象被韩起祥改编成说书《刘巧团圆》在乡间传唱,民众由此学到法律知识并向韩起祥提出意见,形成民众与文艺家互动。这一时期的小说也从“读与写”向“说与听”的模式转变。赵树理在其小说《小二黑结婚》中为现实惨案安置了光明前景,维护了追求婚姻自主的合法性的同时,让民众习得维护权利之道。不同的文艺形式对民间公共场所中调解案件的司法模式的书写,为延安时期的去文牍主义的司法模式提供了文艺场域,不仅彰显出对民众权利关怀的文艺精神,也为延安时期文艺家们的创作提供了新路径。

论刘禹锡对江淹的创作接受

从文学渊源的角度看,研究者多注重刘禹锡与诗、骚及杜甫的关系,而较少谈论其与六朝诗文之关联。具体到江淹这一家,刘禹锡不仅多在诗文中提及江淹及其作品,运用江淹的典故,还多有对江淹作品的拟写和词语袭用。《望赋》在学习江淹赋作结构的基础上继承了其以悲为美的审美意识。刘禹锡接受江淹的背景因素主要有三:一是二人经历相似,且都受楚地文化与文学之影响;二是刘禹锡有较强的六朝情结;三是《昭明文选》在唐代的流行促进了江淹作品的经典化。

基于RecurDyn的弹簧-液压式缓冲装置动力学仿真研究

缓冲装置对自动机后坐力、射击稳定性、系统的射击精度的影响至关重要,是现代自动机研究的重要部分。某中口径自动机采用弹簧-液压式缓冲装置,以该自动机为研究对象,基于多刚体动力学理论,运用Recur Dyn软件建立了其动态仿真模型,通过仿真计算,得到自动机8连发后坐部分位移与后坐力曲线,与该样机实测8连发后坐部分位移曲线和后坐力曲线比较,相对误差在5%以内,表明用该方法计算的结果比较符合实际情况。

HPLC法测定蒙药清咽六味散中甘草酸的含量及TLC鉴别

目的:建立蒙药清咽六味散中甘草酸的含量测定及薄层色谱鉴别方法。方法: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应用(Diamonsil C18 5μm,4.6 mm×250 mm);流动相:甲醇-0.2 mol/L醋酸铵溶液-冰醋酸(67∶33∶1);检测波长:250 nm;流速:1.0 mL/min;柱温:30℃;采用薄层色谱法对处方中的丁香、甘草、木香、诃子进行了鉴别。结果:甘草酸在0.506 2～3.543 8μg范围内与峰面积具有良好的线性关系,甘草酸的平均回收率为100.45%,RSD为0.82%(n=6);薄层色谱鉴别中各味药的特征斑点清晰,专属性强。结论:含量测定方法简便,精密度高,分离度好;薄层色谱鉴别方法专属性强,无干扰,可作为该制剂的质控方法。

中国广西唇柱苣苔属(苦苣苔科)一新种——黄花牛耳朵

报道了在广西发现的苦苣苔科唇柱苣苔属Chirita一新种,即黄花牛耳朵C.luteaYanLiu&Y.G.Wei。黄花牛耳朵的体态和叶形与牛耳朵(C.eburnea)相似,但前者聚伞花序俯垂,花冠黄色,花药与退化雄蕊先端密被白色绵毛。

对世界冠、亚军刘宏宇、王妍竞走技术的研究

刘宏宇、王妍是中国参赛第 2 7届奥运会争夺金牌的重点运动员。根据竞走运动员的技术动作必须符合国际田联规定的“竞走定义”,否则将被取消比赛资格的要求 ,对刘宏宇、王妍的关键技术采用摄像及录像解析系统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与分析。对符合“竞走定义”的技术动作给予巩固和完善 ;对不符合“竞走定义”的技术动作给予纠正和改进。其目的是使刘宏宇、王妍成功地参加第 2 7届奥运会。

广西半蒴苣苔属(苦苣苔科)一新种——红苞半蒴苣苔

报道了在广西发现的苦苣苔科半蒴苣苔属Hemiboea一新种 ,即红苞半蒴苣苔H .rubribracteataZ .Y .Li&YanLiu。该新种叶形与贵州半蒴苣苔H .cavalerieiL啨ｖｌ.相近 ,不同在于茎较粗且坚硬 ,总苞红色 ,萼片较长 ,花冠外面白色 ,无毛 ,下唇 3裂至中部。

试论刘晏的经济思想与财政改革措施

刘晏是唐代著名的理财家。他的经济思想以及所制定的财政改革措施具有一定的创新并附合时代特色。刘晏的经济思想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爱民为先”的执政理念。他的经济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有了市场经济的色彩。他强调从发展经济来解决财政问题。他整顿漕运、改革盐法、实施常平法等财政改革措施对增强唐王朝国力、安定人民生活起到了积极作用。他的经济思想及财政改革措施对后代影响深远。在今天,解决“三农”问题和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时,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刘晏模式”与中国历史上的工商经营

对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工商业经营,唐代以前基本上是完全官营或者完全民营,历史证明这不是最好 的选择。至唐代刘晏改革,以官营、民营二者有机结合为主要内容和特色的“刘晏模式”形成。“刘晏模式”有着丰 富的内涵,对古近代社会有重大影响,对今天的经济建设也有重要启示。

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对戴震理欲观的评析

理欲观是戴震义理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戴震义理学区别于程、朱正统理学的关键 所在。清末民初,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等学者大力阐扬戴氏义理学,力图恢复戴震的完整形 象,促使戴学成为显学。他们所共同关注者即为戴震的理欲观。由于阐释角度不一,所作的评析 差异较大。章太炎从政治视角理解戴震理欲观,认为戴震与程、朱并无根本冲突,双方是在政治 和伦理的不同层面上阐发各自观念。刘师培则分别用中、西学两种标准衡量戴震理欲观,既赞赏 其义理基于训诂,从而能超越宋儒的长处,又点明其不及西学严密的瑕疵所在。梁启超以哲学概 念评判戴震义理学,认为戴氏之理欲观是用“情感哲学”代“理性哲学”,与欧洲文艺复兴思潮在本 质上“绝相类”。这些评析,皆对中国近代思想、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成为规范戴震研究 的某种“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