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阳山之贬成因考释

韩愈阳山之贬的原因向来众说纷纭。两《唐书》所载其“上疏论宫市”一事应作为韩愈此次贬谪的导因。从历史之客观记载与人物之主观态度分析,以之构罪于韩愈的并非传统所论的幸臣李实,而是在德宗朝已阴为党羽的韦执谊、王叔文等永贞党人。柳宗元与刘禹锡虽无加害韩愈的主观故意,却有泄情于韦、王的嫌疑。韩愈对于韦、王诸人卑鄙行径的怨愤与控诉,也如实反映在了其后创作的诗文中。

刘禹锡与牛僧孺、裴度、李德裕唱和诗的多维互动考释

刘禹锡于永贞新政受挫后,二十多年间处于贬谪之中,虽然他积极进取,以唱和诗为政治交往工具,但终究未获得多大的实效。他与牛僧孺、裴度、李德裕的唱和,并不仅仅是诗人间的艺术观照。刘禹锡对三者的不同情感态度,在唱和诗中有较为明显的体现。他与三人的唱和在题材方面可以说无所不涉,在艺术手法方面则强化了用典的特征。刘禹锡与三人的唱和是政治交往的手段,因此对刘禹锡的诗风有一定的影响。

刘禹锡创作民风民俗诗缘由探析

刘禹锡深受自身遭遇、创作心态、民间歌谣、社会风气等方面的影响,创作的民风民俗诗反映了偏远地区的祭祀活动、生产劳动、社会生活、婚姻爱情等多方面的风俗人情,蕴含着丰富的民俗价值。厚重朴实的风俗传统与亲身经历使其诗与其他文人创作的民歌殊异;优美意境的创造与雅俗语言的兼备使其诗亦与普通民歌有别。

论刘禹锡七律的典范性

作为中唐诗歌的重要作家,刘禹锡的七律、七绝历来获得很高的评价。但当代学者的研究一直重视七绝而很少关注七律,未对刘禹锡在七律写作上的成就和典范意义有所揭示。刘禹锡现存184首七律,题材集中于唱和、赠答、送别和题咏。刘禹锡的七律,显示出他有着很强的把握体制的能力,不仅善于根据特定类型的体制要求来运用才能,更能根据写作意图和对象灵活处理内容与结构,突破传统规范的约束,创建新的规范。

陈师道苏诗师承论辨析

陈师道对于苏轼诗歌“始学刘禹锡”“晩学太白”的看法,在宋代的苏诗评论中广为人知。《后山诗话》在流传过程中虽有散佚,但此论为陈师道所倡应无疑义。对此论断进行深入查考,可以看出,此论虽有不够精密之处,但却是有其事实基础的。这种查考辨析的过程,有助于更好地把握苏轼诗歌的发展演变,也可以为古代文学批评材料的使用提供一个具体的范例。

“愚”:刘禹锡处世策略调整与对《庄子》思想的体认

贬谪之后的刘禹锡,在心理上需要面对各种复杂的情绪反应,反思之前锐意罔顾的处世方式,调整处世策略。他诠释了《庄子》“愚”的处世之道,以之守身全生,正确处理守“愚”与去“智”之间的关系,并认识到以“愚”处世的终极指向是“道”。刘禹锡体认《庄子》之“愚”,在实践意义上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效果,并将以“愚”处世主动升华到生存的美学维度,但建立在相对意义上的策略调整使他有时陷入自我矛盾的怪圈。

前度刘郎与贞元朝士:宋人对刘禹锡玄都观诗的接受

中唐时期,《幽明录》所载刘阮天台事开始作为故实进入诗歌,这影响了刘禹锡玄都观二诗的写作。晚唐孟棨《本事诗》首次将二诗缀合为一个完整故事,宋初《太平广记》抄录了《本事诗》的相关记载,在玄都观诗流传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苏轼首次将刘禹锡玄都观事纳入诗词写作,创造了“前度刘郎”这一经典表达,开启了玄都观诗在宋代的形塑。周邦彦的书写实现了“前度刘郎”在宋词中的经典化。南渡以后,“兔葵燕麦”与“贞元朝士”又成为诗人们偏爱的表达,其中寄寓了强烈的迁逝之悲和沧桑之感。

论刘禹锡对江淹的创作接受

从文学渊源的角度看,研究者多注重刘禹锡与诗、骚及杜甫的关系,而较少谈论其与六朝诗文之关联。具体到江淹这一家,刘禹锡不仅多在诗文中提及江淹及其作品,运用江淹的典故,还多有对江淹作品的拟写和词语袭用。《望赋》在学习江淹赋作结构的基础上继承了其以悲为美的审美意识。刘禹锡接受江淹的背景因素主要有三:一是二人经历相似,且都受楚地文化与文学之影响;二是刘禹锡有较强的六朝情结;三是《昭明文选》在唐代的流行促进了江淹作品的经典化。

迁客骚人刘禹锡、柳宗元被贬岭南所作诗歌之比较

刘禹锡、柳宗元诗歌独树一帜,自成一家。不同的文学史著作对其诗歌有不同见解。刘、柳人生经历相似,两人同因参加永贞革新二贬岭南地区,两人贬岭南所作部分诗歌都体现了讽刺意蕴以及佛教思想。不同的是,刘禹锡贬连州时所作诗歌多关注身外,具有政治夙愿,柳宗元贬柳州所作诗歌多写贬后惨况,沉郁顿挫。

唐代诗人事迹新证

新出土文献为唐诗研究提供了新的载体,诗人事迹的主要方面可以通过出土文献而进行拓展研究。诸如崔颢的郡望与仕历、韩愈的交游、苗发的行第等,都可以利用出土文献进行重要的补充。对于以正史为主的诗人传记资料的讹误,还可以通过出土文献进行订正,从而在原典实证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唐诗研究的空间。

刘禹锡与“竹枝词”的诞生

刘禹锡在朗州(常德)十年,文学创作方面最大的贡献,就是受傩祭、傩戏表演中唱词的启发,创制了"竹枝词"的民歌形式。刘禹锡在夔州任职之前,已经在朗州、连州(广东连县)盘桓17年之久,早已创作了许多竹枝词。因此,说竹枝词产生于刘禹锡在夔州(重庆市奉节县)任职以后,既与史载不符,也与实际不符。

近三十年竹枝词研究述评

竹枝词在中国古典诗歌里独树一帜。近30多年来,对于竹枝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论刘禹锡《竹枝词》,二是考辨竹枝词的源流,三是地方性竹枝词研究。其中,以地方性竹枝词研究最为广泛。

王维、柳宗元、刘禹锡对惠能禅的总结与推动

惠能是中国禅宗的实际创始人,惠能卒后,盛唐和中唐的三位著名文人王维、柳宗元、刘禹锡为其作了碑铭,扩大了惠能在盛、中唐整个知识界上层的影响。王、柳、刘的三碑充分揭示了惠能禅的特点。同时,王、柳、刘的文学创作又深受惠能禅的深刻影响,构成了禅与文学密切联系的重要一维。

论刘禹锡的中道观及其对文艺思想的影响

关于刘禹锡的哲学思想,以往讨论得比较多的,是以《天论》为代表的“天人交相胜”的观念。但是,从刘禹锡哲学思想与文艺思想的关系角度考虑,更值得注意的,应当是他的中道观。通过具体考察可以发现刘禹锡的中道观跟儒家、佛教思想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并深刻地影响着刘禹锡文艺思想特点的形成。首先,中道观念有助于刘禹锡以辩证的思维方式论述文艺理论问题,立论周备圆通;其次,讲求“时中”与“权变”相结合的中道思想,促成了刘禹锡崇尚通变的文艺思想的形成;第三,刘禹锡注重文艺社会功用的观念,跟强调“用中于民”的中道思想也有非常密切之关系。

士大夫情怀与刘禹锡词

在中唐文人中,刘禹锡的士大夫情怀是很突出的,因而其诗文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这同样影响了他的词创作。政治生涯的受挫,使得作者选择了词这种新型的文学样式,他的词表达了贬谪生涯的感受和思考,也充溢着对人生事物的哲理化思考。作者虽然明确提出依曲拍为句的词创作理念,但其创作实践依然还是以齐言为主,韵律上也和近体诗创作相类似。这些因素使其词有着明显的诗化倾向,但这并不是词人在词创作上的新探索,而是与他的士大夫情怀密切相关。

论刘禹锡与元稹的唱和诗

刘禹锡与元稹唱和的黄金岁月是贬居江湘时期。"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角色定位使他们经常以道义相勉、气节相励。离开江湘以后,他们唱和的频率与热度稍减,却依然不时藉诗鸿寄托闻声思念之情。尽管后来穷达有别、荣枯异路,且元稹饱受非议,刘禹锡却始终感念旧情,在微讽的同时不废友谊,并为其早逝一掬伤心之泪。

刘禹锡咏史怀古诗的类型和特点

刘禹锡的咏史、怀古之作大致可分两种类型 ,一侧重于表现主观情感 ,一侧重于观照历史兴衰 ;二者都具有反思历史的力度和体察人生的深度 ,而其有机结合 ,更形成一种强烈的批判意识和冲击力量。就艺术表现而言 ,虽自抒怀抱 ,又不露痕迹 ,令人初读 ,俨然咏史 ,细加品味 ,精义方出 ,并于“用意隐然”中带有悲凉沉重的人生感恨。

刘禹锡与巴山楚水

刘禹锡之佳诗多产生于贬谪时期 ,其中描绘巴山楚水的部分 ,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融 ,景物色彩明丽 ,寓含乡国之思。其描述当地的民俗风情 ,呈现出鲜明的地域色彩 ,充盈着浓郁的生活气息 ,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当地的劳动生产习俗、崇巫好祀风俗、喜好歌舞风情。这些与诗人坚定的信念、豁达的心态 ,及其心系朝廷、关心百姓疾苦 ,受南方文学、文学传统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

论刘禹锡与白居易的唱和诗

刘禹锡与白居易的唱和历程长达40年,约略可分为4个时期。他们遵循"相戒""相勉""相慰""相娱"的创作初衷,在不同时期、不同境遇、不同背景下,赋予唱和诗多种功能。其所抒写的固然都是一己之情怀,但其中往往融入家国之思和身世之感。两人势均力敌,作品难分高下。不过,刘禹锡唱和诗中所表现出的豪迈、壮阔胸襟和旷达、乐观情怀以及生生不息的辩证法思想,却是白居易诗所缺少的。而刘禹锡诗的含蓄蕴藉,也曾让白居易自愧弗如。

刘禹锡诗的风物民俗钩沉

刘禹锡久贬南方巴楚地区,其殊异的风物民俗在诗中多有反映,尤其对于生产劳动、衣食住行、婚姻恋情、宗教节庆、自 然景观、物产等方面探论深入,充分展示了刘禹锡诗歌的历史和民俗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