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轻击重,以笑写泪——论刘震云《一日三秋》的延津寓言

刘震云的新作《一日三秋》延续着他谐谑、游戏式的叙事风格,以“笑话”为核心串联起了神、鬼、人三界,讲述了延津市民的日常生活和生命经历。然而,在这些笑话、调侃的背后,是生活之烦闷与人生之沉重,由此小说达成了以轻击重的叙事效果。在延津市民无聊烦闷的背后,是生活的不如意和精神的孤独;在轻盈的笑话里,包裹着人们的血泪和伤疤。在叙事上,小说借鉴了中国传统志怪文学,塑造了一个人、神、鬼、兽共存的寓言世界。作者借用改画为文、融入戏曲和化用民间艺术等叙事手法,将沉甸甸的真情注入到充满传奇色彩的寓言故事中。

批判之刃与理想之灯——刘震云知识分子观之辨析及评判

刘震云在其文学创作和访谈中虽然常常对知识分子进行批判与嘲讽,但亦含褒扬之情,看似有些“暧昧”,但却深含反思之意。其实,刘震云的批判与反思旨在激励知识分子担起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他批判与反思的焦点从传统和现代两大视野展开:其一是知识分子在阶级分明的传统社会中铸就了深刻的精英认同感,却也因此与民间现实渐行渐远,进而催生了学究主义的倾向;其二是他们在现代社会被工具理性影响和操纵,展现出自私冷漠的功利主义倾向。刘震云希望知识分子能够摒弃精明和高傲的弱点,汲取“笨人”智慧,即持之以恒的毅力、与众不同的勇气和长期的追求。刘震云的探索无疑为人文价值的重估与重建提供了值得期待的方向,但其用以批判的武器同样需要我们予以辩证看待。

刘震云《一日三秋》中的“笑话”艺术

《一日三秋》基于现实生活的“笑话”本相,构建了一个纷繁复杂的笑话世界。《一日三秋》的艺术魅力不仅体现在刘震云钟情笑话背后深意,赋予笑话更为丰富的内涵,实现小说中笑话的艺术化表达,而且体现在以笑话为内核来构造小说,打通人间、梦境和鬼界,使之始终围绕着人物的生命轨迹将生活中难以言说的内容通透地表达出来。这一切可归结于刘震云对笑中含泪的审美追求,对民间立场的自觉坚守,以及对“理”的执着追寻。

解构的历史,荒诞的叙事--读刘震云的《故乡相处流传》

《故乡相处流传》是刘震云创作的转折点。在这部小说中,刘震云站在草根民众的立场上,打破了常规的时间观念,在流变的叙述主体和个人化“越界”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下,小说内容、主题呈现出对历史的解构、权力的消解,加之戏谑调侃的态度与荒诞幽默的笔触,营造出了一场语言任意组合的“大狂欢”,使小说展现出极其浓郁的后现代主义风格。

论刘震云对古典小说资源的创造性转化

刘震云近期的文学创作践行了一种立足民间、贯通中西又赓续传统的写作路径。刘震云融通古典小说技法,借世情小说的笔法勾勒现代生活,于嘻笑与荒诞之中展现几代人难以化解、表达的精神顽疾。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立场,融合古典与现代创作技巧,利用现代西方小说技巧设置叙事陷阱以模糊真实与虚构的界限,将文本引入双重时空。立足民间,精准地把握当代人精神病症的“气息”,并将其具象化为日常生活进行表达,展现中国民间生活哲学。通过赓续传统小说笔法,刘震云实现创作的自我“超克”,亦为当下现实主义创作提供了思路。

论刘震云乡土小说的流民书写

刘震云对中国当代乡土地域的写作产生重要影响,尤其对河南北部地区旧中国流民现象的表现十分典型。刘震云小说剖析流民现象中“出走”的文化主题,探析其形成的深层原因。“流民现象”在刘震云的乡土书写中不仅突显其对于故乡景观的个体性观照,也表征其对于农村地域文化经验的深刻考察与阐释。

论刘震云官场系列小说的“权力”特征

从日常生活角度,分三个方面探讨刘震云官场系列小说的"权力"特征:一、权力在日常生活中以日常权威和权力崇拜的形态出现;二、权力的运作方式:权力和日常生活通过社会关系网络产生互动,"关系"是其互动的润滑剂;三、权力游戏的动因是争权夺利和琐碎的日常生活事件,权力游戏是荒诞和无意义的。

刘震云小说权力批判的审美价值

刘震云对于权力腐败的批判和揭露在其创作初期就已经开始了。他以形象生动的审美方式和艺术良知,借助自己零度叙述和模糊人物形象的塑造方式,揭示了现实生活中的权力腐败现象,审视了权力腐败的关键和重大危害,尤其是揭示了权力腐败对民族生存、民族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危害,完成了作为一个作家责无旁贷的社会责任。

民间精神与荒诞的权力运作机制——论刘震云《我不是潘金莲》的叙事伦理

刘震云持之以恒地关注权力对人性、对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他最新的长篇小说《我不是潘金莲》中,被权力挟持的荒诞生活更是被他提升到一种寓言化、传奇化的境界。在游刃有余、幽默迭出、清简传神的明清话本风格般的叙述中,刘震云展示了敢于担当的民间精神对荒诞社会的不公不义的反抗,暴露出了社会的权力运作机制的荒诞性,从而逼迫人们深入反思当今社会的可能出路。这无疑是富有启示性的叙事伦理指向。

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叙述方法

本文从四个方面来论述《一句顶一万句》的叙述方法:一、叙述时序的闪回和闪前。从闪回和闪前的各种不同类型入手,结合文本分析其产生的效果。二、主人公的"功能性"和"心理性"。两位主人公的功能性体现在他们的生命历程建构了小说的框架,心理性体现在他们展现了浮生百姓生存的艰难和精神的孤独。三、隐蔽的评论方式。从叙事距离和人物言行两方面来分析作者如何于无形中诱导读者的感情倾向,隐蔽地表达其对世事人生的态度。四、全知中的空缺。通过两种不同类型的空缺——暂时性空缺、永久性空缺,来说明空缺可增加悬念感,调动读者阅读兴趣,同时还可延伸作品意蕴。

习以为常和迷茫不解处见丑恶与悲惨——论刘震云小说中的鲁迅因子

刘震云被称为一位鲁迅式的作家。他执著于从日常生活、社会生活、历史生活中揭示民族精神的奥秘,体现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强烈的忧患意识,其小说创作中有着非常明显的鲁迅因子。他在对国民奴性和权力崇拜的批判与反思,冷峻叙事风格的运用,敢于直面现实、直面人生的创作态度以及对正统历史观的颠覆与戏谑的文体品格等方面,继承了鲁迅精神的遗传因子,鲜明地体现出与鲁迅跨越时空的契合。

伦理旨归、精神取向与生成路径——论刘震云小说的审丑书写

刘震云的小说文本有着鲜明的审丑表现。审丑风景主要体现在语言、形象和事件三个方面,显示了作者强烈的伦理之维的批判意识。而欲望与反崇高之旗的相互编织构成了丑态所蕴含的精神内涵。审丑的生成路径则是与商品化的场域、传统文化资源和作者自身的身份意识紧密相关的。对刘震云在丑的书写中似有的迷恋之嫌与恣肆快感,是需要保持警惕的。

技术理性世界遭遇言说的尴尬——解读刘震云长篇小说《手机》主题意蕴

现代人在技术理性世界交流信息和沟通情感的处境是尴尬和无奈的,文章试图从这一角度出发来分析刘震云《手机》的主题内涵。小说不仅揭示了现代人“说话”的混乱和无助,而且指出了在这样的生存状态中,人类最终将丧失自己。同时在对现代人的荒诞境遇极尽戏谑嘲讽之后,也试图为其寻找存在之家,呼唤人们能重返大地诗意的栖居。

刘震云赵树理比较论

刘震云的小说从叙述语言到人物心态,乃至人物对话,都与赵树理有惟妙惟肖之处。但刘震云的作品从一开始就与赵树理小说在对待现代性的态度方面有根本的不同。刘震云晚近的小说更是把自己的创作理念推向极端,坠入了虚无的恶趣。

无意识的男权书写与有意识的女性观照——论刘震云写作中的男权意识及新作《我不是潘金莲》的女性悖论

作为一名男性作家,一直以来,刘震云因深邃的主旨立意和独特的叙述方式而备受大家关注,但鲜有论者提及其写作中的男权意识。在新作《我不是潘金莲》中,刘震云意欲以一本书的方式去接近李雪莲,从而塑造出一个全新的理想女性形象。但有意识的女性观照与无意识的男权书写相抵牾,形成了新作中关乎李雪莲形象的系列悖论。

新时期先锋文学的民族性诉求

中国文学的民族性主要特质为"明道济世""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养吾浩然之气"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的情感化、意象化,叙事的情节化、白描化。看似远离民族文学传统的先锋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却更加接近文学民族性的内核,它拉近了我们久已疏远的古典美,从中我们依稀嗅到了更多久远而绵长的民族气息。

探寻人性的幽微——论刘震云小说的创作思想

刘震云的小说通过描写灰色庸俗的生活方式,表现生活丑陋、病态的本相,观照沉潜在人物精神世界中的对权力的崇尚,彰显的是国民性格中的民族痼疾,为人们提供了审视历史的新方法以及重新认识、反思民族历史与文化的独特视角。

试论刘震云小说的平民化语言风格

刘震云素以"新写实"作家著称,其小说大多反映社会底层的生活,所以在语言表达上,他尽量避免知识分子精英式的言语,力求一种平实、自然、不尚词彩、不饰雕饰的"流水账"式的陈述方式。但这种日常大白话的原生态话语,并没有给读者一种索然无味的枯燥感,而是淡中有味,将生活以最真实的样貌彻底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形成独具特色的民间写实风格。本文将从世俗化的民间写实语言和平民化的书面写实语言这两方面来分析刘震云小说的平民化语言风格。

“中国形象”的书写与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从《一地鸡毛》英译本谈起

"世界需要通过文学观察中国,中国也需要通过文字来展示自己的真实形象",伴随着中国作家莫言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步伐,"世界阅读中国的时代"已然到来。然而,在"世界阅读中国"的迫切诉求之下,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进程却步履维艰。这其中,翻译所扮演的角色同样耐人寻味。基于此,拟以当代作家刘震云的小说《一地鸡毛》的英译过程为考察对象,探讨"中国形象"的书写以及中国文学"走出去"语境下中国当代文学译介的诸多问题,提出"零度翻译"的概念,同时关照译者模式选择的相关议题。

从文化离散视角论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以刘震云小说的译介为例

近年来,"新写实主义"代表作家刘震云在海外不同国家屡获文化殊荣,足以证明其作品在异域文化里的接受度和影响力。本文以刘震云小说的译介为案例,从涉及跨民族、跨文化内涵的"文化离散"视角,来探讨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作品选择、译者模式、翻译策略及译介路径;并重点分析在协调中国文化传播与文学可读性及与异域大众文化融合之间的关系时,华人离散译者群体能起到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