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u-Liu-Liu-Liu系统的混沌同步

基于Lyapunov稳定性理论,利用非线性反馈控制原理,设计了合适的控制器,实现了具有丰富动力学行为的Liu-Liu-Liu-Liu混沌系统的自同步以及Liu-Liu-Liu-Liu与Lorenz系统间的异结构同步。并用Matlab仿真,给出了同步轨迹图和误差图,结果表明驱动系统和响应系统能够很好地达到同步,理论和仿真都验证了所设计控制器的有效性。

Liu-Liu-Liu-Liu系统的混沌同步

基于Lyapunov稳定性理论,利用非线性反馈控制原理,设计了合适的控制器,实现了具有丰富动力学行为的Liu-Liu-Liu-Liu混沌系统的自同步以及Liu-Liu-Liu-Liu与Lorenz系统间的异结构同步。并用Matlab仿真,给出了同步轨迹图和误差图,结果表明驱动系统和响应系统能够很好地达到同步,理论和仿真都验证了所设计控制器的有效性。

柳宗元曾祖父柳从俗墓志考释

传世文献中,柳宗元的曾祖父做柳从裕,新出土《唐故朝散大夫柱国行景城郡清池县令柳府君墓志铭》则做柳从俗。新出土墓志补充了柳宗元曾祖母、祖父辈等世系信息,提供了更为准确、详细的世系情况,所以,做“从裕”当是后人的误刻误写,考证做“从俗”为是。

国家安全学是怎么诞生的——评《刘跃进国家安全文集》

在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时代大背景下,研究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能够为维护国家安全实践提供智力支持和理论支撑。目前,学界公认刘跃进教授是我国国家安全学的重要领军人物,为我国国家安全学的诞生、发展和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其对国家安全学理论的学术探索不仅是系统的,而且是不断发展的。《刘跃进国家安全文集》是刘跃进教授关于国家安全基础理论和国家安全学理论的阶段性学术总结,通过研读文集,可以系统把握其国家安全思想理论。

《乙弗玉墓志》《刘媚墓志》辨伪

《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山西卷)第一册所录久视元年(700)《柳行满妻乙弗玉墓志》《柳行满妻刘媚墓志》存在诸如志文大量抄袭他志、对拥有郡君封号的志主称呼不当、墓志盖题与首题国名不协、同墓不应出土同时刻制的三通鸳鸯志等问题,此类现象说明《柳行满妻乙弗玉墓志》《柳行满妻刘媚墓志》并非唐人原创,而很可能是今人以久视元年(700)《柳行满及妻刘媚乙弗玉合祔志墓志》所述柳行满妻乙弗玉、刘媚行迹为蓝本,大量抄袭久视元年(700)《柳行满及妻刘媚乙弗玉合祔志墓志》、万岁通天二年(697)《韦君妻王婉墓志》、仪凤二年(677)《贾整及妻陈氏墓志》文本赝造的伪志。

“南柳北陈”考论

民国时期我国最有声誉的历史学家是在南方执教的柳诒徵和在北方执教的陈垣、陈寅恪,此即“南柳北陈”现象。“南柳北陈”说最早出现于蔡尚思1935年发表的《学问家与图书馆》一文中,初指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柳诒徵和陈垣。其后,继40年代“部聘教授”和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评选后,“二陈”中陈寅恪的名气逐渐赶上并超过陈垣,使得“南柳北陈”说的含义发生变化。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经过钱穆、蔡尚思、苏渊雷、柳曾符、卞孝萱等人的评说,“南柳北陈”说逐渐由“指柳诒徵和陈垣”向“指柳诒徵和陈寅恪”演变,反映了新时代学术生态和学术评价的变化。

柳宝诒与吴鞠通治疗痢疾病案异同研究

目的 分析柳宝诒和吴鞠通治疗痢疾医案的异同,探索2位医家治疗痢疾的用药规律。方法 以《柳宝诒医论医案》和《吴鞠通医案》中治疗痢疾的医案为研究对象,采用Excel2010软件统计用药频次、功效分类等,分析其用药规律、病机治法的异同。结果 柳宝诒治疗痢疾以理气药、止血药、补气药、利水渗湿药为主,高频药物为木香、白术、枳壳、桔梗、砂仁等,吴鞠通治疗痢疾多用清热药、理气药、补血药、利水渗湿药,高频药物为黄芩、白芍、木香、黄连、神曲等。结论 柳宝诒和吴鞠通对痢疾的病因病机认识基本相同,吴鞠通治疗痢疾强调初痢以祛邪为主,多用清热药和理气药,久痢有虚实之分,以攻补兼施、扶助正气为主。柳宝诒在痢疾病机认识上创新性提出“宿垢”观点,治疗上提出“疏化”之法。

“成”于樊哙,“归”于四皓:刘邦废太子失败发微

刘邦废太子失败的原因不是人们一般所说的张良和“商山四皓”的鼎力支持,当时也并没有很多大臣谏阻刘邦废黜太子。废太子失败的原因是当时吕后的妹夫樊哙统帅大军,樊哙曾经暗示刘邦决不允许赵王刘如意登上帝位,刘邦由于需要用他平定各地的叛乱而对此无可奈何。在刘邦去世前的最后几个月,他曾经密谋铲除樊哙,为废除太子铺平道路,只可惜这一计划还未能实施,刘邦就已去世,刘盈得以登基,是为汉惠帝。“商山四皓”保住刘盈太子之位的说法,是后世的重新阐释,或曰“历史书写”所导致。

工业文化视域下柳州祭祀柳宗元的内涵意蕴及当代价值探析

祭祀柳宗元是柳州的文化传统,旨在纪念柳宗元开创柳州文风之先、为民造福、平等待民的功德。新时代,应从加强顶层设计,提升功能定位,挖掘柳宗元文化经济价值、教育内涵及其与柳州少数民族文化、工业文化契合之处等方面出发,积极探索传承弘扬柳宗元文化的新路径。祭祀柳宗元对厚植柳州城市文化底蕴,推进文化强市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检寻文献,阐扬遗徽——陈训慈致柳曾符书札五通考释

陈训慈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图书馆事业家。笔者收集了陈训慈自1986年至1987年间致柳诒徵长孙柳曾符的五通手札,内容涉及陈训慈参与其恩师《柳翼谋先生纪念文集》、同门王焕镳《因巢轩诗文录存》的编纂工作,并担任《长怀集》编纂顾问的相关史实,可见陈训慈晚年勤于记录师友学行交谊,阐扬遗徽,展现了其留存文献、记录历史的图书馆人和史学家精神。

晚清台湾道对财政职权的掌控——兼论二刘之争的制度根源

自台湾地区开港以后,闽省当局为加强对台湾地区更治和财政的管理,赋予原先主要作为监司的分巡台湾道兼理税厘、盐课的财政职权。台湾道由此逐步建立起对台湾地区地方财政的掌控,并在日渐严重的边疆危机下形成制度化实践。这一特殊的财政体制运行至中法战争期间,与近代以来地方督抚在战时基于筹饷需要而倚重的粮台制度并不贴合,加之湘准域和文武之别等因素,激化了闽省与台道之间矛盾,从而发生了对晚清台湾政局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二刘之争。

清刘文淇、刘毓崧地理方志校勘述评——以《宋元镇江志校勘记》《舆地纪胜校勘记》为例

清人刘文淇、刘毓崧父子共同完成了4卷《宋元镇江志校勘记》和52卷《舆地纪胜校勘记》。针对未经编次的辑本宋、元《镇江志》,刘氏校正了文字段落、类目篇章、行款格式等,厘清了混杂的诸志并各复其貌。还利用新发现的影宋抄本《舆地纪胜》,爬梳群籍、着力他校,通过地志体例特征,以理校的方式,配以精深的小学功底,最大程度存真复原。在整个校勘过程中,刘氏态度通达、实事求是,还归纳总结了校勘理论,虽偶有失误,但瑕不掩瑜。

思想转进与词风嬗变——湖湘“二刘”交游唱和考论

刘永济与刘异皆为20世纪旧体文学史上备受瞩目的湖湘文人。1928—1943年间,“二刘”交游密切、唱和频繁,刘异也因此成为湖湘师友群体的代表人物。“二刘”三次主要的诗词唱和及其留存的50余篇唱和作品,表现出内容上以书写国事与民族感愤为主,形式上多采用题序与自注等的重要特质。这些作品,不仅折射出抗战时期一代文人的心灵,而且有效促进了刘永济对“梦窗”与“苏辛”词风特质的融会,为深入探究刘永济文学思想及其词风嬗变提供了重要参证。

韩愈阳山之贬成因考释

韩愈阳山之贬的原因向来众说纷纭。两《唐书》所载其“上疏论宫市”一事应作为韩愈此次贬谪的导因。从历史之客观记载与人物之主观态度分析,以之构罪于韩愈的并非传统所论的幸臣李实,而是在德宗朝已阴为党羽的韦执谊、王叔文等永贞党人。柳宗元与刘禹锡虽无加害韩愈的主观故意,却有泄情于韦、王的嫌疑。韩愈对于韦、王诸人卑鄙行径的怨愤与控诉,也如实反映在了其后创作的诗文中。

岭南经方家黎庇留、易巨荪运用温阳法特点探析

黎庇留与易巨荪是近代岭南著名经方家,分别著有临床医案著作《黎庇留经方医案》和《集思医案》。通过研习此两本医案,发现两位医家均重视阳气、善用温阳法,且学术思想相近,具体表现为:方证辨证,在运用温阳法时尤为突出,不仅据证定方,还根据方证病机延伸经方的应用范围;注重望神,通过望神辨知脏腑阳气虚损情况;重视胃气,以胃气知阳气、判病势;强调守阳,通过守方、守法以守阳;阴阳两伤,以补阳为要,补阳可化阴,阴分可渐自生。黎庇留与易巨荪两位医家重温阳、善温阳,其有别于岭南多数医家忌用温法的治疗思路,可为现代中医临床提供借鉴。

论元祐时期的武帅静边——以刘舜卿、刘昌祚事迹为中心

庆历以后文臣成为经略边疆主力,此后虽有武臣为帅,但多与战事相关。元祐时期,文帅难得,宋廷在吕大防的建议下任命刘舜卿、刘昌祚两位武臣为帅,靖绥边境。但在元祐息兵政策下,刘舜卿、刘昌祚权力受限,未能在御敌过程中有所作为。元祐党争背景下,前线帅臣人选成为宰执政治博弈焦点,武帅被迫卷入党争,成为政治博弈的筹码。

历史意识与历史学——以刘知幾《史通》为中心

历史学在文化经验中展开。中国文化注重历史理性,由经验认识事物原理构成主要认知途径,故历史意识凝重,史学充盈于一切知识之间;欧洲文化重逻辑理性,故哲学统摄史学。中欧史学具体形态、表现差异,皆与此相关。细读刘知幾《史通》,重新审视中国传统历史学总体意境、史学形态,以及实录、直书、褒贬、疑古、史才等命题,可以感知此种凝重性。当代史学理论探讨过度聚焦于19世纪欧洲客观主义史学缺陷,于中、西历史学更远传统关照不足,在对欧洲客观主义史学矫枉过正基础上提出的种种历史学“转向”说,多基于对历史客观性的否认或规避,虽各有扩展历史学视野意义,但就其涉及的历史学本质问题而言,失之轻率。

《荆州占》辑佚导论

文献不足征是困扰汉晋天文星占学研究的一大难题。而在汉晋六朝的天学之中,具有承上启下作用、能反映荆州学派学术特色的《荆州占》无疑颇具辑佚价值。文章对《荆州占》及其流布过程做出介绍,并对此书的辑佚原因与佚文来源进行说明,同时就辑佚《荆州占》过程中所发现的同条异引、引文来源不同等文献问题展开讨论,最后结合文献基础,对恢复《荆州占》旧貌做出尝试。

清刘宝楠、刘恭冕《论语正义》校雠学论析

刘宝楠、刘恭冕父子皆是清代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父子接续而成的巨著《论语正义》二十四卷,对汉代《齐论》《鲁论》《古论》三家异文的考校颇具特色。刘氏的校勘以对校为基础,以理校为主要方法,能将其对小学的纯熟精妙地运用到校勘之中,从而判定异文差异的缘由。对于他书征引的文字,则能进行考证分析,推测异文来源。此外,篇章及作者问题的考证也是刘氏工作的重点。当然,刘氏的校勘同时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之处,如列异文而少识断以及考证不精等问题。

方苞暨桐城派“抑柳为甚”论平议

方苞的柳文批评,外厉而内温。其外厉的一面引发了桐城派内部的强烈反拨,其内温的一面为桐城派内部的柳文批评转向导夫先路。方苞之后,桐城派的柳文批评由抑柳向尊柳发展,出现了刘大櫆、林纾、吴汝伦、吴闿生等尊柳批评家。清人有“方苞抑柳为甚”的判断,其实方苞并没有到否定韩柳并称的严重程度,他对柳宗元山水游记的称许,对柳宗元文学成就的知重,即使在明清时期的柳文批评家中也屈指可数。后来“方苞抑柳为甚”论泛化为“桐城派抑柳为甚”论,与实际情况更不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