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皇后生年辨疑

宋真宗皇后刘氏生年,在宋代史籍中有太祖开宝二年、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两说。因史书记载刘氏“在襁褓而孤”,故通过辨析刘氏之父刘通卒年、刘氏“年十五入襄邸”的具体年份,考知其当生于太平兴国三年下半年或四年初,于淳化四年或五年“入襄邸”,其明道二年崩时享年五十五岁或五十六岁,而非《宋史·后妃传》所称之六十五岁。宋代官史中涉及刘皇后生年诸记载之紊乱、抵牾的原因,可能为讳饰刘皇后初嫁龚美时曾有生育之事。

钟嵘、刘勰对于晋宋诗学状物追求的真实态度

面对晋宋诗学呈现出的重视文辞、追求写物的倾向,钟嵘和刘勰均提出了一定的批评意见。长期以来,学界多认为此乃钟、刘对晋宋诗学的形式主义的批判。而实际上,二人并未否定晋宋诗学的状物、尚辞倾向,亦不曾主张以应物斯感的比兴传统来纠此写物倾向之“偏”,更未因此否定晋宋诗学的价值。而晋宋诗学也并非是所谓“物”现而“感”藏。

论刘宋时期嵇康形象的符号化及文化意义

嵇康名士形象的多方位立体解读与构建,主要完成于刘宋时期。陈寿《三国志》对嵇康记载简略,刘宋时期是嵇康事迹、传记撰写最为丰富的重要阶段。在刘宋时期,嵇康的形象更加固定,呈现出文化符号的特征。他们以绘画方式将嵇康名士形象可视化,以文学描写将其固定化,以“嵇生琴”等文学意象加以强化。相较于两晋士人对嵇康艺术的、审美的、毫无功利的、纯粹的欣赏与赞美,刘宋士人对嵇康的接受与理解则有其深切的政治动因。刘宋士人对嵇康的追念既是对现实的对抗,又是情感上获得共鸣与自我宽解、心灵寄托的需要,从而形成了嵇康的立体多重艺术形象及文化符号意义,影响深远。

刘宋对扬、荆、豫等要州的分合述论

东晋南朝时期,由于扬州、荆州、豫州、南徐州和南兖州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重要性以及历史教训,刘宋君主对这些要州格外重视,多次予以分割、合并。宋武帝和宋文帝对荆州和豫州三次分割是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两次合并是为了征伐北魏。对南兖州和南徐州政区的调整是为了增强它们的实力,更好捍卫京师建康;其次是平衡它们的势力,让二者互相制衡。宋孝武帝和宋明帝多次对荆州、豫州分割也是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荆州经过刘宋时期的多次分割,由宋初的31个郡变为11个郡,实力严重削弱,雍州的实力则是不断增强,二者形成此消彼长的态势,这对当时和以后的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襄阳豪族与刘宋大明土断新论

刘宋孝武帝时,襄阳豪族的豪族经济产业已经初具规模。刘宋朝廷若要通过土断获得更多承担赋役的编户小农,只能从上游襄阳地区着手。大明土断中,主持土断的王玄谟极力迁就襄阳著姓家族的利益,而对当地土豪、流民强制著籍。“九品以上租”政策威胁到了襄阳著姓的经济特权,因而招致他们的强烈反抗。大明土断后,四方民户的不断流入,襄阳豪族经济得以持续发展。襄阳豪族凭借地理优势,从丝路贸易中获取了大量经济利益。

刘宋文学传播群体考论

刘宋时期,文学创作与传播表现出鲜明的群体化特征,与其特殊的时代与文化因素有关。文化权力与文学创作的交织,推动了以帝王为中心的官僚群体、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群体和以志趣为导向的文人交游群体的形成。三个群体自觉不自觉地提出各自的文学创作主张,并在创作题材、创作主题、审美风格上形成趋同性特点,表现出一定的流派意识,共同促进了南朝文学的繁荣。

褚渊:从宋明帝的顾命大臣到齐高帝的佐命功臣

刘宋时期出身高门士族的褚渊,父子两代联姻皇室,深受宋明帝的信任,被委以托孤之重任。但他却投靠权臣萧道成,辅佐萧道成灭宋建齐,由宋明帝的顾命大臣转变为齐高帝的佐命功臣。其客观原因是刘宋晚期政治腐败、积重难返,其主观原因则是当时门阀士族普遍而浓厚的家族利益高于国家利益的观念以及褚氏家族利益至上的传统。褚渊在萧道成建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褚氏家族赢得了荣华富贵。但褚渊的行为与传统儒家忠君思想背道而驰,受到社会舆论的普遍讥讽。

区域性当代建筑理论研究的路径与文本转译的理论基础

在积极建构中国当代建筑理论体系的背景下,以提供区域性的基础支持为目的,对区域性当代建筑进行以省域为单位的深入化、特性化理论研究。针对这种研究的路径,以及研究中建筑作品与建筑理论转译的理论基础展开探讨,借鉴微观史学的研究、叙事路径及诠释学、图像学的研究方法,形成了以文字文本、建筑作品、建筑观念为研究对象的深入化、特性化研究路径,明确了建筑作品与建筑理论之间转译的诠释学、图像学基础。提出了转译中应注意的建筑图像文本的阐释具有多样性、图像文本的客体解读具有与主体信息不同的可能性、以文字为主、图像为辅的建筑理论诠释方式等三个问题,为以省域为单位的区域性当代建筑理论研究明确了研究路径,阐明了转译问题的理论基础。

刘绍攽《诗经》学阐释思想初探

刘绍攽《诗逆志》作为其研究《诗经》的主要著作,其《诗》学以“陶性情,劝善恶”的儒学传统诗教为要旨,中和汉宋二家,旁举博征清人论说,体现出汉宋兼采的审慎态度。同时刘绍攽以训诂音义来疏解文本表义,并以考据史实与探阐义理来挖掘圣人深旨,以文本语境与历史语境的双重考证来深化《诗经》教化育人、移风易俗的社会性功用,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解《诗》非“汉”即“宋”的偏颇之见。

从“形似”论探析柳永词中的北宋风景与绘画

词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发展至北宋,表现领域不断开阔,词人兼具画家眼光,积极把握各种风景,词也同其他文体一样具备“形似”特征。“形似”论在词与画中的互动阐明了这一文论的发展溯源和词画领域之间的“出位之思”。柳永词中的北宋风景借鉴绘画创作的视觉感知,仿若身临其境,其山水风光之词,镜头感极强,形似逼真;其都市气象之词,画面感扑面而来,巧构形似。在“形似”论的艺术审美风尚观照下,表现在柳永词中的审美追求为“了然境像,故得形似”和“词中有画,画中有韵”。

刘宋皇族之“本无术学”及其行为粗鄙化之表现

刘宋皇族出自寒门,在文化上与士族社会不同。刘裕"本无术学",其为人"轻狡无行",缺乏士族名士的风雅。其子孙虽有个别人趋于名士化,但大多依然如故,在学术上庸鄙粗陋,在行为上无视礼法,亵渎伦理。究其根源,正在于其寒门家风的延续。

刘宋晚期的政权重构与高门士族的权势复升

宋明帝以宫廷政变弑君夺权后,形成了依赖高门士族的政治路线。一方面是缘于他缺乏长期主政州郡的经历,身边并无可资依赖的政治军事集团。另一方面是因为在与刘子勋的皇位争夺战中,宋明帝占据京师“以中制外”,聚居于建康的高门士族安危、利益均系于其帝业成败,双方具有合作需求。宋明帝对晋宋士风的认同,对高门士族理政才能的承认,是他依赖高门士族、维护“高流官序”的心理基础与情感取向。得益于泰始初年的政权重构,高门士族的政治权势在经历了孝武帝的压制之后有了较为显著的回升。后废帝时期袁粲、褚渊与萧道成、刘秉共同“平决万机”的四贵体制,正是宋明帝时期高门士族权势复升的历史结果。

扬州“一州两格”与宋明帝的上台——孝武帝置王畿的政治影响

自孝武帝以来,刘宋财政日趋依赖扬州东土诸郡(三吴、吴会)。在政治上,孝武帝将浙江东五郡划出扬州暨王畿范围,造成“一州两格”的格局。景和、泰始之际,东土诸郡在会稽的主导下起兵,便是孝武帝改制的反向后果。孝武帝以来建康朝廷的王畿化使东土诸郡与建康之间的人事关系错综复杂,这是东土士族、豪强的地方势力在战后得以留存的重要原因。控制东土诸郡的宋明帝“以中制外”、重构了政权,但东土诸郡为此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宋明帝时期,浙江东五郡在扬州之内仍被区别对待。泰始五年(469)蔡兴宗主政会稽,浙江东五郡与建康朝廷良性互动,孝武帝改制以来扬州“一州两格”的局面才稍有改变。

元末明初江西十才子论考

西昌族群的核心,是"南唐故家"。出于对家族来源的永久追忆,南唐故家有外向的文化心理。尽管得天独厚的居息环境,使故家旧族成员无慕外累;但这种自足的生态,并不导致自我封闭。而西昌便利的水陆交通,也为居民出行提供条件。只要交通无阻,人事没有挂碍,西昌文士游历的身影,就会出现在大江南北。当元末江淮兵兴,南北交通被阻隔,西昌文士虽不能肆意远涉,却仍在省郡范围广泛交游。他们以西昌文苑为基地,近交吉安路的名士才彦;再沿着驿道,或顺着赣江,往北过临江路,通达省会南昌。就是在这条交通线上,他们与两地文士来往。而从反方向来看,西昌踞江西南部交通要道,是去往闽中岭南的中继站。从南昌临江方向来的文人,就有机会同当地文人交往。元末临江和南昌两地,汇聚了一批文雅之士。此两地人员频繁交往,所行文事又密切联动。他们或以德性学问相尚,或以书画诗歌文章交好,共同推动此方文学活动。当西昌文人一旦来仪,就会与他们发生交往。而西昌文人道艺双修、学道工诗的品质,也更能引起同类关注、激发尚友的热情。在这三方文学资源中,最强劲的是西昌文学。它以僻处一隅的次文学群落优势,竟占据这场三方联动的核心地位,从而主导元末江右文学的总态势。而在这个总的态势下,又形成多重文人圈属,有所谓十才子、七诗友等组织形式,呈现元代末世的江右文学繁荣景象。所谓江西十才子,应是个动态组合。以核心九成员为基数,从刘崧的交游圈计算,加郑大同即为十才子;从杨彭的交游圈计算,加刘永之即为十才子;从王佑的交游圈计算,加兄王沂即为十才子。而且,这种组合是出于某种默契,当时并没有谁来明确圈定。

刘宋的“东服”秩序与东亚的多边关系

刘宋建构的“东服”秩序,将百济、高句丽、倭国等纳入其中,塑造了东亚的地缘政治结构。刘宋承认高句丽在朝鲜半岛的霸权,但选择由百济承担“方位”之任。百济借刘宋权威清除亲倭势力,配合刘宋的“东服”秩序,此后其国势盛衰与刘宋相伴。高句丽、倭国是“东服”秩序中的不稳定因素。元嘉二十七年(450)宋、魏战争后,高句丽南击新罗、百济,二国被迫结好倭国,倭国地位上升,但倭国转而进犯新罗、威逼百济。孝武帝恢复元嘉时期的“东服”秩序,降低倭王官品、剥夺其都督权限。“东服”秩序的瓦解始于宋失青州后,百济被迫“奉藩”北魏。汉城百济覆灭后,倭国积极经略半岛,并在宋齐易代前夕上表影响南齐的天下构想,成为刘宋“东服”秩序瓦解的最后环节。

风起田野——杨荫浏与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民间音乐考察

杨荫浏带领他的同事在20世纪50年代后开始从事的一系列民间音乐考察,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举动,为中国音乐学积累了第一批研究型考察的历史经验,这些经验和方法今天依然适用,总结经验并与音乐文化人类学相关的讨论相互比照,将会提升今天的学术眼界。

北魏对刘宋的和亲与皇室婚制的汉化

北魏与刘宋之间的和亲是贯穿宋魏间前期交聘的一个核心议题,但三次和亲之议都因刘宋"依违不绝"的态度而未能成功。北魏在向刘宋求和亲时体现出鲜明的胡族政权特征,表现为将南方的宋看作中原王朝,而对己以胡族政权自居。魏太武帝死后,北魏对和亲的态度不再积极,这与北魏王朝婚姻观念的汉化密切相关。以和亲为名的部落交婚胡族遗制,也在北魏皇室婚姻制度的汉化背景下逐渐消亡。

萧梁官班制的形成考论——以流外七班、三品勋位及蕴位为中心

宋齐勋位具有二重性——起初具有乡品的性质,后来发展为官阶,它有七个等级。北魏流外七等、萧梁流外七班与宋齐勋位的诸多相似性,证明二者都由后者继承发展而来。梁流外七班继承了宋齐勋位的官阶数量,三品勋位承袭了宋齐勋位的名称。士族依靠门第从流内十八班入仕,寒微士人凭借才学从流外七班起家,一般庶民从军人或胥吏做起,积累军勋、吏绩或年劳到一定程度才得以从三品勋位或蕴位起家;三品蕴位及勋位迁流外七班,流外七班迁流内十八班,三者等级分明。因此,三品蕴位及勋位位居流外七班之下。

试论刘宋东宫武官制度

刘宋的东宫武官在南北朝军事逞胜的外环境和刘宋皇权不断加强的总趋势下得到了较大发展。刘宋四帝对于东宫武官制度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政策。宋武帝恢复晋末罢废的太子二率 ,增设太子三校、三将等职官 ;文帝时二率、三校成为东宫主要武官职 ;孝武帝大力罢省东宫武官 ,削抑东宫势力 ;明帝则再度恢复东宫三校 ,并新增东宫直阁等武职。总而言之 ,宋之东宫武职呈现出明显的强弱跌宕、阶段性变化 ,这既是刘宋诸任皇帝权力强弱异势的现实表现 ,也是刘宋皇权重振之路的曲折反映。

正统的诉求与建构——对刘宋文帝“太祖”庙号的考察

按礼制,"太祖"是追封王朝"始封之君"的庙号,与其他庙号相比享有独尊地位。刘宋孝武帝改崇其父文帝"太祖"庙号的行为既不符合武帝与文帝的客观地位和历史功绩,也违背了礼制。孝武帝此举正体现了他的正统焦虑心态,这种心态与他夺取皇位的过程直接相关。即位之后,为消除正统焦虑带来的负面影响,孝武帝以改崇文帝庙号为中心实施了一系列措施,旨在通过极力标榜孝道来建构皇位传承的正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