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62年8月17日“兖州地震”震中的校订

对公元462年8月17日(南朝宋孝武帝大明六年七月甲申)兖州地震"地裂泉涌"等史料的可靠性进行分析,重点考证这次地震时"兖州"、"鲁郡"的治所,认为:(1)当时兖州的州治在湖陆,即今山东微山县昭阳湖内,不是以前认为的瑕丘(今兖州东北)或鄄城(今鄄城东);(2)鲁郡的郡治在驺县(今邹城峄山南故邾城),不是以前认为的鲁县(今曲阜)。在此基础上,利用确定历史地震基本参数的方法,结合地震破坏情况和余震活动等,校订了这次地震的震中位置(35.0°N、117.0°E,参考地名为山东省微山滕州交界一带,定位精度为3类)。

“肇构神京”与“缔我宋宇”:刘宋的王畿设置与疆域界定

大明三年为刘宋孝武帝朝政治的转折点。此前,孝武帝将统治合法性建立在"孝建缔孝业"上,即以平定太子刘劭之乱、为宋文帝"涤社稷之仇"为其入继大统之由。刘义宣之乱及竟陵王刘诞的潜在威胁,使孝武帝对其资望信心不足,这成为孝武帝增加典签权势以控制方镇宗王和州刺史、以寒人恩倖操纵大政等诸多政治举措的心理因素。大明三年诛杀竟陵王前后,孝武帝转而以受命于天来论证其统治合法性,故而重星变、设王畿、移郊坛、造五路、立明堂。孝武帝的合法性诉求使其更在意北魏对其统治的认可。大明四年至七年,宋、魏交聘常规化,孝武帝通过与北魏互相承认来维系既有疆土。孝武帝崩殂后,其改制即被废除,其原因之一便是在分扬州、设王畿等改制中,造成东诸郡"物情不说,容亏化本"。

汉城百济覆灭考论——兼论刘宋衰亡的东亚影响

《三国史记》以盖卤王受高句丽间谍蒙蔽、兴建大型工程为汉城百济亡国之原因。根据考古发掘及文献地望考证可知,盖卤王时代的三大工程皆缘汉江而建,为公元469年前后边疆、王都系列工程的一部分。是年,刘宋失青、冀二州;高句丽借机南向臣服新罗,完成对汉城的包围。盖卤王在军事压力之下兴建北疆与汉城工事,并走上依赖王族、王都的集权路线,造成境内的大姓豪族离心离德,终与高句丽合力灭亡汉城百济。汉城百济与刘宋灭亡时间相近,这种并时性反映出刘宋衰亡对于公元五世纪东亚世界的结构性影响。

宗王出镇与刘宋政局

刘宋在西晋之后继续推行宗王出镇制,其根源在于门阀势力仍然较强,皇帝不得不任用家族成员以保持力量对比上的优势。这一制度对刘宋政治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在刘宋初期对巩固政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出镇宗王势力过大,在孝武帝以后开始成为皇权的威胁。孝武帝及明帝采取各种措施削弱出镇宗王的势力,却导致了异姓势力的兴起,并最终导致了刘宋王朝的灭亡。

刘宋文帝一门文化素养之提升及其表现考论

刘宋统治者出自寒门,"本无术学",终其一代,其皇族子弟在文化上普遍表现出粗鄙化的特征。不过,一般说来,寒门人物获得统治地位后,随着与高门士族日益紧密的联系,必然或多或少地在文化上趋于"士族化"。就刘宋皇族而言,其最显达的一支为宋文帝一房,对士族文化的模仿、汲取的程度也最高。宋文帝及其子孙在经史学术、玄学谈论及文学、书法、音乐、围棋等方面皆有所涉猎,某些方面还达到了一定的境界。由于他们具有统治地位,其喜好往往造成某种风气,引起社会文化风尚的变化。

论刘宋文学之“富丽”

南朝文学对文学之"丽"的复兴从刘宋文学开始。虽然许多研究者都指出刘宋时期文学具有富丽之美,但对于"富丽"的理解主要还是侧重于文辞的雕饰。实际上,刘宋文学的"富丽"包括辞的雕琢、意的追求以及文贵形似三个方面,体现了时人对诗赋审美作用的肯定以及对"立象尽意"的自觉追求和努力实践。

刘宋文学研究评述

对刘宋文学现代意义的研究肇端于20世纪前后,由于文学界革命、新文化运动的发轫、发展,学者对刘宋文学的关注由诗文扩展到小说等多种文体,由文人作品转向民间作品等多个层面。其后关注研究的学者增多,至21世纪前后,研究达到了高潮。刘宋文学研究的特点体现在,文献的蒐集与文学研究互相推动,形成了刘宋文学研究的繁荣;研究不均衡,就作家而言,选题过于集中在重点作家、作品,对次要作家关注不够,而就文体而言,刘宋作家及诗文、小说作品现存较多,现有研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存在相当大的研究空间;尚无学者对刘宋文学进行整体的把握与研究。

明初翰林院江西籍作家传承研究

明代初年,江西刘崧为代表的西江派影响了明代的翰林院作家。江西籍作家成为有明一代翰林文学创作的重要力量。西江派成为庙堂文学的机缘,在于杨士奇成为内阁重臣,长期主持文坛,影响一时的创作风尚,培养大批作家,在文学上形成多条衣钵传承关系。

何承天诗歌创作对乐府诗歌文人化的推进

何承天创作的乐府诗歌《鼓吹铙歌十五首》,不仅代表了何承天文学创作的最高水平与成就,而且在刘宋时期的乐府诗歌创作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价值,在乐府诗歌文人化进程中有着重要意义。文章从语言形式和思想内容两个方面探讨何承天《鼓吹铙歌十五首》的文学价值及文学意义,揭示其诗歌在乐府诗歌文人化进程中的重要意义及其蕴含的这一时期诗歌的新变。

刘宋的遣使出巡与地方政务管理

遣使是南朝刘宋中央参与地方政务管理的重要形式之一,是中央加强联系与控制地方的手段。使臣将朝廷的安抚、监察、赈济等施行到地方,稳定了地方秩序,提高了行政效率,强化了中央集权。

论敦煌索氏与仇池政权的关系

敦煌索氏为敦煌地区大族,家族影响遍及政界以及僧侣教团。两晋时期的仇池地方政权虽地处陇南一隅,在魏晋史中不入正史的小国,但凭借自身诸如民族成分混杂和与地方势力结合等特点却能在南北两大政权夹缝中艰难维系,其间与敦煌大族索氏家族中人员的隐约联系既是一例。本文以敦煌文献P2625提供的家族史为史料依据进行摸索,再现仇池政权存在的复杂社会关系。

刘宋孝武帝以降南北军事关系演进研究(454-479)

刘宋孝武帝以降是南北军事关系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从军事防线的变化来说,刘宋孝武帝时期南北双方主要沿着边境线对抗,宋明帝初年,"义嘉之乱"的爆发将徐、齐之地拱手让给了北魏,这也是刘宋第一次大规模丧失领土。与刘宋在战争上节节败退相应的,是国内不断兴起的"安边固守""保境观衅"等言论。孝武帝时期,谢庄、颜竣等人反对与北魏互市,周朗还提出放弃徐、齐之地,与北魏缘淮对峙的观点。这种偏安心态在东晋便有之,其实质是南方人士在安稳环境下形成的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心态,至刘宋末年,南不敌北已成为时人的共识,北伐因此终结。随着北魏南进战略坚实的推进,孝文帝即位后不久,即确定了征服南朝、统一全国的计划,南弱北强格局正式形成。

《大灌頂經》“我說灌頂章句義”篇七言讚初探

《大灌頂經》"我說灌頂章句義"篇七言讚係中土編撰,抄襲、改寫佛經,編撰的時間為:北涼玄始三年(414)後至劉宋大明元年(457)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