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晋西会议情况通报收报人“朱郭”的考证

1936年3月20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晋西举行。会后,毛泽东与彭德怀致电没能出席会议的有关人员“林聂徐程并报朱郭”,通报会议召开情况,传达会议精神。因当时收报人用的只是姓氏简称,而不是姓名全称,致使后人在对收报人“朱郭”二人的判断上出现分歧。《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与《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均认为“朱郭”分别指朱瑞与郭述申,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文献(4)》与《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军事斗争》(1)则把“朱郭”断为朱理治与郭洪涛。通过梳理晋西会议前后毛泽东所发电报收电人姓名排序规律,并分析会议内容,“朱郭”很有可能指的是朱理治与郭洪涛,而不是朱瑞与郭述申。

刘立志运用理筋整脊手法治疗颈椎相关疾病经验

文章以颈椎相关疾病为例,介绍了刘立志教授的临证治疗经验。刘立志教授擅长运用推拿手法治疗肌肉、关节病变,尤其善用理筋整脊手法治疗脊柱相关疾病。在推拿临证中,注重“审症求因,辨证施治”,提出脊柱治疗整体观、颈腰同治和治脊从督的思想,强调“筋骨并重”的核心理念,重视理筋手法的运用。在传承中医特色手法的基础上,进行整脊手法、治疗思路的创新,为临床治疗颈椎相关疾病提供新思路。

壳聚糖在荔枝果酒澄清中的应用研究

研究了壳聚糖对荔枝果酒的澄清作用,比较了荔枝果酒用壳聚糖处理前后的主要成分的变化.结果表明,经壳聚糖处理后可溶性固形物、酚类物质、可溶性蛋白质、果胶、酒精度、色度等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透光率提高.当壳聚糖用量为0.6 g.L-1时对荔枝果酒的澄清效果最好,且具有很好的生物稳定性,说明壳聚糖是一种有效的荔枝果酒澄清剂.

橘荔散结丸对子宫肌瘤雌、孕激素受体水平的影响

目的观察橘荔散结丸对子宫肌瘤患者子宫肌层及瘤体组织雌激素受体(ER)和孕激素受体(PR)的影响。方法选用免疫组化的方法,检测15例仅服用橘荔散结丸3个月以上又手术治疗的患者子宫肌瘤及子宫肌层ER、PR水平,选择15例未曾服用相关中西药物而手术治疗的子宫肌瘤患者做对照。结果2组肌瘤组织EP、PR的水平均高于子宫肌层组织(P<0.05),而对照组EP、PR显著高于治疗组(P<0.05)。结论降低子宫肌瘤患者子宫肌层及其瘤体组织中的EP、PR水平可能是橘荔散结丸治疗子宫肌瘤的主要机理之一。

“灵芝耐力宝”对机体耐疲劳作用的实验应用研究

目的探讨“灵芝耐力宝”对运动能力的影响和作用。方法运动员口服灵芝耐力宝,测定定量负荷和最大负荷工作时间。结果运动员服用后,实验组递增负荷运动时间和做功值明显高于服药前(P<0.01);运动时心率负荷及血乳酸的消除(P<0.05),也显示了服药后训练程度的提高。结论“灵芝耐力宝”具有一定的提高运动能力及消除疲劳之功效。

托桂型茶花‘金盘荔枝’中花器官发育基因CjAG1的克隆与功能分析

为探讨山茶重瓣花形成的机理,在山茶A和B类基因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同源基因查找分析,从山茶(Camellia japonica)重瓣品种‘金盘荔枝’(‘Jinpan Lizhi’)早期花芽中克隆了长度为1 418 bp的C类基因CjAG1全长cDNA序列(Genbank登录号JX843816),包括长度为224 bp的5′非编码区、768 bp的编码区和426 bp的3′非编码区三部分。基因编码的蛋白质包含258个氨基酸残基,属于不稳定亲水性蛋白,α-螺旋和无规则卷曲构成了其结构骨架。Real-time PCR检测结果显示,CjAG1基因在‘金盘荔枝’内轮花器官雄蕊和心皮的相对表达量高于外轮花器官萼片和花瓣,最高表达量是在花柱部位,子房、雄蕊、瓣化雄蕊和瓣化萼片的表达量居中。转拟南芥ag-1突变体后,阳性植株雄蕊数量恢复为6枚,证实了CjAG1基因具有调控雄蕊数量增加的功能。说明CjAG1基因可能对于‘金盘荔枝’重瓣花形成具有重要的调控作用。

挑战禁忌思潮中的诗学变异——李贽与公安派关系新论

李贽曾以"胆力"、"识力"称许公安派主将袁宏道,而公安派诗学的基本理念恰好与李贽的期许对应。所谓"独抒性灵",表现的是"识力",而"不拘格套",则是"胆力"的鲜明体现。并非偶合,李贽的历史功利主义以挑战禁忌为宗旨,公安派诗学同样以挑战禁忌为宗旨。当李贽因挑战禁忌而不得不自刎于狱中之时,也就是公安派收敛锋芒之日。对李贽与公安派这种关系的把握,有助于深入理解晚明文坛和晚明社会。

荔枝道早期史考述

荔枝道虽著名于唐代,但并非新开辟的交通道路。根据文献和考古资料,荔枝道的发韧、开辟与巴文化的兴起和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在先秦时期已然得到使用,并发挥着重要和经常的交通作用。

略论李贽的《孙子参同》

李贽的《孙子参同》既是一部关于历代军事思想的总结的书籍 ,又是李贽个人军事理念的创造和发挥。该书丰富了明代军事思想 。

关于《远镜说》和《交食历指》中的望远镜

对汤若望的《远镜说》和《交食历指》中有关伽利略望远镜的内容进行了分析,并对当时此类望远镜的构造、原理,和使用中遇到的问题及相应的解决办法等作了介绍与讨论.

明代前本《荔枝记》戏文探微

在所有关于陈三五娘的文学作品如歌谣、说唱、戏曲、小说、传说等诸种体裁中,今天能够看到的最古老的版本却属戏曲类型,有刊刻于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的《荔镜记》和刊刻于万历九年(1581年)的《荔枝记》。但是,嘉靖本和万历本都不是原创本。从万历本所透露出来的信息表明,存在着一个编成于成化十二年至嘉靖三年(1476-1524年)间的《荔枝记》,这个本子就是为编万历本时所依据的前本。在没有新材料出现之前,要断定传奇小说与戏文产生孰前孰后,为时尚早。最早的《荔枝记》戏文,应当有“六姐(娘)”这一人物及有关情节,明代中叶时删去此部分,单留下五娘与陈三、林大鼻感情纠葛一线。然而,嘉靖、万历两本都留下了删改未尽的痕迹,可从后世流传下来的唱本及传说中得到印证。

《宋史·礼志》史料价值初探

《宋史·礼志》的史料价值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记载较为系统与丰富,包括总体和局部两种情况;二是保存了部分珍贵史料,如诏令奏议、礼论等;三是订正他书讹误与不足,有时间误、人名误、职官误、地点误等;四是后世官私著述之史源。

论李贽经济伦理的批判性

李贽以“崇私论”为逻辑起点,提出“吃饭穿衣皆是人伦物理”,倡导功利主义,主张“治生产业之事”,通过“重商富民”的途径和“法自然”的经济自由主义,制定“恒顺于民”的经济措施,实现“至人之治”的理想境界。其经济伦理的主流是批判性,并非市民经济伦理。李贽开启了明清实学经济伦理之先河,其学说在当今的市场经济大潮中仍有借鉴意义。

从《魏书·礼志》第一卷看拓拔鲜卑祭祀的汉化

《魏书．礼志》第一卷主要是记载北魏自道武帝拓拔珪建国至孝文帝元宏时各种祭祀的演变，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拓拔鲜卑在政治信仰上极其复杂曲折的汉化过程。

李贽“童心说”新解

李贽在晚明学术思想史上凸显为领军式人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6世纪是李贽的世纪。他的"童心说"展现为思想理论的核心。童心是存在的深井,是一种心灵状态,是人、人类的最初生命的原型表征。他在提出"童心说"之前的学术实践活动皆是导向此理论的建构,可以视为"童心说"的准备期,其后的思想理论与社会批判实践均围绕"童心说"而作多向度展开。"童心说"因而构成李贽社会批判思想与实践的理论总纲领。而社会批判维度的实践展开成为"童心说"的根本内涵。

隐藏在细节中的真相——南宋遗民诗人萧立之考论

萧立之是晚宋江湖诗人。考辨其诗集和相关文献发现:萧立之幼子仕元;江西宁都萧氏父子应举、仕元等重大决策是世变之际基于家族发展需要作出的理性选择。通行对萧立之仕履经历的叙述颇有错谬,应予修正。萧立之曾入湖南郴州幕,旋知福建长汀县;宋末至京城改官任籍田令,后得通守之缺,未赴任;萧立之诗学李贺、陈师道、黄庭坚,皆肖,又融晚唐、江西于一炉,是晚宋诗坛少数能自成一家者。文学史上萧立之作为遗民诗人的形象省略了诸多有意味的细节,将其一一勾勒,对于清晰认识其人及其诗作的特点,深入理解宋元之际士人的经历和心境,以及了解晚宋诗歌发展进程的复杂性是非常必要的。

历史的必然与偶然——李贽与公安派渊源探析

李贽对公安派的影响是直接的,在其理论建树上有启发作用。李贽和公安派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又有某些偶然性因素。

晚明中西文化的别样碰撞——当李贽遇上利玛窦

利玛窦,旅居中国的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学者。李贽,中国明代著名思想家,反封建斗士。李贽与利玛窦有过两次交游,他们彼此欣赏,特别是在对宋明理学的批判上,两人的态度是一致的。但由于李贽的“异端邪说”与封建统治阶级水火不相容,利玛窦担心传教事业受到影响,没有与李贽深交。李贽也因政治志向、哲学观等因素的影响,对利玛窦东来传教提出了“不知何为”论,实际上是对西学的全盘否定。两位东西方文化巨人,他们交游过,惺惺相惜过,尽管道不同不相为谋,他们为各自的“幻梦”奋斗过,历史也因为他们的奋斗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李贽经济思想管窥

李贽立足人的生存需要并从安邦辅国的角度,充分肯定物质财富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和意义,肯定近代社会的商业活动,视"义"、"利"为一体,赋予财货利欲以道德色彩,李贽的经济思想表现了对传统经济思想的巨大超越而具有了现代经济思想的因素。李贽经济思想是建立在他尊重个性自由、维护人本自然的思想理论基础之上,成为他博大精深的思想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反对理学扼杀人性的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

关于李贽的“童心说”与华兹华斯命题的研究

中国明朝著名的思想家、评论家李贽的"童心说"和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的"儿童乃是成人的父亲"的命题产生于不同的年代和完全迥异的文化背景中。把上述理论和命题置于同一研究视野中,从文学上一贯争论的真与假、情与理、今与古和自然与雕琢四个方面来对其进行论证、分析,可以再次证明文学的本性、共性和超历史性,以及发现其对今天的文学、艺术和社会的启发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