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债务预算硬约束与地方财政可持续性提升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不断积累已成为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最大阻碍。以新《预算法》实施后,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开前门”和“关后门”两个阶段改革为准自然实验,分析了政府债务预算硬约束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两阶段改革都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具有显著的正向提升影响;从作用机制来看,“开前门”和“关后门”阶段改革分别通过财政收支巩固和债务规模控制来发挥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有效作用;异质性分析来看,地方政府举债行为激励较弱和财政监管力度较高的地方,政府债务预算硬约束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正向效应会更加显著。研究结果为推进债务预算硬约束来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和提升地方财政可持续性提供了政策启示。

数字金融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2015—202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数字金融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发现两者呈现出显著为负的非线性关系,数字金融的发展对地方政府优化自身债务、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积极作用。采用系统聚类将31个省(区、市)分为发展中、次发达、发达地区三大组别,发现数字金融对地方政府债务的抑制作用在发展中地区表现得最为显著。市场化水平在数字金融抑制地方政府债务过程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特别是当市场化水平跨越一定的门槛值以后,数字金融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显著增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数字金融背景下分类施策缓解各级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相关建议。

地方政府债务与企业投资“脱实向虚”

如何理解地方政府债务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影响作用是当前学术界与政府部门关注的焦点议题。本文采用2009—2018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基于融资结构视角实证考察了地方政府债务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导致了非国有上市公司实体投资下降和金融投资上升,而对国有上市公司投资没有显著影响;第二,这一影响具有明显的地区、行业和企业个体异质性;第三,在地方政府债务攀升下非国有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变化,是导致企业投资“脱实向虚”的潜在影响机制;第四,从发展角度来看,金融投资收益率会随着地方政府债务增加而下降,因此长期持续增加金融投资不利于企业经营发展和国民经济运行,而政府债务资金投向基建民生领域能够缓解实体投资下滑。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国家审计如何促进政府预算执行绩效的提升

以2007—2020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研究国家审计与政府预算执行绩效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理。从实证角度验证了国家审计对政府预算执行绩效的提升作用,发现政府预算执行绩效具有空间自相关特性,同时国家审计对政府预算执行绩效的影响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国家审计通过直接和间接两条路径促进了政府预算执行绩效的提高,政府效率和市场环境在间接路径中发挥了双重中介作用;2013年全国地方政府债务审计对政府预算执行绩效产生了明显的事件冲击效应;地方发展和审计强度差异均会对国家审计提升政府预算执行绩效产生明显的调节作用。

地方政府债务治理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基于新《预算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

文章以2009—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以新《预算法》实施为准自然实验,检验了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双重差分估计显示,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显著提高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证实了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体制改革有助于优化初次分配格局。上述结果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以及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保持稳健。机制分析表明,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通过要素组成效应和人力资本升级效应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发现,非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行业上述效应更为凸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显著缩小了企业内部薪酬差距,普通员工劳动收入份额提升而高管劳动收入份额无显著变化。文章将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经济后果拓展到企业要素收入分配领域,强调地方政府债务治理不仅有利于缓解企业融资困境、优化要素投入和推动企业人力资本升级,而且为完善初次收入分配、增加居民收入以扩大消费、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基础并提供决策依据。

地方政府债务扩张与资源配置效率

地方政府以土地出让收入作为担保和偿债来源能够放大其债务融资能力,而提高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首先,通过构建理论框架,揭示了金融摩擦异质性导致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加剧了资源错配;其次,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结合2009年中央政府放松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管制这一外生事件,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对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资源配置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加剧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这一结论在经历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验证了理论框架的假设,即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相对更多的提高了民营企业融资成本和资本边际收益产品,进而拉大了部门间价值生产率的离散程度,造成资源错配的加剧;进一步分析发现,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引发的资源错配最终降低了加总的全要素生产率。上述结论丰富了现有针对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经济效应分析的文献,不仅拓展了理论支撑,还提供了详实的经验证据,对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对财政可持续性的影响研究

我国当下的基础设施建设依赖政府财政靠前发力,而财政可持续性问题成为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面临的最大阻碍。本文的研究表明,虽然一般公共预算资金在基建投资中的占比持续走低,但是政府财政仍然是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中的关键角色。基建投资不是造成地方政府债务较高、影响我国财政可持续性的根源。从估算结果来看,虽然受到多种因素制约,但是2020—2022年政府资金的平均资金撬动效应高达2.7倍,民间资金依赖政府资金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带动作用。预计至2035年,我国每年基建财政支出空间在5.5万亿—7.3万亿元,“十四五”期间政府资金预计平均每年拉动其余资金16.2万亿元。因此,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开展基建投资的关键在于优化专项债使用机制、提升政府投资决策能力以降低资金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通过建立健全政府投资、补贴与价格的协同机制,更好地利用有限的财政预算资金撬动民间投资,带动经济系统整体健康平稳运转。

我国政府引导基金创新发展研究

在房地产行业回归居住和消费属性,以及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下,土地财政向着股权财政转变成为必然趋势。近年来,各地政府将建立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提高财政金融服务效能作为重要的政策引导,一方面可以培育当地产业,实现区域经济破圈发展,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但政府引导基金的发展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本文在分析其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梳理总结了引导基金的各类运作模式、改革动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困境,提出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职能边界并强化市场化运作机制,立足于区域比较优势发展产业集群,夯实数字化科技基础以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和完善激励约束机制以打通资金循环链条等建议。

我国地方隐性债务风险化解方案及实践研究

地方隐性债务风险引发市场和政府高度关注,一系列中央重要会议都对地方债务风险化解作出部署安排,化解隐性债务风险工作迫在眉睫。本文分析了地方隐性债务风险概况及成因,梳理了过去五轮债务置换历程,对财政部提及的安排财政资金偿还、借新还旧或展期、合规转化为企业经营性债务等六种债务化解方式进行了剖析,并结合地方政府借助银行资源、地方国企、REITs等方式化解债务的实践,从短期、中期、长期三个维度,以及金融资源、融资平台转型、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财税体制改革等十个方面,思考隐性债务化解方案。

土地财政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基于新冠疫情冲击的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房价的迅速上涨,地方政府对于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出现了财权和事权高度不匹配的现象,入不敷出的财政压力促使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应运而生,城投债的无序扩张引发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本文选取2015—2022年发行的城投债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各城市土地出让收入对城投债信用利差的影响,并区分不同类型土地出让收入、不同市场化水平、不同地方财政实力和不同经济区域进行异质性分析。另外,本文构建新冠疫情冲击变量,引入广义双重差分模型,研究新冠疫情作为外生冲击对土地出让收入和城投债信用利差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最后,本文将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和新冠疫情冲击变量等替换进行稳健性检验,并进一步分析不同类型担保增信机构的风险缓释效果。实证结论显示,土地出让收入的增加可以有效降低城投债信用利差,新冠疫情的外生冲击将提高城投债的信用利差,并且削弱土地出让收入和城投债信用利差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并在很多方面具有较大的异质性。进一步分析,不同类型的担保增信机构可以发挥不同的风险缓释效果,相较于无担保城投债,外部专业担保城投债的发行溢价更低,而内部关联担保城投债的发行溢价更高。

地方政府债务对企业融资规模的挤出效应

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对企业融资的影响是近年来学术界的热点问题,主要表现为对企业融资的挤出效应,对于不同的企业性质而言,这种影响存在差异。基于2015—2019年城投债和地方政府债券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非国有企业融资受到来自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挤出影响较大,国有企业所受到的影响较小;企业杠杆率具有门槛效应且存在区域异质性,杠杆率位于不同区间时,地方政府债务对企业融资规模的影响也不同。因此,地方政府需要规范融资行为,企业也要控制自身的杠杆率,共同防范化解潜在金融风险。

地方政府债务、数字金融与企业创新——基于创新异质性视角

利用2014-2020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微观数据及地级市层面地方政府债务、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数据,采用面板回归模型研究了地方政府债务与企业整体创新及异质性创新活动的关系,并考察了数字金融在其中发挥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1)整体上看,地方政府债务对企业创新产生了挤出效应。(2)相对于开发式创新,地方政府债务对企业探索式创新的挤出效应更强。(3)数字金融能缓解地方政府债务对企业整体创新、探索式创新的挤出效应,而对于地方政府债务与开发式创新的关系不产生影响。本文的研究成果为深入认识地方政府债务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如何科学制定债务管理措施、提高企业创新水平提供了经验证据。

地方政府债务对企业融资结构的影响--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利用我国A股2563家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和218个城市的地方融资平台有息债务数据,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并没有导致上市公司融资约束上升;非国有上市公司通过调整其融资结构有效弥补了政府债务对其债务融资的“挤出效应”,表现为政府债务扩张时银行借款下降,股权融资和内源融资增加,而国有上市公司不受债务挤出影响,表现为债券融资上升和内源融资下降;进一步分析表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对企业融资方式的影响具有明显的行业、城市和政府债务结构异质性;另外,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对非国有上市公司银行借款的“挤出效应”具有明显的期限特征,即短期借款下降,而长期借款上升。

银行竞争、隐性担保与城投债信用利差

地方政府债务的融资成本与银行竞争和政府隐性担保有密切联系。文章采用2008—2018年地级市银行数据,利用银行分支机构的集中度衡量银行竞争程度,研究银行竞争对城投债信用利差的影响,并引入地方政府隐性担保能力作为调节变量和中介变量。研究发现:一方面,银行竞争能直接降低城投债的融资成本,但其作用程度受地方政府隐性担保能力的调节,隐性担保能力越强,银行竞争降低城投债信用利差的程度越大;另一方面,银行竞争还通过地方政府隐性担保能力的中介作用,间接降低城投债利率。对银行的异质性分析表明:股份制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数量增多能降低城投债的利率。进一步研究还发现,新《预算法》并没有打破城投债的隐性担保。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基于实证结果,文章认为应当继续深化金融业结构性改革,推进地方融资平台的市场化转型,适度加大法定债券发行规模,逐步打破市场对融资平台的隐性担保预期。

基层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项目制的视角与四川省的实证

财政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不仅仅是一个公共财政或金融信贷问题,更是一个与我国基本治理结构紧密相关的政治经济学问题。论文以项目制治理为理论导向对此问题展开了实证研究。研究认为,在此治理模式下,基层地方政府可以将省以下的转移支付作为项目运作的资源配置杠杆,申请更多的信贷资金支持,从而推高其地方政府债务。利用对四川省2016-2019年县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论文揭示了二者之间的因果关联:基层转移支付收入在整体上会扩张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并加重其债务成本;这一扩张效应更多是由专项转移支付带来的,而一般转移支付则与债务付息支出更为相关。该发现说明,我国基层转移支付的预算软约束问题已经深深嵌入到更为宏观的政治激励与经济建设模式之中,从而也需要从完善官员治理、优化政府间财政关系以及加强各种财政资源有效配置等方面加以改善。

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财税法治建设研究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财税法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起到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现代化预算制度是国家治理的重要表现,应当以预算法为基础推进公共预算改革,进而建立现代化预算制度。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是优化税制结构的基础,我国应当加快高质量税收立法,推进税收执法法治化。财政转移支付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在法治轨道上推进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设,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调节力度,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数字金融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空间溢出与政策效应

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金融创新深度融合的产物,可以实现金融资源的跨时空配置,为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提供可能。数字金融的普惠性、靶向性和跨时空配置金融资源等特性使其成为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重要工具。结合中国2011-202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空间影响、调节效应和政策效应可以表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在本地区数字金融发展下得到明显地缓释效应,同时邻近区域数字金融发展会进一步降低本地区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其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缓释作用还受到地方财政自给能力的影响,以财政分权和政府事权不匹配导致的地方财政自给能力差异能够正向调节其缓释作用;此外,构建空间双重差分模型评估数字金融政策实施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影响,发现其缓释作用及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但政策效应呈逐年减弱趋势。

财政规则与地方政府行为

财政规则是各国应对财政危机、增强财政可持续性的重要保障,然而现有研究较少探讨地方层面的财政规则执行。基于预算软约束理论,以2014—2020年中国2023个区县为研究对象,结合财政部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领域制定的“10%红线”规则设计断点回归模型,检验PPP规则约束下的地方政府行为。研究发现:第一,由于缺乏法定性与透明度,PPP规则存在“软约束”现象,这一现象与债务规则的“硬约束”形成鲜明对比;第二,PPP规则的执行效果具有异质性,即对于可自由支配度较高的经济类项目更具规制效果,而对支出偏刚性的民生类项目约束力不足;第三,对于存在合规风险的项目,企业倾向于通过组建联合体的形式分散风险。研究结果表明了加强财政规则法定性与提高财政透明度的必要性,建议加快相关财政规则的立法工作,提高财政预决算的信息披露程度,从而增强财政规则执行效果,防范与化解重大风险。

数字金融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动态SDM模型的实证检验

基于中国金融安全战略,本文选取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份数据,构建动态SDM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均存在空间依赖性,并且数字金融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存在负向直接影响和负向空间溢出效应。从结构异质性看,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分别存在负向和正向的直接影响,以及正向和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使用深度仅存在负向直接影响。从区域异质性看,东部地区的影响效应为正向,中部和东北地区的影响效应均为负向,而西部地区存在负向直接影响和“由促转抑”的空间溢出效应。本文从动态视角揭示了数字金融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影响机制,为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提供了新视角。

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约束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对于微观企业的影响已经成为研究关注的重点之一。本文以2015-2020年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地方政府债务对企业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负向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地方政府债务会增加企业融资约束,进而导致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降低;进一步研究发现,随着内外部治理环境的改善、管理层乐观度的提高,都有利于缓解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不利影响。本文的研究为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管控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也为企业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