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五省地方政府沟通水平比较及其对治理效能的影响

西北五省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和重要的战略地位,其地方政府的沟通水平和治理效能尤为引人关注。通过构建地方政府沟通水平及治理效能评估框架,以西北五省50个地方政府为研究对象,运用熵权法对地方政府沟通水平和治理效能进行测算并排名,探究地方政府沟通水平对治理效能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沟通水平和治理效能二者得分前十名中,陕西省城市占二分之一的名额;地方政府沟通水平对地方治理效能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地方政府的辖区面积大小会显著影响其沟通水平在提升治理效能方面的作用。上述结论丰富了地方政府沟通和治理的区域性研究,为西部地区在治理评估框架构建、治理策略优化以及治理能力提升等方面提供理论支撑。

地方政府债务扩张能否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基于人口集聚的视角

城镇化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由之路,而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则是党中央面向新时代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本文利用2008—2018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基于人口集聚的视角考察了地方政府债务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能够显著提高城市人口集聚水平,这主要是源自政府债务资金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提升的支持,进而带来企业集聚和人口流入。异质性分析发现,地方政府债务对城市人口集聚的促进作用在债务用途为基建投资而非借新还旧时以及行政级别较高、财政压力较大的城市中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意味着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不仅要强化地方政府债务治理,还要从制度层面改善区域间公共资源的均衡供给。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针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的运作特点,以逻辑模型为基础,设计出横向包含"投入—过程—产出—影响"四个环节、纵向包括"绩效目标—绩效环节—绩效因素—绩效指标"四个级次的债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框架。在此基础上,考虑到构建的债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具有明显的多层次递阶特征,并且指标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网络关系,运用基于三角模糊数的网络层次分析法(FANP),确定债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各具体指标权重,进而为实践部门开展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绩效评价提供科学工具并搭建操作平台。

PPP模式与降低地方土地储备机构债务规模——基于建立土地证券化二级市场的探索性思考

我国土地一级市场实行国家垄断经营,以往社会资本参与土地一级市场的开发,经历了BT模式、土地补偿模式、利润分成模式等阶段。2013年全国土地大审查的结果显示,我国库存土地巨大,债务负担沉重,表明由地方政府实行的政府垄断的土地一级市场开发,其效益和效率并不好。现存社会资本参与土地一级开发的模式,其参与深度和覆盖的广度有限,并没有改变地方政府土地部门的基本债务问题。文章对现有模式进行比较分析,通过在PPP模式中,将土地证券化,建立一二级交易市场,内嵌自动平衡的交易机制,做市商制度,构建用PPP模式进行土地一级市场开发的模式。这种模式有利于解决地方政府增量债务和存量债务,有助于实现信息对称,使中央政府能够通过控制证券自留比率,获得除财政手段、货币手段外的第三种调控经济的方式——土地手段。

省级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测度、分解与归因——基于2014年省级地方债审计的因子-聚类分析

笔者基于2014年省级地方债审计数据,采用因子——聚类分析方法,构建了地方债综合风险测度体系。研究发现,省级地方债风险最重要来源为增量风险,经济转型期和风险因子交叉影响更易导致地方债综合风险失控。因此,抑制地方债非正常增长、发挥地方债对战略新兴产业等经济转型的杠杆效应,完善地方债风险的短期措施和长期制度建设的综合解决方案。

企业定性信息与债券信用评级:基于股权性质的分析

随着债券市场集中违约的发生,信用评级受到了监管层与投资者的质疑。本文利用2008—2016年交易所发行的公司债券数据,分析股权性质对信用评级的影响,以此来探讨信用评级的信息与功能效应。研究发现,相对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的债券信用评级更高,且上述关系在违约风险高的企业中更加显著。机制检验发现国有企业控股股东可能通过关联交易、财政补贴与银行长期借款方式对被控股公司进行担保与保护,从而使得国有企业债券的违约率较低。此外,本文也发现地方政府债务水平越低,国有企业的信用评级越高,且相对本土评级机构,外资评级机构在评级时更加关注股权性质这一定性信息。基于上述结论,由于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的存在,国有企业的高评级并不是膨胀的,建议评级机构在评级时考虑企业定性信息,从而提高信用评级的准确性。

分权、地方债务与现代财政改革——基于财政分权不同角度的效应分析

国内理论界普遍认同地方债务内生于财政分权体制,主流观点是收支不平衡引致地方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张;反对派支持"利维坦假说",认为分权可以限制地方政府支出的过度扩大。但分权究竟如何具体作用于地方债务,仍有待深入研究。本文建立了财政分权与地方债务关联的理论框架,从支出、收入和纵向财政不平衡三个角度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分权效应不能一概而论,提高收入分权,降低支出分权,缓解纵向财政不均衡,将有助于减少地方债务。构建现代政府间关系,"五五分成"后亟需增加中央一般性转移支付,严格政府支出管理;同时适度放松收入管理,赋予地方政府有限的税收立法权,构建地方税体系至关重要。

地方政府举债影响工业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研究

通过构建了地方政府举债影响工业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并分析两者呈正向相关的作用机制;基于空间关联模型,采用2010-2015年全国30个省份地方政府债务的面板数据,对地方政府举债的工业经济增长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地方政府举债对工业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地方政府通过对国有土地的绝对垄断来经营城市,利用土地抵押融资来大规模举债,并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吸引投资,促进工业经济增长;(2)地方政府举债对地区工业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不明显。地方政府债务主要投向了市政建设、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对邻近地区的工业经济发展很难起到推动作用。

城投公司债券信用利差影响因素与对策研究--基于地方政府行政级别视角

为防范政府债务风险,减少城投债信用违约事件的发生,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选取2014~2016年新发城投债中7年期公司债为样本,将政府财政及债券等个体因素相关指标作为自变量,以宏观因素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分析中国不同行政级别城投债信用利差的影响因素。研究认为,债券个体因素对县、市和省级城投债信用利差均有显著影响,宏观因素的影响随城投公司所属行政级别升高而升高;地方政府财政因素对各行政级别的影响方向相同,由于城投公司资质存在差异,政府财政因素对低行政级别信用利差的影响显著;不同行政级别下,各类因素对信用利差的影响略有不同,城投公司债券发行信用利差与评级情况和发行规模都呈负向关系,系数绝对值随行政级别的升高而降低,企业自身财务因素影响并不显著。地方政府应大力发展经济使城投公司融资成本降低,投资者在投资前利用多种指标估算债券发行信用利差,城投公司也要注意合理设计发债规模,使自身融资成本达到最低,监管机构加强对低行政级别城投公司债券发行的监管和宏观经济方面的政策引导,以此促进解决城投债问题和推动城投债公司合理发行债券。

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预警模型构建及风险评估分析——基于吉林省39个县（市）的数据

十九大报告明确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列为"三大攻坚战"之首,而风险防控的重中之重是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通过构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模型,对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情况进行评估和预警分析,从而确定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等级情况及主要风险点,对于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起着关键作用。就吉林省而言,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形势依然严峻,尤其个别县(市)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已经发出巨警信号。吉林省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主要问题在于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债务负担过重。因此,应从激发经济增长活力,减轻债务负担两方面着手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浅析中国地方政府层级改革

我国政府改革从过去的减人、减事、机构精简的行政职能调整开始扩展到"减少层级"的行政改革。其中市县关系不和谐、政府层级过多、县域经济不断发展等因素都是层级改革的主要原因,而要解决种种可能出现的问题,必须经过调县、扩省、裁撤乡镇这三步。

吉林省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防范策略

政府性债务风险的爆发与传导有可能波及国家乃至世界经济,影响其健康运行。政府性债务风险已经成为威胁世界经济稳定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国的政府性债务风险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尽管吉林省地方政府性债务尚在合理区间,总体风险可控,但债务的错配性和隐蔽性不断加大,所能诱发的各种风险不容忽视。吉林省应强化政府服务职能、划清市场边界,增加地方债务透明度、控制债务规模,加强财源建设、拓展融资渠道,建立科学的风险预警系统,有效防控地方政府性债务引发的系统风险。

地方债务与财政信用:1922年安徽省旧债整理研究

近代以来,安徽省财政困难,赤字严重。面对巨额的军费开支、沉重的债务负担,1922年,省长许世英成立整理旧债委员会,拟对省属各主管部门的欠债进行统计、整理,以维护债信。北洋政府时期安徽省债务依存度较高,偿债率较低,公债发行所得并未用于旧债偿还,亦未能发挥其经济效用,大部分移作军费开支。由于军阀纷争,1922年安徽省旧债整理只是昙花一现,仅停留在债务统计阶段,未能达到清理旧欠、挽救财政的目标。安徽省的财政难题,悬而未决,为后人留下警示。

地方政府债务性规模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来自安徽省的经验证据

财政分权体制下,"财权与事权不对称"引发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的迅速扩大,使得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日益凸显,亟须探究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的影响因素。文章在明晰地方政府性债务本质内涵的基础上,构建了地方政府性债务形成机理的理论分析框架,从理论上阐释了影响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的关键因素。利用安徽省2000-2015年的统计数据,对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中央政府财政集权程度、户籍登记人口数、低收入人口占比、失业率均对安徽省政府性债务规模产生正向影响,而人均年可支配所得对安徽省政府性债务规模产生负向影响。研究结论为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的防控提供了决策依据。

安徽省政府债务风险:评估、成因与防范化解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关系到其财政运行及各项职能的实现,对地方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通过对安徽省政府债务风险进行评估发现,安徽省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仍需重点关注专项债务增速过快、政府偿债压力加大、市县级债务余额占比较高以及区域债务风险差异较大等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为防范化解债务风险,文章进一步对安徽省政府债务风险的形成原因展开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4点针对性建议:完善财力与支出责任相匹配,提升财政自给率;多渠道增加财政收入,提高政府偿债能力;严控专项债务增量,加强专项债务管理以及硬化预算约束,健全考评机制,以期为安徽省政府及其他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及风险防范提供参考。

减税、财政透明度与地方财政可持续性——基于中部六省地市级政府债务水平的实证研究

新常态下经济由高速发展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为应对宏观经济下行压力,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对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性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文章选用2012年至2020年中部六省79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静态与动态固定面板模型考察了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对于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减税政策会对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性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2)鉴于地方政府债务监督管理制度尚未完善,随着地方政府财政透明度的提升,地方政府在应对财政资金压力时,倾向于违规举债,导致隐性债务不断攀升,对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性产生负向影响;(3)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性具有一定程度的惯性,即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性的历史状况将对当前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性产生显著影响.

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规模测度及其对社会福利的影响

近年来,地方政府或有债务逐渐成为学者和社会关注的热点。为探究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规模及其对社会福利的影响,首先分析了地方融资平台、地方国有企业、地方不良贷款以及地方养老缺口四类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规模问题,而后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与社会福利水平的关系。研究表明:(1)中国地方融资平台、地方国有企业、地方不良贷款和地方养老缺口形成的或有债务规模整体上呈上升趋势,在2019年达到了20.11万亿元,是当年地方财政收入的2倍;(2)地方政府或有债务与社会福利指数显著正相关,表明在现阶段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对地区社会福利依旧具有正外部性;(3)城镇化水平和城镇失业率在地方政府或有债务影响社会福利过程中扮演中介传导功能,表明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是通过提高城镇化水平和降低城镇失业率来促进地区社会福利水平提升。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现有文献,而且还能为政策制定者提供重要的经验数据支撑。

存量债务背景下管控PPP模式的财政风险研究

地方政府债务是我国应对金融危机推出的经济振兴计划的产物,主要集中在省以下政府层级,PPP模式是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地方政府保持和扩大公共品投资的财政创新手段,自2014年以来在全国得到大力推广。本文对新疆某开发区调研发现,地方政府在化解存量债务负担沉重之际,大规模运用PPP模式扩大公共投资既是稳增长的途径,但也面临巨大的财政风险。因此,本文提出了在化解存量债务背景下,控制PPP模式财政风险的建议。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与城镇化水平——基于城投债视角的分析

城镇化建设必将依赖于城投债融资,而城投债是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主要构成。文章基于城投债视角,并利用2009—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与城镇化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城投债规模对城镇化水平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分区域实证结果发现,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城投债规模扩张对城镇化水平的促进作用更强。这反映出中西部地区城投债的投入规模与城镇化发展并没有保持良好的一致性。因此,地方政府应通过提升自身发债主动权的同时规范城投债的发债主体资格,严格城投债的信用评级等举措,在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防范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不断攀升而积聚的风险。

地方政府债务信用评级体系构建——以河南省实证数据为例

对地方政府债务信用风险的研究有助于防范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以河南省地方政府债务的实证数据为基础,选择利用KMV模型计算出违约距离和违约率,并将其引入到地方政府债务信用评级体系中,能够更好地促进融资平台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