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压力与地方政府策略性行为——基于非税收入竞争视角的考察

基于2011—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SDM)考察财政压力对地方政府间非税收入竞争策略性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财政压力的增加显著削弱了地方政府间非税收入竞争的程度;地方政府在应对财政压力时针对不同类别的非税收入采取了差异化的竞争策略;地方政府倾向于通过提高非税收入负担率以应对财政压力的策略性行为不仅扰乱了地区间公平有序的竞争,而且增加了居民与企业的经济负担。提升财政透明度有助于抑制这一现象。

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地方收入体系优化方略

地方收入体系,即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体系,是我国省、市、县、乡镇各级地方政府为履行政府职能而筹集的一切资金总和及其配套的制度和征管体系。自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全新概念后,优化地方收入体系就成为未来国家治理工作的关键要务。在回顾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分析当前中国地方收入体系存在事权划分出现“收权放责”且地方政府民生事权偏重现象,税种划分不够合理、地方政府资源经营性收入占比过大、高度依赖非税收入以及地方政府收支缺口较大等主要问题,提出基于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地方收入体系优化方略,即在坚持中央统一框架、以人民为中心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明确政府财政事权、确定支出责任与标准、改进税收分成体制、用转移支付填补地方财力缺口。由此确定新时代地方收入体系由转移支付、地方专享税收入、适量的非税收入和合规的地方债等政府性债务收入等四部分组成的大体设想。希冀通过探讨,进一步弥补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不适应问题研究的不足,更好地在“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方针下优化地方收入体系,为持续的财政体制改革提供良好的理论支持。

城市住宅用地价格对产业升级的影响

城市住宅用地价格对产业升级影响主要取决于城市工资水平和地方财政收入对住宅用地价格上涨的反应。通过对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8—2021年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住宅用地价格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呈倒“U”型特征,这种特征是由工资水平与产业升级的倒“U”型关系以及住宅用地价格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倒“U”型关系决定的。城市商业魅力越大、非贸易品行业份额越大,住宅用地价格对产业升级影响倒“U”型的临界水平就越高。此外,城市住宅用地价格与GDP的比率对城市产业升级、城市之间住宅用地价格比率对产业协同升级的影响都呈现倒“U”型特征。研究结论可为我国健全与完善建设用地出让制度、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与启示。

“碳交易”:地方增收的新渠道--基于中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碳排放权交易是实现绿色低碳发展转型,开启绿色增收新模式的重要抓手。相比其他环境规制政策,以市场导向型的碳市场在西方国家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可与应用。本文基于中国2010~2021年省域面板数据考察了以“碳交易”为代表的市场导向型环境规制政策对地方政府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显著提升了地方政府税收收入。进一步研究发现,当碳市场采取有偿初始配额分配模式和非履约主体交易更活跃时,碳市场的增收效应更为明显。此外,碳市场交易形成的增收渠道能同时带来企业的节能减排,实现了环境与经济双赢。本文从政府的视角揭示了中国碳市场建设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结论对于完善国家统一的碳市场建设和缓解地方政府债务都具有参考意义。

论我国地方政府信用评级从“收入导向型”向“支出导向型”转型

有效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紧迫性凸显健全我国地方政府信用评级体系的重要性。目前,国内外地方政府信用评级模型均为“收入导向型”。笔者从地区异质性和极值情景、信用等级迁移矩阵、评级结果区分度的区域分析、各地区发行利率和利差统计等角度论证了我国地方政府信用评级从“收入导向型”向“支出导向型”转型的必要性。继而通过定量分析方法构建起“支出导向型”地方政府信用评级模型,并以500个地方政府作为样本,从省、市、县三个行政层级及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个地理区域层面实证分析得出由“收入导向型”向“支出导向型”转型后,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地方政府信用评级结果将有所抬升,大幅度缩小与东部地区地方政府评级结果的差距,导致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地方政府在债券市场融资成本的大幅度降低(以2022年为基数,可节约27.21亿元融资成本),进而导致全国地方政府融资格局的改变,更好地发挥债券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

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目标约束与企业技术复杂度

立足于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征管目标责任制,考察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目标约束对企业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并结合中国地级市层面数据和微观工业企业层面技术复杂度数据,实证检验其影响效果。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目标约束不利于企业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其内在机制在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目标约束增加了企业的税收负担,“挤出”了企业对于复杂技术的研发,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目标约束所引发的地区市场竞争尚未有效地激励企业复杂技术研发。进一步研究发现:下级政府对上级政府财政收入目标的“层层加码”不利于企业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目标对企业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效应还存在因产权而异、因规模而异、因技术密集型而异和因区域而异的特征。

中国土地出让制度改革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影响分析

研究目的:分析土地出让制度改革中中国省级层面和江苏省地市级层面土地出让收入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影响。研究方法:统计分析法。研究结果:各省土地出让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总体呈上升趋势;江苏省地级市的土地出让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比重的平均值高于全国省级平均水平。研究结论:国家政策对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行为和土地出让收入产生较大影响;不同省份间财政收入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存在明显差异,有的省份存在明显的"土地财政"现象;"土地财政"现象在低一级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中更为明显。

地方政府竞争与环境规制:基于区域开放的异质性研究

随着全球化推进,各国开始不断消减贸易壁垒,环境规制程度跟着提升,各级地方政府作为环境规制相关政策执行者,国家的环境治理直接受到其环境规制策略影响。论文围绕地方政府恶性竞争导致的环境规制失灵问题,采用变截距GLS方法和Hansen提出的"门槛回归"模型,并利用我国29个省级单位2000-2013年面板数据,将地方政府竞争作为门槛变量,分析在不同门槛值下地方政府竞争、区域开放对工业环境规制的影响,并进一步研究财政收支分权和贸易政策对这种影响是否存在积极或恶化作用,力求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政府恶性竞争,实现环境有效规制。研究表明:在样本期间内,财政收入分权度较低、财政支出分权度较高、贸易开放度高、金融开放度高和制度环境不完善的地区,地方政府竞争对工业环境规制的促进作用更加凸显。全国和东部地区地方政府竞争对工业环境规制呈边际递减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表现出地方政府竞争对工业环境规制非单调性,西部地区存在对工业环境规制呈边际递减的抑制作用。总之,样本期间内地方政府竞争程度有助于全国和东部地区环境进行有效规制,中部地区跨越门槛值后环境规制失灵,西部地区则存在较严重环境规制失灵问题。为了规避环境规制失灵,我们应提高外商投资的进入环境门槛,地方政府在治理环境时,应削减对自己地区的行政垄断,推动各级地方政府跨区域环境保护合作,并由较高层级的政府来承担环境规制的财政支出责任,不断降低地方政府恶性竞争导致的环境规制失灵。

房地产税改革与土地财政困局破解——基于对地方财政影响的情景分析

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出让收入是当前中国公共管理面临的重要难题。改革房地产税制并触发土地制度的连锁反应是破解中国土地治理困局的基本出路。通过预测不同改革方案下典型城市住房相关土地财政收入变化,评估房地产税替代土地出让(纯)收益成为地方支柱性收入源的前景。研究发现,如果合理设计覆盖城市存量和新增住房的房地产税,可在短期内保证地方土地财政收入的相对稳定,并在远期实现房地产税替代土地出让金成为地方财政支柱的目标,增强土地财政收入的可持续性。近期政府应改变"重流转、轻保有"的状况,将房地产税培育成为地方主体税种,远期应推进城乡一体化土地市场体系、土地出让制度和土地增值税制度联动改革,使地方土地财政收入从以一次性的土地出让纯收益为主向以持续的房产保有税、土地增值税等为主转变,促进政府土地管理本位职能回归,破解土地财政与政府治理困局。

地方土地财政与国家财政体制关系

分析地方土地财政形成的经济、政治、社会驱动因素,选用分税制改革后样本区间为1995~2010年16年间的中央、地方财政与土地出让金及税费收入数据,定量分析得出：一是分税制财政体制致使地方财政总收入在全国财政收入中的比例与土地财政收入在地方财政总收入中的比例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二是地方财政总收入对于土地财政存在较强的依赖性。在此基础上,提出治理与完善地方土地财政与国家财政体制关系的具体对策建议,为构建地方政府可持续的土地财税收益（经营）模式奠定理论基础。

我国土地出让收入膨胀影响因素研究

通过建立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规模影响因素的动态分析框架,本文利用我国地级市的空间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试图对近年来急剧膨胀的地方土地出让收入给出多视角的解释。研究表明地方政府横向竞争、单位建设用地的经济产出,与财政收入对于土地出让规模呈现显著正向影响,而农业用地的生产率水平则与之负向相关;就区域差异而言,东部地区的土地出让收入的横向竞争较中西部地区更为明显,而单位建设用地的经济产出与财政收入的影响则较弱,土地成本的约束更加凸显。

地方政府市政债券融资的创新机制研究

本文结合当前地方政府面临的融资难题,通过总结已存在的"准市政债券"融资的不足,提出收入型市政债券融资的创新机制。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设计了一种新的收入型市政债券的发行模式,通过三大阶段、二次发行、一套外部增级的过程,实现市场化融资和风险分担,为地方政府融资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国外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结构及其困境比较分析

向公众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是各级政府的基本职责之一,而职责的履行依托于公共财政的支撑。依据公共产品的属性,政府间在事权支出及收入结构上有着较为明确的划分,财政分权成为各国处理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准则之一。文章着重分析了联邦制、单一制及北欧福利国家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结构,以及伴随经济社会发展,若干国家地方财政的发展困境,以期对我国财政体制改革发展有所启示。

唐宋国家治理盗耕种自然资源土地资产述论

中国古代自然资源土地资产产权,可分为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经营权、监管权等不同层面。唐朝国家对自然资源土地资产产权具有普遍性的管辖权和优先处理权。宋朝进一步将自然资源土地资产划归"系官田产",或拨予、出卖给私人,或出佃收租。唐宋特别是南宋,国家治理盗耕种自然资源土地资产具有多方面的财政考虑,不仅表现为制定盗耕种自然资源土地资产若能补交租税就不予论处的政策法规,还表现在纠查逃税,直接增加中央财政专项收入,以及与地方财政争夺租税收入,与地方豪强争夺经济收益等方面。对宋朝治理盗耕种自然资源土地资产的效果,必须区分不同类型的自然资源土地资产和不同的博弈对象,分别加以考察和分析。

中国式财政分权下的地方政府支出

中国式分权的特殊性集中体现在经济上的分权与政治上的集中管理体制的紧密结合。中国经济改革始终围绕着如何在垂直的政治治理体制下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关系,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分税制改革以来,虽然政府间财政收入划分相对清晰,但支出责任并没有被正式划分。中国地方政府支出也因此表现出一些值得关注的特点,并给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带来风险。本文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政府资产风险:地方财政风险分析的一个新视角

针对目前研究地方财政风险问题时往往都从负债的角度来考察 ,本文变换了一下研究思路 ,从资产风险的角度来研究我国地方政府财政风险。本文首先定义了地方财政风险和地方政府资产风险概念 ,然后通过界定政府资产的类型 ,即财政收入、政府存量资产和政府无形资产或称政府威信 ,分别考察我国地方政府这三类资产的状况 ,结果发现我国地方政府资产质量不佳 ,存在着很大的风险 ,本文试图探究其原因 ,并为此提出了一些建议。

政府土地收益主要来源、规模下的央地利益博弈

财政分权强化了地方政府的利益驱动,土地制度则为地方政府谋求土地收益最大化提供了便利。在土地收益分配中,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责权利不同,其利益博弈也就不可避免。降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破解央地政府土地收益博弈困境,必须从制度建设入手:改革二元土地制度,消除"土地财政"产生的制度基础;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促进土地收入与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改革行政体制和政绩考核机制,消除"土地财政"的利益驱动。

转型时期地方政府利益偏好与经济增长

地方政府的集体利益偏好就是追求预算外收入。以此为逻辑起点,利用1985—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的检验表明,官员集团(尤其是中下层官员)"预算外收入"的集体利益偏好与高层官员"政治晋升"的个体利益偏好、地方政府的利益激励与中央政府的经济增长目标高度共融。不同时期差异显著:1993年以前,地方政府追逐预算外收入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反过来会抑制地方政府的预算外收入扩张;1993年之后,二者相互促进,且预算外收入对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大于之前。根据两阶段的实证结果差异,可以进一步推知,对于整个地方政府而言,政治晋升激励优先于以预算外收入为主要表现的财政激励。随着现有地方政府行为模式负效应尽显,经济转型亟需优化对地方政府的效用偏好,并增强财政约束与施政过程监督。

财政分权、区域竞争与地方政府非税收入

基于2000-2014年的我国省域面板数据,通过空间相关性检验发现,我国地方政府非税收入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性。进一步运用含有工具变量的空间动态面板模型分析财政分权与区域竞争下影响非税收入的因素,结果表明:地方政府非税收入存在较强的"路径依赖"效应,财政收入分权和税收收入的提高能够抑制地方政府非税收入增加,相邻地区税收竞争会引起本地区地方政府非税收入的增加。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违约风险——基于KMV模型的分析

随着中国地方政府专项债规模的扩大,其违约风险也在不断累积,专项债的发行偿付是否可持续成为目前研究的重要议题。基于31个省份2015—2019年的面板数据,采用KMV模型测算2020—2023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预期违约概率,研究发现:专项债违约风险将随时间推移逐渐显化,并呈现出区域化的特征;将再融资债券收入引入偿债收入时,偿还到期债券高度依赖再融资债券,违约风险暂时降低但不会消失;风险较高的省份中,天津、贵州和辽宁2020年实际到期债务规模远超适度到期规模,适度债务比例与政府性基金收入增长率正相关。长期来看,发债规模越高,可偿债收入越低,信用风险越高;短期来看,违约风险是由项目周期和债券期限错配直接导致的,债券期限短于投资回收期会出现资金缺口而导致违约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