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监察权威的生成机理及价值意蕴

宋代自上而下形成了中央台谏、外台监司、州级通判的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垂直领导监察体制。宋代监察权在运作中呈现出能够有效制衡行政、司法权的权威性特质。宋代监察权威首先源自监察官自身所具备的优秀监察品质;其次,其内生于作为皇帝的“耳目之官”所担负的维护封建“纲纪”的庄严使命;再次,宋代监察官铨选、回避制,从制度上保障了监察权威;最后,宋代监察官是“天下公议”化身的政治话语,从舆论上强化了监察权威的合理性、正当性。宋代监察权威在彰善瘅恶、澄清吏治、整肃“纲纪”、关注民瘼、保持政治清明等方面均起着扛鼎作用,其不仅能够为当代监察权威的构建提供丰富的镜鉴和启迪,甚或可以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南宋地方官咨政与基层治理——以地方民用基础设施建设为例

南宋地方民用基础建设中存在着地方财政拮据、地方官对基层情况不熟悉等问题,咨政则是地方官应对地方建设中民用基础建设难题的有效途径。地方官对民间人士的咨政活动,不仅可以帮助地方官获取民意,而且有助于应对来自基层建设中的挑战。通过对水利、桥梁、学校、祠庙等方面的咨政,地方官进一步拓宽信息渠道,实现了官民之间的良好互动。因此,南宋地方官咨政对基层治理具有积极作用,有助于地方官了解当地突出的政务问题,能在施政的过程中更好地获得民间力量支持,使地方施政更加符合民意,对于社会舆情有积极的引导作用。

南宋修内司官窑瓷的形制与文化审美研究

以南宋修内司官窑瓷的形制为研究视角,结合北宋汝官窑瓷工艺特征的研究,通过文献研究法、图像与实例分析法等方法,探究其器型形制、装饰特征、烧制工艺与文化审美特征。从地域、历史文化背景等方面进行梳理,认为南宋修内司官窑瓷的特征风格的形成是受北宋汝官窑瓷文化的影响,是南北宋时期文化交融与智慧融合的产物。南宋修内司官窑瓷造型拙朴、釉色青润明亮、气韵庄重浑厚,具有古拙而又讲究的特征,充分体现古人善假于物、物尽其用、因地制宜的设计意识。

宋代监察权被监督制约的制度实践、法理逻辑及当代价值

为防范、惩治监察官腐败,构建清明的政治秩序,宋代于监察系统内外构建了对监察权进行同异体并存式的严密监督制约机制。宋代监察权被监督制约的法理逻辑在于其自身被赋予了“君主耳目”和“天下公议”的功能定位,是宋代三百余年国家治理“元气”之关键所在。宋代监察权自身被关进制度笼子以及由此所呈现出的权威性、民本性、制衡性等品质,可以用来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构建当代监察权被监督制约机制提供有益借鉴。

近十年来宋代官学研究述评

系统完善的宋代官学成为宋代教育的一大特色。通过对近十年来发表的有关宋代官学研究成果的梳理发现,成果主要集中于对宋代太学、国子监、地方官学、专业教育研究及宋代官学综合研究等方面。通过文献综述还发现研究中出现了研究深度不够、选题重复、学术影响力差、"近亲繁殖"现象严重等问题,并提出了研究建议。

宋代官窑瓷器型风格与特色

宋代官窑器型设计的指导思想是宋代理学的疑古思想。商、周、汉青铜器和玉器的造型是宋代官窑器型设计的曲范,造型古朴,外观庄重,崇尚自然形成了宋代官窑瓷独特的器型设计风格和特色。

从近世走向近代——宋元变革论述要

论述中国历史的演进,最为有名的是日本学者内藤湖南首倡的唐宋变革论,这是向前看得出的认识。宋元变革论则向后看,从宋代与元明清乃至近现代的联系来观察历史走向。宋元变革论,准确地说是南宋至元变革论。本文追溯了宋元变革论的学术背景,运用地域切割理论,把视点聚焦于江南,从南朝到南宋的联系上,揭示一直遮蔽于中原政治光环之外的经济和文化重心江南的重要性。并且在士大夫政治研究的基础上,从科举登第后士人命运的角度切入,指出制度上的设计与实施过程产生的流弊,加之进入南宋后的"员多阙少",使绝大多数科举登第后的士人停滞在选人这一低级官僚的层面。严酷的仕途现实让士人失望、绝望,逐渐与主流政治产生疏离,形成流向多元化。而元代长期废止科举,更为促进了这种趋势。大量士人参与到地方社会,引领了社会转型。文化下移,教化普及,明清以来强势的地方乡绅社会,来源正是南宋历元的积淀。通过对时(南宋)、地(江南)、人(士人)三要素互动的考察,来俯瞰中国如何走向近代的轨迹。

宋代士大夫社会控制思想及其实践

在社会转型与变革期,自任以天下的宋代士大夫努力于重建社会秩序,围绕救弊图治的政治理念,就社会控制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思想并多付诸实践。范仲淹的吏治思想、“三苏”对礼治的推崇、王安石“大明法度”的社会思想以及朱熹“三纲五常”的社会控制思想等凸显了宋代士大夫社会控制思想的时代特点。

宋代地方官吏应对瘟疫的措施及其对医学发展的影响

宋代地方官吏是州县地区防治疫病的核心力量,也是国家政权应对疫病的基层组织者和实施者。地方官吏按照国家疾病防控机制,对辖区内流行的疫病采取了政治、医学和经济等措施加以应对。其中政治措施主要表现为及时向朝廷上报疫情信息,贯彻朝廷应对疫病的各项政令和措施,提出奖惩官吏的建议,祭祀境内名山河湖,打击巫术和控制谣言等;医学措施主要表现为派遣州县医生诊治,发放药物,公布医方,建立病坊,掩埋尸体等;经济措施主要表现为划拨钱粮赈济,提供粥食,向朝廷申请度牒和减免租赋,有些地方官甚至还拿出俸钱和衣物等以资救疫。地方官吏在防治瘟疫的过程中,撰写了大量临床实用医学方书,收集了许多有名的秘方、验方和效方,不仅有效地促进了官方正统医学知识的传播,而且对宋代医学基础理论、伤寒金匮、临床诊法、针灸推拿、医学本草、临证诸科、延年养生和医学病案等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宋代官钧的美学内涵解析

钧台窑作为官窑的历史虽然短暂,但少量传世器物及近年来出土的窑址残器,还是让世人了解了在造型和装饰上趋于完美的钧瓷艺术。宋代官钧的美学内涵和美学价值体现在本真之美、釉质之美、色彩之美和造型、线条之美四个方面。宋代钧瓷在陶瓷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对当世和后世贡献和影响甚大。

试论南宋地方官员的离任审计法律

南宋地方官员离任审计法律的编制,是一个经过不断修订,逐渐完善的过程。高宗、孝宗两朝基本因循北宋以来的律令,《庆元条法事类》编制完成后,南宋中后期基本以此为据,只进行一些细则的补充,使得审计法律程序和审计内容更加符合社会的发展。南宋地方官员的离任审计法律不仅是对官员廉政情况的监督,更是为了掌控地方财政的运行状况。尤其是南宋中后期加大了对地方债务、财政收支详细去向的关注,说明随着经济管理水平的提高,经济法律也逐渐细化。南宋地方官员的离任审计法律,对程序法比较重视,体现在审计过程中对审计时限的严格执行,而且十分讲究权力制衡,不仅机构层层监审,新旧官员之间也相互牵制。

北宋后期状元释褐职任考

沿袭仁宗朝后期的格局,英、神、哲3朝大部分状元的释褐职任为大理评事、签书两使幕职官事,而谅闇期间的状元,依惯例以初等幕职官释褐。徽宗朝状元的释褐职任,其寄禄官在前3朝的基础上又降一格,但其执事官几乎全是秘书省校书郎、正字等京官,不再安排到州郡历练。

南宋前期状元释褐职任考

文中的南宋前期指高宗、孝宗两朝。这两朝状元释褐的惯例均为授职承事郎、诸州签判;谅闇榜状元的释褐职任都不再下调,依旧实行惯例;两朝皆有少数因某种特殊原因而仅将释褐职任中的寄禄官上调的情形,幅度都不大,其执事官则仍然是诸州签判。当然,两朝因时势不同,在状元释褐职任的处理上也有不甚明显的差别。

宋代地方官员的考课制度及其弊端

为了加强对地方官的管理,宋廷制定了严密的考课制度,定期对地方官员的德行、才干、劳绩进行考评,并由中央的具体部门,依此来决定对地方官的奖惩,使地方官的升迁罢黜,在层层牵制下最终集权于中央。考课制度加强了宋廷对地方的掌控。以维护皇权、加强中央集权为首要目的制度,由于制度本身的问题和等级授职体制下人治的因素,在执行中出现了许多的弊端。用意良好的地方官考课制度,在实际执行中的扭曲与失效,给宋代地方政治带来了极为不良的影响。

宋代地方官对移制度初探

宋代对移制度是一项集官员监察和管理于一体的差遣再分配制度,是官员管理制度的灵活性在实践层面上的体现,它既有利于克服吏部或中书铨选按资排序注授地方官员差遣却无法实现对其全面监督的弊端,又有利于发挥地方高级官员的积极性和灵活性,使他们既有监察属下的权力又有解决问题的权力。它既有存在的必要环境,又有执行的程序和原则,对移制度在宋代一直处于不断的改进和完善中,并对该朝官制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和影响。

北宋宿州地方官员宦绩述论

北宋时期,文人治国理念影响深远,突出表现在一大批廉政有为的清官的产生。宿州作为皖北重镇,北宋朝也涌现出一批勤政为民、廉洁自律的清官。他们在城池修葺、缉捕盗贼、严明法纪、惩恶扬善、救济百姓、以德服人等方面表现尤为突出,其宦绩为宿州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值得今人学习。

唐宋时期颍州地方官员勤政廉明事迹述论

唐宋时期,颍州涌现出了一大批勤政廉明的地方官员,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唐宋时期颍州地方官员的主要勤政廉明事迹突出表现在勤政爱民、廉明自律和公正无私三个方面,这些地方官员的勤政廉明事迹值得当今地方政府官员的学习和借鉴。

教育史域下的两宋庙学活动考

庙学即文庙与学校的结合体,自两汉肇端、唐朝定制,至宋在“重文”政策引领下获得快速发展。通过文献梳理与考证,发现宋初因庙设学,北宋中后期庙、学并立,甚至部分书院“庙学”化,使得庙与学形成一个教化命运共同体,学因庙而得以拓展教学空间,庙因学而得以教化大众,可说是集政统、治统、道统与教统于一体,对元明清庙学活动产生了深刻影响。

宋前衢州县官考

现存的历代衢州方志,记载古代衢州县官,详于宋代以来,略于宋代之前,而记载的宋前衢州县官多有疏漏或错误。据各种传世文献和出土碑刻墓志,宋前衢州县官可考者有60人,其中32人为历代衢州方志都没有记载,而且方志的记载也存在一些错误。

礼仪空间与地方统治——以宋代地方官出迎诏敕为中心

在中国传统社会,皇帝与官员的权力往往是通过礼仪符号来体现,而这些礼仪性符号需要在一定的空间内才能发挥效用。因此,礼仪性符号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特定的政治文化。本文就以礼仪活动展开的空间为切入点,对宋代地方官员出迎诏敕的仪式进行个案分析,讨论礼仪与空间的关系。宋代地方官在出迎诏敕的过程中,要经过许多场所,这些场所承载着诸多仪式规范,是君主专制政治的体现。在整个迎诏仪式中,地方官员竭力维护仪式的威严性和规范性,以此确立其统治的合法性,官员的等级差异也体现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