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祖先崇拜看冲绳华裔祖先观念的本土化——以冲绳阮氏为例

冲绳华裔传承了中华文化中的祖先观念,但也打上了许多本土化的烙印,包括日本文化的祖先观念、琉球原生的女神信仰、体现本土观照的圣迹巡拜等。冲绳华裔表现出对其始祖特别执着的追寻,通过强化祖先认同构建自身冲绳人的身份认同,以加强族群的凝聚力。

区域信仰的本土化与地方信仰的转型——基于清代陕南杨泗将军信仰的考察

作为区域性神的杨泗将军信仰,在清代中期由两湖移民带入陕南地区之后,又整合了宋代以来陕南原有地方性神祇杨从义,不仅完成了其本土化的进程,同时也使得本为庇佑地方农业生产的水利神杨从义崇拜发生转型,成为区域性信仰的组成部分。而这一民间信仰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清代中期以后陕南大规模的移民运动,直接将原居地区水神信仰带入,但更重要的是因为明清时期陕南地方商品经济的勃兴,使得民间信仰体系从以地方诸神为主开始向地方诸神与区域性神祇相结合转变。

彝族土主崇拜研究

彝族土主崇拜是宗族制发展的产物,其前身是山神崇拜,南诏时期发展到土主偶像崇拜阶段,加之受释道文化的影响,彝族土主崇拜更加多元化。彝族土主崇拜具有庇佑人畜平安、注册人畜灵魂、主管风雨五谷、毕摩护法神、神判等职能,囊括了彝族生殖崇拜、图腾与祖先相迭的复合文化以及释道文化影响下的人为宗教等文化内涵。

藏族传统宗教中的灵魂观念与祖先崇拜

文章主要对藏民族传统宗教即苯教、佛教和民间宗教中的灵魂观念以及早期的祖先崇拜问题进行考析,主要探究藏族灵魂概念在不同时期、不同宗教中所具有的意义和内涵,同时还比较了早期藏族祖先崇拜和后期民间宗教中祖先崇拜的遗存,认为后期的地域神和五守舍神都同早期的祖先崇拜有密切的关系。

地方性生态知识与生态保护——以滇西北藏区奔子栏镇神山崇拜为例

相对于现代环境科学知识而存在的地方性生态知识,对于保障地方生态安全、保护区域生态环境、维护地区生物与文化多样性都具有重要实践意义。地方性生态知识依靠其特有的生态观、认知体系、技术实践和社区组织管理体制,去实现其保护区域生态环境的功能。滇西北藏区普遍存在着神山崇拜的社会事实,对于维护藏区的生态环境始终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奔子栏镇藏族乡民的神山崇拜就是如此。

选择神祇:明代公祀体系的包容与排斥——以地方公祭神祠为中心

明代地方公祭内容当中,各类神祇祭祀的变化最为频繁,大致经历了洪武朝定制期,成化、弘治迅速发展期,以及嘉靖以后的持续增长期三个阶段,祭祀内容不断增加,以致繁复。地方公祭对象的选择标准主要考虑其是否有功于国家、惠爱在民、具有保佑功能,或学识德行昭著。这样的选择标准是基于对公共利益的考量,即通过对这些神祇的公祭,发挥崇德报功、示范表率,及舆论导向的功用。因此,明代公祀体系具有明显的"为公"属性。整体来看,明代地方公祀体系是开放的,并处于不断变动中,其包容和排斥性构成理解明代地方祭祀信仰层级结构的一个视角。这种层级结构显示出明朝政府对国家所倡导的儒家信仰、制度性的宗教信仰,以及各类民间信仰的基本态度。

植物、动物、人与山神:嘉绒藏族山神信仰的本土知识体系——对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硗碛藏族乡的田野调查

山神信仰是嘉绒藏族信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对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硗碛藏族乡的田野调查,系统研究了嘉绒藏族关于山神与植物、动物和人之间的本土知识体系,指出其特点是人、植物、动物共居于山神怀抱,山神在这一组关系中居于支配地位,而人则按照山神的喜好和自己的需求来对待植物和动物。

明清以来西山万寿宫的发展与“朝仙”习俗

明清以来,在官方、士绅、商人以及民众的共同推动下,西山万寿宫不仅经历了一个宫殿规模不断扩大和经济实力日益增强的历史过程,还逐渐由里甲祭祀场所发展为跨地域的祭祀中心,成为各种利益集团认同的文化象征,从而导致了香会组织的不断发展和"朝仙"习俗的形成与延续。各地朝仙会的进香过程及其内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明以来道教地方化的历史趋势,以及地方社会文化的创造过程。

天后信仰与地方社会秩序的建构——以天津皇会为中心的考察

天津皇会区别于一般的天后崇拜,成为天津独有的社会文化现象.皇会在清乾隆年间的兴盛有赖于天津民众对天后的笃信,也有赖于地方经济的繁荣与昌盛.皇会特殊的性质使得众多的社会阶层参与其中,并使得更多的社会群体能够在这一盛大的庙会中实现互动.这一互动的过程也体现出地方社会秩序的建构和协调等问题.

从白族本主神祗分类看本主崇拜心理的发生

本主崇拜是在白族特定的文化环境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它不仅积淀了丰富的白族文化内容 ,也表现出白族特有的宗教意识。本文根据本主神祗不同的发展经历、不同的故事传说 。

文明的质询 自然的挽歌——试论刘醒龙小说中的道家文化意蕴

湖北作家刘醒龙的小说中内蕴着鲜明的道家文化取向,而这种文化取向贯穿在他的乡村、乡镇与都市工业题材的小说之中,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对自然素朴的乡村文明的追慕、对异化人性的现代文明的厌弃、宽容因顺的道德观和女性崇拜。道家文化的浸染形成了刘醒龙小说创作的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从明代淫祠之禁看儒臣、皇权与民间社会

按照明代的宗教管理体制,并非所有不在国家祀典的民间信仰一概被视为淫祠。但地方官在实际的行政中往往过激,将祀典以外的神明和祭祀一概视为淫祠。明代的官方制度和禁毁淫祠活动非日常化的运动特征,都为民间信仰的存在留有空间。同时,明代国家祀典是一个开放发展的体系,不时将有影响的民间信仰纳入,扩大了该信仰在民间的影响。由于明代的国家既非依据民众的合意也非依据儒学的原理而成立,因此,代表国家意志的儒臣既要禁毁民间的淫祠,也要限制皇权的淫祀,但效力有限。

云南纸马的本土发生说

云南纸马具有独特的地域风格,同时,云南有着产生古老原始崇拜观念的深厚土壤,"蜀身毒道"把佛教最早带入云南民间社会,又把造纸术、印刷术带到云南,原始崇拜观念与物质技术条件历史的契合促成了云南纸马的本土发生。

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在民间信仰中的整合——以明清南方地区龙母信仰为例

龙母信仰作为水神信仰的一支,历史极为久远,它产生于秦代,历汉、唐、宋、元至明清时期,最终成为南方地区普遍受祭的神灵之一。明清时期,民间信仰成为国家控制地方社会的重要手段,龙母信仰成为国家与地方互动的场域。龙母信仰以其"仁孝观"而借助国家权力得到普遍祭祀,国家则利用龙母信仰对民众进行道德教化,安稳地方社会。

试比较基督教的独一神崇拜和中国世俗民众的多神崇拜

神灵崇拜是世界各民族宗教信仰活动中的普遍现象,然而西方基督教神灵崇拜和中国宗教神灵崇拜之间却迥然有别。本文从神灵体系、神灵观念、崇拜态度、崇拜目的四个方面对中西方的神灵崇拜现象加以比较,试图找出它们之间的差异,从而揭示中西方宗教文化内在的根本隔阂所在。

明清乡贤祠入祀制度演变探析

乡贤祠是文庙的重要建筑,一直是地方祭祀的重要场所,在扬善惩恶、劝风引俗以及巩固国家地方政权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祭祀乡贤的活动明代以前就已经出现,但长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明代乡贤祭祀制度自洪武开始至成化时期逐渐得到完善,但由于监管制度不完善,存在较多漏洞。清代在明代的基础上进行了补充,入祀制度更加完备。历经明清两代的发展,乡贤祠的作用更加突显,乡贤祭祀已成为国家治理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明清时期的城隍崇拜与广西地方社会

城隍神自古以来为中国民间的重要神灵,在中国"神灵体系"中虽然"神格"虽并不算高,在中国古代城市中,城隍庙一直是作为一种兼具祭祀性和世俗性的公共建筑几乎存在于各个城市中,是中国唯一的每座县城必有的庙宇,是古代城市最大的祭祀场所,是一项比较典型的,比较有特色的民间信仰活动,是城市居民的精神家园。广西城隍崇拜始于唐朝,明清时期广西的大部分民族地区也已建有城隍庙。城隍崇拜有诸多社会职能,对地方社会控制有一定的作用。

孙膑崇拜的正统化脉络与地方化过程——以山东潍北地区瓦城大庙为个案

战国时期著名军事家孙膑,经历了由历史人物进入神灵谱系的过程。明代以前在国家正祀中的边缘状态与进退的反复,以及明清以来沉降民间的地方化表达,反映了中国历代王朝的政治策略和地方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正史中关于孙膑记载的简略,为后世留下了巨大想象空间。孙膑的神奇经历与非凡军事才华,是其得以神化的基础。在他身上体现出来的"良臣择主而事"的战国时期社会观念,与自身的残疾特征,以及难言善终的结局,是导致官方叙事对其多元评价的主要原因,并最终使其在国家正祀中撤废。在地方祠神信仰中,不仅体现出国家礼仪自上而下的渗透与推行,更是地方精英迎合国家大一统观念的主动援引并化为己用。山东潍北瓦城大庙的神主更替与"孙膑封地说"的在地化进程,有助于推进对国家正祀传统与地方化发展之间关系的深入理解。

在国家与地方之间:普庵信仰的生根、扩散

普庵信仰根源于江西宜春,在明清时期向南方诸省扩散,形成了普庵神信仰圈。在普庵信仰民间化的过程中,地方官府、乡绅成为普庵信仰传播的推力,封建王朝对其也屡屡进行加封,普庵信仰成为国家控制地方社会的手段。而普庵信仰之所以被国家崇祀并成为国家正祀,正源于其本身所具备的文化功能:道德教化、安稳社会秩序。

黄帝神话的在地化生产及其文化产业开发

黄帝原本是始祖神,是上古神话中的文化英雄和战争英雄,后来被历史化和仙话化。黄帝神话流传广泛,在各地均实现在地化生产,黄帝口头叙事与各地山水、古迹结合起来,形成多个黄帝陵、轩辕庙,朝廷选择其中一个陵或庙加以祭祀。陕北黄帝陵在中唐藩镇割据的历史背景下被纳入国家祭典。朝廷通过遣使祭祀强化对黄帝的始祖信仰,昭示皇权的正统性。各地的黄帝陵庙都是文化圣地。当代旅游的开发和非遗保护的兴起,使黄帝陵庙及相关祭典成为文化产业开发的依托,有些地区的黄帝神话旅游产业已成为当地支柱产业。